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的离去

我认识陈东先生的时间和地点，实在都很难说清。总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在北京中国书店的某一家分店里翻看古书时看到他的脸的。这事儿说不清楚，是因为我有两项很严重的生理缺陷，第一是乐盲，第二就是脸盲。与人相见，看个三面五面，实在留不下什么印象。即使如此，也经不住反反复复地经常见面，再说常在书店里翻腾古书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日子久了，终归还是能够分得出谁是谁的。

再说这位陈东先生长得也稍有一些特点，就是个子不太高。虽然说他的身高也算不上矮，中等偏低一些而已。但你要是在乱书堆里常翻书，就会明白，十公分、八公分的差别，往往会有很大不同，明白什么样的身长会更有优势。

对于我来说，优势不足，不过少买两本书是了，但对陈东先生却很不一样，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生计。混在一堆儿挑选过一阵古书就明白了，他是为卖书而买书的，若是用一种多少有些贬义的话来讲，陈东是倒腾书的。这事儿也用不着探微索隐般地考证，相互点头打招呼没有多久，他就找上门来，请求有书处理的时候，一定优先送到他的手里。

陈先生的事业，就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地慢慢做了起来。说句玩笑话，身材灵便这一优势，对他的原始积累，肯定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不知不觉间，他就自己开办起了拍卖公司，以古籍为主打项目。

经营古籍的拍卖公司，现在多得有些难以计数，但当时，全国各地加在一起，也只有几家。陈东的公司不仅办得比较早，在经营上还很有特色，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收书视野开阔，并不过分唯利是图，眼睛不只盯着那些顶高价位的抢手货，对一些市价平常甚至很低的学术资料，他都愿意收下来拍卖。

我想，这一点首先与他自己四处收书、卖书的早期经历有直接关系。小本生意，大钱小钱都要赚，也就什么都不能嫌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习惯。他创办的德宝公司，是正儿八经的国际性株式会社，虽说是兼有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两个最大的头衔，但我觉得，实际上他似乎是一直自己承担着诸如业务主管这样的角色，收书、卖书始终是亲力亲为，至少不能完全放手。京城里受到买家卖家两方面最高赞誉的大版本学家杨成凯先生，在谈到各家拍卖公司的古籍鉴别能力和对所售卖古籍版本价值的认识时，曾不止一次向我感叹：“陈东是真懂书啊。”

在为人处事方面，陈东先生一直都很谦逊。过去在一起挤着抢着买书时是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依然如故。发迹以前，对他这类贱买贵卖的顾客，中国书店通常是很讨厌的。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你捡到了什么在店里看来本不该捡的便宜，更主要的是，这会让书店具体掌管古书售卖的人有一种失败感。据我观察，每一家书店，对他都没有这样的厌恶，相互间总是其乐融融。或许这背后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陈先生的谦逊，对书店经营者的尊重，总该是其间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样的路，有人走得通，有的人就走不通，这里面的差别，有时是很微妙的。

经营德宝公司，跻升为“陈总”以后，陈东先生从没有摆出大老板的派头和架势。有时因帮朋友买书，去看看拍卖的预展，只要看见或知道我来了，他总是特意赶过来打个招呼，问问需不需要帮什么忙，从来也没有因为我买不起书而冷落不理。这不仅体现着他的谦逊，这种礼貌，我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我是专门做文史研究的，他这是出自对学术的尊重。陈东先生在业务经营过程中，一直能够关注那些卖不了多少钱，但却有很重要学术价值的书籍，我理解，也是基于他对学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常言云在商言商，陈东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却一直对学术给予很大关注，这一点是他让我非常敬重的。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当然愿意尽自己所能来做点儿事情。

德宝五周年纪念拍卖会上拍卖的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南岳旧稿》

话虽这样说，事实上除了想让我把剔除不要的书卖给他，陈东先生并没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他让我帮助写篇文章。2010年春季的古籍拍卖会，是德宝公司成立五周年纪念的专场拍卖。为此，陈东先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其中的重头戏，是征集来上拍的一批顶级精品。在这里面，有一部宋朝人编纂的天台山诗文总集，书名就叫《天台集》，为天一阁旧藏，并曾进呈四库馆中。陈东先生就是让我帮助介绍这部书。

自从拍卖古籍逐日兴盛，古书售价也随之不断飙升之后，一些懂古籍、有学问的人，免不了会发些牢骚，以为书都被没文化的人当作古董买去了，用现在流行的俗语说，就是好白菜都叫猪拱了。我倒是没有这样的感慨。因为从历史上看，好书从来就是有钱人买的东西，与学术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你看清代初年的大藏书家钱曾，什么《述古堂藏书目》、《也是园藏书目》、《读书敏求记》，写一本是藏书目，再写一本书还是藏书目，除此之外，什么著述也没有。再看清代中期的大藏书家黄丕烈，虽然也写了很多不痛不痒的题跋，都不过余嘉锡先生所说的“书衣之学”，不用说以藏书为史料，解决一些历史问题，哪怕单纯从校勘角度，深入谈一谈书的价值，就几乎无不假诸顾千里一辈人的手笔。犹如君主后宫，深藏美女三千，却无力践履人道，不得不倩人代行其事。但有钱人买书收藏，对历史文化传承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当古董收，东西值钱了，会更珍重，古籍就不易毁失。没有钱曾、黄丕烈式的藏书家，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宋版书，恐怕要少很多。再说当代那些一掷千金的藏书家，也并不都是拿古籍当摆设的傻蛋蠢货，像韦力先生之风流儒雅，是稍闻当代藏书界状况就无人不知的。

