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草堂拓眼界

1890年，梁启超准备入京会试。而生于“半耕半读”家庭的梁启超，不得不为拿不出盘缠而发愁。这时，李端棻主动资助旅费，使得梁启超能够赴京，住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新会会馆。在回粤途经上海时，他看到了上海制造局译出的多种西书，爱不释手，终因囊中羞涩，只购得《瀛寰志略》，这是梁启超认识世界、了解西方的开端。编著《瀛寰志略》的徐继畲是和林则徐一样的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人物，由于在广东、福建做官多年，他不仅接触到一些外国人，还收集到一些西方书籍。徐继畲这本书辑录中外有关著作，对各国风土人情、史地沿革及社会变迁都有论述，大大开阔了梁启超的眼界，使他开始知道世界各国的情况。

这一年，对梁启超说来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当时全国少有的初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人物，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也没有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中年人，后来几乎决定了自己一生的思想和事业。自见面后，梁启超就在康有为爱国思想及维新变法观念的影响之下，走上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道路。那么，什么是维新变法呢？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就是“革新制度”，通过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得中国像近邻日本那样成为世界强国，不再任人宰割。梁启超没有预料到，他对理想的追求不但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与老师康有为、民族民主革命擎旗人孙中山齐名的人物，人们更是以“启蒙思想家”、“救国先驱”、“文化宗师”、“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等词语冠在他的名字前面。

1890年8月，梁启超碰到了他初入学海堂时的同学陈千秋（通甫），陈千秋向他介绍了康有为。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祖籍广东南海县西樵乡，所以人们又常尊称他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他的祖父是道光举人，父亲是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年时就开始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虽饱读诗书，但并不参加科举考试。他对政府的腐败感到不满，首先从反对八股文开始。他通过阅读《西国近事汇编》，对西方先进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通过游香港，他亲眼看到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他又看了介绍西方史地及社会状况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并购买了世界地图，收集西学之书。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爱国人物，他不仅领导了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同时又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

康有为出生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祖国就像是一个孱弱的病人，被列强任意欺侮而无还手之力。割地赔款之痛，不平等条约之耻，强烈地震动了中国人的神经，刺痛了每一个爱国者的心。中国正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绝不能做亡国奴！为了反抗列强的欺侮、压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满腔爱国热血的康有为面对腐朽的清王朝，面对腐败的社会制度，毅然决然地提出革新制度，以改革中国社会积弊的主张。他的主张能得到重视吗？困难重重、艰险无比的维新变法之路开始了。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乡试，乘此难得良机，他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他力陈情势之危急，列强之可恶，并批评了统治阶级仍犹如在睡梦之中，过着腐朽奢靡的生活——“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休”、“歌舞升平”，寄希望于光绪皇帝能够依言变法，制定颁布新的制度，除旧布新，力挽狂澜——“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只有这样才能“十年之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后“恢属地而雪仇耻”。由于康有为是一介布衣，所有官员都“不予代递”。言路不通，这次上书虽然没有能够上达天听，但康有为的惊人之举和爱国之情感动了一部分和他一样爱国的知识分子，也让康有为的名字在知识分子中逐渐为大家知晓。上书不成，康有为气愤难平，他写下“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南山之下豆苗肥，先生归去未必非”的诗句，于1889年回到了广东。

陈千秋还特别向梁启超强调了此人的学识超卓，思想先进，是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宦与士人难以想象和企及的。通过陈千秋对康有为生平与事迹的介绍，梁启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好奇心被激发了，他认为自己有必要认识这位敢于向皇帝上书的胆识超群的人物。

梁启超描述老师康有为的第一次授课如“大海潮音”，如“狮子吼”。他这样描述与老师的初次见面：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

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老师康有为把他带入了西学的殿堂，这成为梁启超接触西学，决然舍去旧学之始。从此，在康有为的指教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渐成为一个改革腐朽的封建制度、争取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权利的先进人物，一个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

康有为对于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陈通甫、徐勤入门的时间也有记录。对于康有为来说，这也是让他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情。

