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接触的舒芜先生

我所接触的舒芜先生

5月1日上午，乘地铁到木樨地，去复兴医院，看望住院的舒芜先生。

走进七楼西侧朝南的一间病房，见舒芜先生躺在床上，右手举着一本书在看。似乎是齐如山的一本什么书。方竹正在床边，一刻也不停地忙着。

方竹时而给父亲弄弄枕头，调整一下角度；时而帮父亲翻翻身；时而又为父亲擦擦身。此时可见，舒芜先生身上已经肌肉无多，或者说简直就是骨瘦如柴了。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举着书，在阅读。而且，还叮嘱方竹从家里继续拿书来给他看。方竹指着放在枕边的齐如山的另几本书，告诉父亲：这不是还有吗？看完了再拿嘛。

问病之后，坐在床边，和舒芜先生、和方竹，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

“鲁迅的文章，是写给敌人的，所以有警句；周作人的文章，是写给朋友的，所以没有警句，就像闲谈一样……”舒芜先生说，手里拿着书，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对方竹，又似乎是自言自语，声音虽不大，又有些含糊，但还是能听得清楚的。

他又提到，《红楼说梦》里有一个错，再印时要改过来。

之前电话里方竹说过，舒芜先生消化功能已衰弱到不能进食，只靠鼻饲，有时还可以嚼嚼巧克力，于是就买了一盒巧克力带给他。方竹告诉他，他对我说：不如去无名居的时候能吃了。

晚年上网、用电脑写作，是舒芜先生的一大快事

无名居？噢，那还是五年前，社里把他的旧著《说梦录》，配上清人改琦《红楼梦图咏》的图，印成《红楼说梦》（插图本）重新出版，专程去给他送样书的时候，他高兴地特意到北方交大附近的无名居宴请我。那天，他的大女儿方非、二女儿方竹，以及外孙女章章也都同席。舒芜先生兴致非常好，说了许多话，胃口也不错，特意点了自己喜欢吃的闷罐海鲜。——四五年前的事，他竟然还记得。

即使在衰弱不堪的病中，依然手不释卷，还在读书，还在思考，还在谈说周氏兄弟。——这就是在生命最后的日子，舒芜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

方竹说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住下去也不过如此，打算过两天就出院。然而听说，出院后不久，又再度入院。这一次，八十七岁的舒芜先生，终于未能熬过来。8月18日深夜，病逝于复兴医院。

舒芜先生是人文社建社不久即来社工作的第一代编辑，1953年4月从南宁调入社里以后，不长时间就成为二编室（即古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是副总编辑兼二编室主任聂绀弩所倚重的业务骨干，为处于开创期人文社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1984年底我毕业分配到人文社工作时，他早已调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去了。那时的《新文学史料》主编牛汉先生，有一回到皂君庙去登门造访舒芜先生，并向他组稿时，我也相跟着，由此认识了舒芜先生。

后来，舒芜先生研究周作人的专著《周作人的是非功过》，1993年在人文社出版，我很有幸做了责任编辑。在书中，他对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及其散文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所做的深入研究、切当解析，使我由衷的佩服。从发稿到出书，在这一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

此后，与舒芜先生交往也便渐渐多起来。有一年，还陪同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近藤龙哉先生，专程拜访过他。稍稍熟了一点之后，我亦曾想就他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所起作用，以及他现在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等问题，与舒芜先生做一次坦诚的深入的访谈，但又觉得这会触及他魂灵最深处的创痛，所以几次都欲言又止，终于不曾启齿。

记得有一次，曾在电话里问起方竹：胡风先生去世后，令尊有没有什么表示？方竹回忆说：胡风追悼会前夕，我曾经和父亲提起：对于胡风的逝世，咱们是否应该有所表示？父亲回答：你以为他们会欢迎我们、原谅我们吗？因了我的提问，方竹再次和父亲谈及此事，而舒芜先生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了。

每有新著问世，舒芜先生往往都会馈寄一册。能够不断地收到他惠赠的大作，在我是十分快意的。《串味读书》、《回归五四》、《舒芜序跋》、《我思，谁在？》、《碧空楼书简》、《舒芜文学评论选》、《哀妇人》……展卷披阅，除了为他的研究、思考、见解乃至表述所吸引之外，还不时见到他对于排校错误进行修改的笔迹，便又增加了些许感动。

甚至有时还随书附来一份他自制的勘误表。记得他说过，每有新作出版，样书到手，总是先要浏览一过，随手即把错别字改正过来。对于此类别人一般可能不大在乎的事，他一向是极为认真、细心、谨严的。由此可以想见，他做编辑工作时的态度和作风。在这方面，舒芜先生堪称是我们这些166号后生的楷范。

与舒芜先生的接触和交往，尤其是他的研究、思想和文字，对我编辑工作之余的读书、思考、研究和写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和启迪。

舒芜先生曾指出：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在“言志”与“载道”，“闲适格调”，“寄沉痛于悠闲”，“一个隐士里面有一个叛徒”，“文人相轻”，“京派”与“海派”，小品文，晚明小品，袁中郎，金圣叹，陶渊明，“静穆论”，《庄子》与《文选》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于“言志”派，或称《论语》《人间世》派的批判，其实就是对周作人派的批判；这次批判，比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批判，范围更广，影响更大，意义更深远。因为这次批判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作家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和文学，以什么样的美学标准塑造人的灵魂，较之那三次，更深入文学的品格特性之中；而且周作人当时的影响，远远超过梁实秋之流。

这是舒芜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但似乎并未引起一般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2003年，有一段时间，对照览读周氏兄弟的一些文章，发现三十年代中后期鲁迅写的许多杂文，都有与以周作人派文人“对话”的性质，有的简直就是不指名道姓的公开论战。于是深感舒芜先生上述意见的敏锐和深刻。