明嘉靖刻本《天台集》

自己买不起好书，若是能够在富商大贾买走之前，展转摩挲，并写出一些自己的看法，用世间俗男子的性心理来做比喻，也就犹如尽情享用了初夜权一样，岂不快哉！当然这很卑劣，甚至还有些下流，然而就连宋朝的理学家都承认人非圣贤，也就不那么容易免俗。再说，只要不带面具直视自己内心的深处，所谓“先睹为快”，其快意所在，亦惟如斯而已。所以，一听陈东先生说让我来写写这部《天台集》，当即就应承下来。

起初，陈东先生以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都和我说这是一部元版书，而且还是四库底本。但一看到发来的照片，我就觉得绝对不可能是元代的刻本，最早只能早到明正德年间，而更像是狭义的“嘉靖本”，也就是刊刻于明世宗嘉靖年间。看法相差太远，我不得不给陈先生打电话，告知三点：第一，我判断的时代，晚得太多。第二，恐怕只是曾经进呈到四库馆，但并没有被用作写定《四库全书》的底本。这样，就不便写了；写出来，会影响他的生意。第三，即使他同意按照我的看法来写，我也要写成学术文章。文章内容，买书的人不一定喜欢看，也不一定看得懂；篇幅，也会写得很长，会大大超过他的设想。没有想到，陈东先生非常爽快地表示：完全由着我，我觉得是什么时候的刻本，就写成什么刻本；想写成什么样的文章，就写什么样；能写多长，就写多长。

在古籍市场上，元刻本和明刻本的价格，是不在一个量级上的；即使是明初刻本，与明中期的嘉靖本，价差仍然相当悬殊。陈东先生如此大度，实在让我敬重。叫我来写文章，原本是应该帮助添彩的，可现在不但未能添彩，而且还要给拍品大幅度减色。做买卖就是要尽量多赚钱，又何苦非写不可呢？后来看到为这场拍卖印制的图册《北京德宝五周年特集》，陈东先生在书中特地写道：“邀请专家时，我们特意申明不写‘过誉’之文章，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版本，作学术探讨，畅所欲言。”我写的稿子证明，他这话是说到做到的。这样做，固然首先是要打造商业经营上长远的诚信品牌形象，若是不了解陈东先生的话，也只能想到这里。但我是和陈东先生一道在旧书堆里扒拉着过来的，知道他喜欢书，不仅是因为书能卖钱，也不仅看重古籍外在的版本价值，他也读书，很在意书的内容。前面谈到德宝公司征集拍品一向关注书籍的史料价值，就是基于这样的情感、意识和素养。《天台集》即此明嘉靖刻本亦传世极罕，其史料价值，并不因为不是元刻而略有缩减。陈东先生会有这样的认识，他对清楚认识一部书的真实情况，有着更深的关切。

在《北京德宝五周年特集》开篇的《五周年寄语》中，陈东先生写道：

德宝拍卖全体员工自觉投身于古籍文献收藏文化的事业之中，我们要做到像藏书家一样爱书，像版本目录学家一样懂书，能够深入挖掘藏书活动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做古籍文献拍卖的精英，在工作中享受超越于物我之上的平静、舒畅与成功。

要说德宝公司的全体员工，这些话只能说是一种期望，但就我对陈东先生本人的了解而言，我相信，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声音，是他的追求，也是他切实的感受。幸运的是，陈东先生做到了，他确实是在工作中享受到了“超越于物我之上的平静、舒畅与成功”。

活在世上时间越久，经历的事情越多，你越会相信，好像上苍有意，总会在恰当的时机，让你发出心声，传达给世人。

这场五周年纪念专场拍卖，是陈东先生一生事业的高峰，为此倾尽心力。拍卖的时间，定在2010年6月5日。6月3日晚，陈先生在印刷厂给我打来电话，商量拙文的校对事宜。他向我表示歉意，由于我的文章篇幅太长（两万字上下），拍卖图录和纪念图册实在印不下，只好择取要点。我的文章，已经另行投寄《燕京学报》，被徐苹芳先生采纳，所以，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电话中简单交谈之后，他就继续忙活印制事宜了。万万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就听到他的讣闻。就在和我通电话的那个晚上，陈东先生因很多天连续操劳过度，突发脑溢血，很快不治身亡。

这一年，他刚刚51岁，很多人为之惋惜。这个世界，我们来的时候，就注定了都是要走的。能长寿，当然更好；若是不能，那么，在这种充分享受着“超越于物我之上的平静、舒畅与成功”的心境下，突然离世而去，也许是一种福分。

2015年8月12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