在一定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史学家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34]历史虽然不是一位可以任人打扮的少女，但总是不断地被后人“改写”。科举制已经废止了100年，也被误解了近百年，现在是该重新评价科举制了。
100年前，清廷发布上谕，“停止”科举考试。而随着帝制时代的终结，科举制再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重新恢复了，这一停便是永远停止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科举就是一个坏东西，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人们在谈到停罢科举或废止科举时，通常是使用“废除”一词。一个“除”字，便体现出除恶务尽的主观色彩，便体现出认定科举是恶制的观点。长期以来，“科举”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个已被妖魔化的词语，当代一些人为了说明哪一种考试不好，往往说这种考试“变成了科举”。然而，说到底，科举制就是一个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它本身不见得就那么恶，将科举骂成罪大恶极实在不够全面客观。“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成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由于科举制实行时间长、前后变化大，且其制度设计与实施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异，因此很难简单地说科举制是好或者不好。科举制的职能与功能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大的距离和差异。科举制的职能是指考试选官或为国取士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目的，功能则是制度运作后的实际效果。在读书至上和官本位的传统社会，科举考试的功能十分强大，远远超出其职能范围，产生巨大的效能，致使科举考试成为指挥棒，左右了当时的政治、教育和世风。科举制的目的是选官，但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选官，它既要面向职官系统，也与社会秩序的维系、文化传统的传承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密切相关，当其影响扩大到弗远不届无孔不入的程度时，利弊都被充分放大，结果使其自身成为中国帝制时代后期矛盾的集合点。
科举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和影响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它既有维护统一与普及文化的作用，又有压抑个性与钳制思想的后果，既有澄清吏治与鼓励向学的一面，也有做官第一与片面应试的一面。科举制的千秋功罪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很难断言其功大于罪或弊大于利，也很难准确地说是否功过参半，这是一个不易用四六开或对半开来量化分析的大问题。人们往往笼统地说唐宋时期科举考试发挥出较明显的积极作用，明清以后因为考八股文，弊端较为突出，选才功能下降。其实，就明清时期而言，也存在着前后期的变化。八股文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其测评举子文字功底和思维能力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只是到后来水涨船高，考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考试难度不断加大，数百年教材范围都在四书五经之内，命题万变不离其宗，结果八股文这种标准化考试文体不得不走向作文的死胡同。康有为便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35]物盈则亏，法久终弊。任何制度都需要与时迁徙，不断改革。唐代开成初年（836），唐文宗与宰相郑覃讨论进士科和机构改革时，曾指着面前的香炉说：“此炉始亦华好，用之既久，乃无光彩。若不加饰，何由复初？”[36]确实，无论多好的制度，实行时间一久，难免出现弊端。但应该承认科举制度本身是设计得非常精密周延的。
世事沧桑，时过境迁。科举制已经被废止了100年，也整整被评价了100年。对科举的评价从片面走向公允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有关。多年来，中国人对科举制的态度往往深受现实的制约，从对科举不遗余力的批判到主张对科举制平反，从一般的科举研究到“科举学”的构建，皆与时事、社会背景的变迁密切相关。1905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科举制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根据科举制的全貌，也常常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受制于清末人士单一的科举批判观，并源于对中国考试选才的现实利弊的观察与判断。一百年来，人们据以评论科举制的语境发生了多次变化：从废科举后的反科举语境到20世纪20—30年代的重建文官考试制度语境，从60—70年代的批判高考语境到70年代后期的恢复高考和重建公务员考试制度语境，再到90年代的批判“应试教育”和反思传统文化语境，大体可以看作评价科举制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科举制在评价者心目中的面貌也有所变化。21世纪初叶，中国对科举制的评价仍将处在现实考试所呈现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后果的影响之下。
重评科举制度、消除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经过长期的宣传和批判，许多人对科举先入为主的坏印象已根深蒂固，通常很难接受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当然，本文提出重评科举制度，并非一味为科举制唱赞歌，而是为了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是为了将科举研究推向深入。而研究科举学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有助于认识考试的利弊得失和考试的发展规律，并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这便是重评科举制度的目的。
【注释】
[1]杨学为：《高考文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17页。
[2]徐晋如：《<儒林外史>的见识高超在何处》，《博览群书》2002年第9期。
[3]张耀翔：《论科举为智力测验》，《晨报副刊》1493号，1926年2月16日。
[4]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109页。
[5]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后论。
[6]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二四《策问》。
[7]《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
[8]《白居易集》卷五八《论科制人状》。
[9]《旧唐书》卷一六八《钱徽传》。
[10]《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
[11]《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
[13]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五。
[14]《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
[15]《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
[16]《国朝文类》卷十四陈祐《三本书》。
[17]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选举·科场》。
[18]《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九。
[19]吴晗：《明代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见《灯下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94页。
[20]董孟怀等：《百年教育回眸》，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21～23页。
[21]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书屋》2005年第1期。
[22]周腊生：《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4页。
[23]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24]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382～484页。
[25]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6]陈必龙：《状元论》，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29～33页。
[27]徐晓望：《论科举制度与中国东南文化的开发》，《东南学术》1998年第6期。
[2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151页。
[29]蒋德海：《科举制在中国近代的遭遇》，《复旦学报》1996年第5期。
[30]过去批判科举制的论者常常举出清末将八股科举与鸦片、缠足一起列为中国的三大祸害或三大恶俗的例子，但并没有人认真考证此说的由来。我还没找出“三大祸害”说的最早出处，就我目前所见，1895年，有位叫做Fryer的西方人曾将鸦片、缠足和科举考试列为中国的“三大祸害”，并以此作为主题在英文刊物《中国文库》上进行有奖征文。按一般中国人的流行说法，三大祸害之一是八股文而非科举制，但传教士的征文要求却明确说是“科举考试制度”，概念不同，动机复杂。参阅拙文《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
[3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三《官制与官规》，中华书局，1989年，68页。
[32]孙中山：《咨参议院议决文官考试令等草案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1912年2月28日。
[33]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34]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关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28页。
[35]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208页。
[36]《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郑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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