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陈通甫又字礼吉，时读书甚多，能考据，以客礼来见，凡三与论诗礼，泛及诸经，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礼吉恍然悟，首来受学……九月……三水徐勤来见。

1891年，康有为在梁启超、陈千秋等人的要求和邀请下，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了一所不同于封建学堂的新式学堂——万木草堂，开始了他系统的讲学活动。起初，学堂学生近二十人，很快便发展到四十多人，1893年达到一百余人。陈千秋不幸二十六岁时夭亡。梁启超、徐勤、欧榘甲等日后都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最得力的骨干。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等译书是万木草堂学生的必读书籍。傅兰雅在洋务运动中被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独译或合译西书一百一十三种。李提摩太是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他向中国官绅和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宣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翻译、编著了很多宣传西学的书籍。

康有为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革新家，同时又是一位融汇中西的教育改革家。他为学生们开设了泰西哲学、万国史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这些旧式学堂不可能开设的新课程。万木草堂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培养目标与旧式的学堂大相径庭。进了万木草堂的梁启超也和昔日在学海堂迥然有别。如果那时的他读书是为了科考中第，那么这时的他则不会再以此为目的。老师康有为改革中国社会以救国救民的主张强烈地拨动着他的神经，使得他志气不断高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否定腐朽社会、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维新道路。因此在学业上，他抛弃了八股，抛弃了无用的考据之学，如饥似渴地吸吮新思想和新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康有为一生为了培养救国人才殚精竭虑。十分重视教育的他说道：“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通议》）国家之兴亡与民族未来之趋势，从国家的教育方针即可做出判断。因此，他以超人的智慧和胆识抨击封建教育，呼吁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同时，也致力于新式学校万木草堂的教育工作。博学多识的康有为给学生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印象。他们是那么地佩服、崇敬他。梁启超回忆老师上课的情景时说：

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

无论多么忙碌，康有为一天也没有丢下他的学生们。即使外出办事，仍念念不忘万木草堂的教学工作，对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挂怀于心。万木草堂弟子张伯桢回忆说：

每届出游，辄命弟子中资历较深而年长者，主持草堂的事务，然犹遥领其事，时加指示，函电交驰，音问频繁，盖先生身虽在外，草堂事未尝一日去怀。

万木草堂在智识教育方面，设有义理之学，包括孔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佛学；经世之学，包括世界各国史地、中国与万国政治沿革、群学（即社会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数学、格致学等；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虽然有些科目看起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但由于康有为善于把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知识与西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融会贯通，用新知识、新思想进行阐释，学生们感到非常新鲜活泼，因而兴趣盎然。此时康有为只有三十来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年龄阶段，他精力充沛、身体强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学生身上。万木草堂除了教授传统文化知识以外，在西学方面，主要以教授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为主，以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辅。万木草堂独特的教育指导思想和教育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而陈千秋、梁启超便成了学生中的学长，为万木草堂弟子的首领人物。他们二人协助老师康有为办理有关教学事务和学堂管理事务。梁启超在康有为的熏陶、指导下，不仅阅读了许多中国重要传统典籍，还购买了一些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及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所辑《格致汇编》，自觉地、不断地充实自己。梁启超治学严谨缜密，态度极其端正。他主张读书一定要记笔记，因为“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相信每一位读书人都有类似的体会。另外，对于汗牛充栋般的书籍，他还采用博约相结合、精读与泛读相结和的方法。他在《读书分月课程》一文中说：“学者每日不必专读一书，康先生之教，特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端正的学习态度，严谨科学的读书方法，使梁启超受用终身。

梁启超还与陈千秋、曹泰（著伟）等人帮助老师著书立说。学生们通过协助老师做些具体而微的工作，不仅进一步了解了老师康有为，也认识到老师的理论创新意识及独立思考能力，更重要的是激发了自己的创新意识。

