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古代科举制的发展历史

第一节古代科举制的发展历史

一、实行科举前选拔人才的方法

在我国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选拔和任用符合他们政治需要的人才。^[1]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自己的亲属，因此，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别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手中，而且世代相传，不能随意任免。到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国家的君主和贵族，开始通过新的途径来选拔人才。他们有的将一批有才干的人供养起来，以便随时选用，这种做法称为“养士”；有的则从立有战功的人中进行选拔，这种做法称为“军功”，还有的君主任命别国的人才担任自己国家的要职，这些人才被称为“客卿”。

汉代，封建统治者实行了“察举”和“征辟”制度。察举是由州、郡等地方长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进行考察，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以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然后政府经考核再任以官职。征辟则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察举和征辟，比起奴隶主贵族实行的“世卿世禄”制，自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能够得到州、郡等地方长官举荐和征辟的毕竟是少数。由于官僚们的徇私舞弊，东汉末年，竟然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葛洪《抱朴子》卷十五《察举》）的奇怪现象。

发展至魏晋，魏文帝曹丕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即各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都由中央选派当地“贤有识鉴”（杜佑《通典》卷一四《选举》二）的官员担任。大、小中正将自己所辖区内的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等，然后由中央政府根据中正评定的等第授予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东汉以来州郡名士操纵舆论、左右荐举和征辟的局面，能够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来充实官僚机构。但是，随着豪门世族力量的发展，大、小中正都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从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积弊，最终“九品中正”制也完全转化为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了。

二、隋唐科举制的确立与完善

隋统一中国以后，一度曾实行“九品中正”制。但是，这时的世家大族已日趋没落，而寒门地主的势力则日益上升，“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在隋文帝开皇（581至600）年间，以分科举人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制（杜佑《通典》卷一四《选举》二）。隋炀帝始设“明经、进士”。取士的制度，由此揭开了中国科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代的科举制在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唐代的常科中最受人重视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是经义或者是时务。后发展为：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因为帖经墨义只要能熟读经传和它的注释就可以中式，诗赋则需要有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明经又远比进士为多，每次进士科得第的只占应考人数的百分之一、二，明经科得第的却占应考人数的十分之一二。^[2]明经科得第的，每年有一二百人，进士科得第的，有时只有几人，有时十多人，有时二十多人，最多也不过三四十人。所以，当时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3]的说法。在唐代的众科考试中，人们最看重进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4]。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称为“投卷”。向礼部投献的称“公卷”，向达官贵人们投献的称“行卷”^[5]。这在当时是增加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最能表现史才、诗笔、议论的小说。《幽怪录》、《传奇》以及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唐诗数百种，都是当时考生们的投献之作。唐代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对选拔人才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为那些达官贵人营私舞弊开了方便之门。

唐代制科，名目繁多。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其中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应制科考试的，可以是得第得官的人，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也可以是庶民百姓。制科考试，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6]。

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武举是由兵部组织考试。考试的项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但唐人对于武举并不重视。《新唐书·选举志》说：“其选用之法不足道。”其中关于武举的记载，不过九十余字而已。

科举取士，将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都集中到中央，它使大批庶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机构，“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7]，这必然会触犯豪门世族的利益。所以，豪门世族总是企图取消科举制，尽管科举取士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是，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它又是更进步、更合理、更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因此，它不仅没有在豪门世族的诅咒声中消亡，反而一天一天巩固并发展下去。

三、宋代科举制的发展

宋代科举，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但是，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则发生过多次变化，有关考试的规定也日益严密。

北宋初年，常科的科目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进士科之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那时，各州县都设有学校，仅京城开封设有国子监。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官僚子弟，人数不多，有些人只是挂名而已。所以，考生来源，主要是各州贡举。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将合格的考生，解送礼部，称为“取解试”。第二年春天，礼部进行考试，称为“礼部试”，又称“省试”。省试的内容基本上和唐代一样，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

熙宁（1068—1077）年间，王安石对科举制进行重大的改革。罢诗赋、帖经、墨义。每个考生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子》。司马光入朝执政，陆续废除各种新法。于元祐四年（1089），将进士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诗赋进士，必须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选习一经。哲宗亲政之后，对司马光的做法来了一个否定，绍圣元年（1094）又“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8]了。