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已成为思想文化界名人的周作人，“转变方向”，与乃兄分道扬镳，完全退回到书斋之中，以过着清雅闲适生活的“苦雨斋主”的形象，出现于中国文坛，并成为一批知识分子追捧的精神偶像。这位“苦住”于帝都的“京兆布衣”，在书房里品茗，饮酒，赏雨，会客，闲聊，读杂书，写小品文，谈草木虫鱼，极力把自己塑造涂饰成一个“现代隐士”的形象。

舒芜50年代初摄于南宁

在写于1925年2月的《十字街头的塔》里，周作人自称要模仿“出了象牙之塔”而“往十字街头”的厨川白村，“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并说这样可以“在喧闹中得安全地”。但这塔里所弥散出的，分明是一股消极苟活的“蜗牛气味”。1930年3月13日，鲁迅在上海大夏大学发表演讲《象牙塔和蜗牛庐》，指出当时中国的环境，连摆“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充其量恐怕只有几个苟延残喘的“蜗牛庐”而已。“蜗牛界”里，哪里会有文艺呢？

1935年9月12日在另一篇杂文中，鲁迅有针对性地写道，现在“连‘象牙之塔’也已经搬到街头来，似乎有‘不隔’之意，然而也还得有幽闲，要不然，即无以寄其沉痛”。

鲁迅于1935年2月20日还发表《隐士》一文，对周作人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善意的规劝和严正的针砭。鲁迅幼时，绍兴长庆寺龙师父曾给他取了个法名——长庚，周作人的字则为启明，二者均系星名，但一在西，一在东。这倒像是兄弟二人失和的一个恰当的象喻。《隐士》发表时，鲁迅特地署名“长庚”，是颇为意味深长的。

文章指出，“隐”总和享福者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在我向舒芜先生请教此文背景的时候，他明确告诉我，胡风在1934年12月21日所发表的《林语堂论》一文中说过一句话：“蔼理斯时代已经过去了”，周作人便立即撰写《蔼理斯时代》（发表于1935.1.20），对胡风大加讥嘲。鲁迅这篇杂感，实际上就是声援胡风的。我这才明白了《隐士》篇末一段文字的“所指”：“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

写于1924年12月的《喝茶》，是周作人阐述其人生哲学的名文。八年以后，鲁迅发表同题杂感，与周作人进行了一场十分耐人寻味的“潜对话”。文中写道，有色清而味甘的好茶喝，会喝微香而小苦的好茶，是一种雅人的“清福”。然而，要享这“清福”，须在“静坐无为”之时，而且要有工夫，以及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周作人所主张的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鲁迅则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而是“上等人的牌号”，“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

从“喝茶”中，周作人悟出“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而鲁迅指出，这种“片刻优游”，正是士大夫自我陶醉的“低回趣味”。又说：“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清茶、抱秋心、享清福的高洁风雅的生活方式，暴露的恰恰是士大夫者流的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装腔作势和懦弱无力。

在舒芜先生的点拨和启发下，又据上述阅读思考的一管之见，草成《“隐士”与“猛士”——鲁迅、周作人不同的文化人格》一文，刊于《读书》杂志2004年第1期。原想在文中写明舒芜先生对我的具体指教，但他嘱咐勿提此事，我只好从命。

由舒芜先生晚年的思想见解和文字著述中，我获益之多，难以备述。如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对“冲破瞒和骗的罗网”之命题的阐发，以及那些探析古代士大夫的思想文学、精神人格，及其无耻、恶劣、儇薄之趣味的文化杂感和学术随笔，都是我喜欢披览、别有会心的文章。

《碧空楼书简》，封面设计速泰熙，凤凰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在人文社前辈当中，舒芜先生是回忆、记述人文社早期历史、掌故，最多、最具体、最翔实的一位。我发现，他的记忆力实在是惊人的。在撰写《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的过程中，及其后又继续搜集聂绀弩、张友鸾、陈迩冬、金人等先生的事迹史料时，每每有若干不清楚、不明白之处，便会向他请教，他都尽其所知，热心地予以解答。对此，我是十分感激的。

他赐赠的著作，有些我不止读过一遍，像《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中的有些篇章，曾反复研读，仔细琢磨，每次都会加深对一些文化、学术和理论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舒芜先生最近几年写的文章，有的往往在发表以前，就通过网络，把电子文本发来，使我得以先“读”为快。如《牺牲的享与供》、《老吾老》等，至今尚存在我的电脑硬盘里。他先后见赠的著作，大都集中放在办公室的书柜里，以便随时观览。

此刻，边回想这些往事，边随手取下《碧空楼书简》，翻看起来——

历史的真相最难于保存。“反右”，“文革”，我们亲身经历的，已经看见许多小说、回忆文章里写得似是而非，不要多久也许就会面目全非。

事实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气候、成阵势。……西南联大正是中共地下党活动最有力的学校，我有好几位兄弟姐妹都是西南联大地下党的最主要成员，所谓自由主义的教授，在学生中并无多大影响。这些事，要亲历亲见才成。

观堂为清遗老，本是事实；寅翁之为遗少，亦无可讳。然寅翁创为“殉文化”之说，以释观堂之死，未免饰词。今之论者，又纷纷引用之，甚是无谓。窃谓学问自学问，政治信念自政治信念，苟不以政治信念发为为满清复辟之行动，无妨听之，论学则可存而不论。寅翁二十年所受优礼，无以复加，非他人所敢望；能写成柳传，亦与优礼不可分。

虽为薄薄一册，然如上一类真知灼见，书里触目即是。内封题署，笔迹俱在，但见手泽如新，而斯人已远行矣……

2009年9月28日于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