梁启超、陈千秋等学生帮助老师完成了著名的《孔子改制考》。他们把秦汉至宋代论及孔子改制的言论逐一梳理，为老师撰述提供材料支撑。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也让梁启超、陈千秋等学生校勘。这对他们的影响至深至远，梁启超认为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梁启超记录了这段时期的有关学习情况：

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吾侪坐是获所启发，各斐然有述作之志。其著《大同书》覃思独造，莫能赞一辞，然每发一义，未尝不择其可语者相与商榷。陈礼吉、曹著伟其最有异闻也。

对于此，康有为也有叙述：

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来学多志士，若韩文举、梁朝杰、曹泰多有成者。既明而起，讲贯至夜深……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冬，王觉任、麦孟华皆来学。

万木草堂除正常的课堂教学活动外，还开展了讲演、辩论活动，学生们可以畅所欲言，大胆论辩。这样，不仅开阔了思路和视野，也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思想。

正是源于万木草堂在智识教育方面的优势，梁启超具备了独立观察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品质。后来，梁启超在诸多大是大非的社会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康有为还注意对学生思想品格的塑造。他在万木草堂提倡节约、懂礼、慎行、尊老爱幼，并提出“四耻”：耻无志，耻徇俗，耻鄙吝，耻懦弱。这种旨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的道德修养要求，对学生们日后的为人与成才至关重要。

康有为虽然豁达乐观，但在课堂上，每当谈及列强欺侮中国，中国百姓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常常悲伤叹息，有时甚至痛哭流涕。讲台下的学生们被老师强烈的爱国热情所感染，认识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救国救民的责任而不敢自弃，不敢自怨自艾，加倍努力地学习新知识，加倍努力地为改革腐朽社会蓄积力量，渴望有朝一日奋起拯救苦难的人民和沉疴在身的祖国。学生们每逢外出，也总是向亲戚朋友宣传改革社会积弊、救国救民的思想，即使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也不放弃自己的思想与主张。人们对他们不理解，把他们叫做“康党”。他们却对这样的称呼感到骄傲。

梁启超对于此事的记录为：

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

从梁启超对老师的这一段回忆，我们不难看出，康有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是一位值得敬爱的爱国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也充满爱国主义热情。他们不仅从老师那里接触到西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了老师的爱国思想教育。

为了培养合格的维新人才，康有为也没有忽视学生身体素质的锻炼与提高。

万木草堂每两天上一次体育课，还要举行丰富的体育活动，如做游戏、春游、爬山、练习射击、兵操，目的是让学生强身健体，懂得一些军事常识。除此之外，还举行游园爬山活动。数十年后，梁启超对当时的游玩、爬山活动印象颇深，他回忆道：

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

受教于康有为，求学于万木草堂，影响了梁启超的一生。万木草堂这一时期的读书学习生活，使得梁启超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与人生目标。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结在了一起，在老师康有为经世致用、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十八岁的梁启超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奋斗方向：为维新变法、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终生。他也料到今后的人生道路不会平坦，一定是布满荆棘，充满腥风血雨的坎坷泥泞之路。但他不会畏惧、退缩，因为这是时代赋予每一位爱国者的使命。

由于康有为藏书颇丰，梁启超过去无钱购买的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外国书籍，在万木草堂都可以看到。万木草堂有自己的图书馆，名叫“书藏”，里面陈列着康有为购置的大量的西学图书，还有自己家里世代收藏的各种珍本图书，也有发动学生从家里捐献来的书，内容甚为丰富，包罗甚广。在老师经世致用、改革社会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特别喜欢读经史类书籍。他读的经史书有《公羊传》《宋元学案》《史记》《资治通鉴》 《二十四史》等。据说当时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书，三十年还卖不到一万两千册，而康有为自己买来学习、珍藏的或馈赠给朋友的竟多达三千余册，为该局总售书量的四分之一强。洋务运动中翻译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书籍是康有为和学生们进步的阶梯，也为他们救国救民奠定了智识基础。万木草堂对于血气方刚、勇于探求新知识的青年学生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里是他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他们蓄势起飞的地方，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拯救历经苦难的祖国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