高宗南渡之后，继续用科举取士。建炎二年（1128），设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绍兴十三年（1143），将诗赋、经义并为一科，实行之后，考生颇感不便。绍兴三十一年（1161），又分诗赋、经义为两科，直至宋末。

宋代科举最先是一年举行一次，后改为每隔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英宗治平三年（1066），才定为三年一次。至于录取名额，太祖时，进士最多的一次是三十一人，诸科最多的是九十六人。到了太宗的时候，录取名额大增。太平兴国二年（977），御殿复试，得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考生名册，得参加过十次至五十次省试的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虽然考试不合格，但是因为他们年老，特赐同《三传》出身。这一年录取的就有五百余人之多。^[9]真宗咸平三年（1000），录取进士四百零九人，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总人数多达一千六百三十八人。^[10]比太平兴国二年录取人数多两倍以上。由于宋代科举，一经录取，立即授官。录取人数太多，必然出现“官吏猥众”的局面。所以，仁宗时规定：“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11]不过，每次四百人，为数也相当可观。

北宋初年，沿袭唐代的风气，考生投卷也很盛行。后来，为了防止权贵干扰，考官徇私，师生结党，科举中实行了锁院、糊名和誊录等许多有力措施。所谓锁院，就是在考选期间，将考官和外界隔离开来，锁院的时间，有时长达五十天。糊名就是把考卷上的姓名和籍贯等密封起来，所以又称弥缝或封弥。而誊录是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使评阅试卷者无从辨认考生的字迹。这些制度的建立，对于防止主考官的“徇私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在选拔人才上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待到北宋后期特别是南渡之后，随着南宋王朝的腐朽，科场舞弊层出不穷，此时糊名、誊录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代的制科，远不如唐代之盛。太祖乾德二年（964），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三科，真宗景德二年（1005）增为六科，仁宗天圣七年（1029）又增为九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制科曾多次停罢，有时虽然举行而应诏者甚少。在宋王朝统治的三百二十一年中，制科御试仅有二十二次，被录取的不过四十一人而已。^[12]

宋代武科，始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亲试武举十二人，先试骑射，然后试策。“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可是，不久就停止了。后来，虽然也曾设立武学和恢复武举，以马射、步射、武艺、策略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内容，但是并不被人重视。

四、元代科举制的中落

元代政权以蒙古贵族为主体。蒙古贵族有一套自己的选拔和用人制度，因而在设科取士的问题上，遇到重重阻力。直至元建立近八十年之后才恢复科举考试。虽然设立了科举制，但是和唐、宋、明、清等朝代相比，不免相形见绌。

元代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御试三级，每三年举行一次。因为当时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分，所以考试的程式也有所区别。蒙古、色目人试二场，汉人、南人试三场。在考试内容方面，对汉人、南人的要求也比蒙古、色目人严格得多。蒙古、色目人作一榜，称为“右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称为“左榜”。虽然左、右两榜都是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但是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授官（《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在科举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从皇庆三年（1314）开始实行科举到元朝灭亡的六十年中，一共举行过七次进士考试。每次录取的名额，两榜总数最多一百人，最少五十人。总的说来，科举制度在元朝是一个中落期。但是，从考试的内容看，朱熹的《四书集注》已占有重要地位，这对后来的科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明代科举制的兴衰

明太祖朱元璋很懂得人才对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意义。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前，他就十分重视争取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迎接即将取得的全国性胜利，1367年，朱元璋发布了“设文武二科取士”的命令，要求各级地方官“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13]，从而揭开了明代科举的序幕。

明王朝建立后，官员缺额很多。洪武四年（1371）正月，朱元璋令各行省连续三年举行乡试，所有举人都免于会试，赴京师听候选官。又从各行省的举人中选拔一些“年少俊异者”担任翰林院编修、秘书监直长等官职，让他们在宫中的文华殿肄业，由著名学者宋濂等负责进行教学。连考三年后，朱元璋发现所录取的人才，大多是“后生少年”，文章虽然写的头头是道，却缺乏实际工作的能力。于是，他在洪武六年（1373）二月决定暂停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二月）。荐举的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由各地方长官举送京师，破格录用。从此，科举停止了十年。但是，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荐举多而且滥，经吏部荐举需要授官的，多时一次达三千七百余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多人（《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三），长此下去，将无官可授；更严重的是，被荐举的人也不比科举入仕的人更有行政才能。经过比较，朱元璋感到科举制度还是有它的优越性，便在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下诏恢复科举。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学校和科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14]为了推行封建的文化专制，就在应天建立国子学。1369年又令各府、州、县设立学校。国子学是中央一级的学校，建于南京鸡鸣山下，不久改称国子监。在国子监学习的学生通称监生。举人入监的称举监，生员入监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在北京设立国子监，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京，称原来的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这就是明史上的南监和北监。

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试的录取名额，是由朝廷决定的。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在丑、辰、未、戌年于京师举行。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乡试中式的举人。会试的录取人数，明初没有定额。最少的一次，只有三十二人，最多的达到四百七十二人。

殿试，是明代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因考场在奉天殿或在文华殿而得名，凡是会试中式的人都可以参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皇帝就是主考官，所以又称廷试。明代殿试的名次分为一、二、三甲。一甲只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而当时士大夫又通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

明王朝建立不久，文科取士就开始了，武科取士却迟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1367年，朱元璋虽有“设文武二科取士”的命令（《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武科的地位却不如文科。直至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才采纳礼部的建议，立武学，用武举。武臣子弟于各直省应试。

至于制科，元、明两代都没有举行。

六、清代科举制的盛极而衰

1644年以前，满洲贵族并没有实行过科举考试的制度。努尔哈赤在世时，对明王朝的知识分子非常痛恨，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15]。俘虏中的知识分子，一经查出，“尽行处死”^[16]。1627年，皇太极即位，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开始有所重视。

1644年，清王朝建立之后，范文程建议采用明王朝科举取士的制度。他在奏疏中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是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17]企图通过科举取士来笼络知识分子，消除广大人民对满洲贵族的反抗情绪。他的建议，得到了清统治者的采纳。决定于顺治二年（1645）秋八月举行乡试，三年（1646）春二月举行会试。并且规定：“嗣后以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未、戌年会试。奉特旨开科，则随时定期。”^[18]

清代的学校，和明代一样是科举的必由之路。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未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或童生。童生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这一系列的考试，总称为童试。县试由各县的知县（隶属于府的各州、厅为知州、同知）主持，考试结束后，由县署造具名册送交本县儒学署，并申送本府或直隶州、厅参加府试。府试，由各州的知府（各直隶州的知州，直隶厅的同知）主持。考试完毕，由府（直隶州、厅）造具清册申送学政，参加院试。院试，是童试中最关键的一次考试。由学政主持的考试，称为院试。

生员参加科试，凡名列一、二等及三等名列前茅（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者，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其他名列三等的生员及因故未能参加科试的生员，在乡试之年的七月下旬，还可以参加学政主持的录科考试，录科未取及未参加科试、录科的生员，还可以参加一次录遗与大收的考试，录科、录遗的考试内容完全和科试一样，只要被录取，就可以参加乡试。

清代乡试，沿袭了明代的制度，每三年一科，于子、卯、午、酉年举行，称为正科。遇登基、万寿等庆典，特招举行的，称为恩科。清代乡试，除直隶不派考官，参加顺天乡试之外，其他各省都在省城举行。

清代的会试和明代一样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考试。会试，就是集中会考的意思。参加考试的人，必须是各省乡试中式的举人。举人参加会试，必须先由自己提出申请，经审查合格，顺天由顺天府，各省由布政使司发给咨文赴礼部投递，称为“起送”。发给咨文的同时，还要发给路费。路费的多少，因路程的远近而不同。云南、贵州、新疆的举人，除每人发给白银三两外，还发给火牌，凭牌供给驿马一匹，沿途用黄布旗书“礼部会试”四字以为标志。所以“公车”就成了应试举人的代称。

清代的殿试，和明代的一样，是最高一级科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一般是在会试之后举行。清初，二月会试，三月发榜，四月初殿试。后改为三月会试，四月发榜，五月殿试。殿试的地点，最初是在天安门外。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开始，改在保和殿内考试了。^[19]殿试的内容是经史时务策一道，从清初至清末相沿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