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书流布及文化影响研究

时间：2022-08-0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对天一阁藏书流布历史加以全面梳理，并进一步讨论天一阁藏书流布带来的文化影响，一方面可使人们全面认识天一阁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藏书文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窥见我国历代私家藏书楼藏书流布的大致。天一阁藏书价值的逐步凸现是通过天一阁藏书的不断流布实现的。

董桂琴

【提要】我国私家藏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藏书被频繁收藏、流布，从而推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本文分三个历史时期阐述了天一阁藏书流布的过程:一为建阁早期范钦父子对阁藏典籍的校勘刊刻和借抄互抄;二为清代早中期黄宗羲等名贤硕儒的登阁流布、范钦四世孙范光燮的大规模传抄和清高宗时的四库进呈;三为近现代因社会动荡、天灾人祸造成的非正常流布。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对天一阁自身的影响、对中国学术文化尤其是浙东学术文化繁荣的影响，对中国藏书文化尤其是浙东藏书文化繁荣的影响，以及对当代古籍收藏单位的启示等四方面论述了天一阁藏书流布的文化影响力。

【关键词】天一阁;藏书流布;文化影响力

一、天一阁藏书流布的过程

天一阁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范钦一生游历广泛，27岁中进士，后官历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地，最后任兵部右侍郎。范钦酷爱藏书，每到一地，就想方设法搜集典籍，还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未书，积藏达7万余卷。范钦不像同时代大多数藏书家那样一味追求古代珍本典籍。丰富的游历使他把明代地方志作为搜集重点，希望子孙读书入仕的美好愿望使他分外注重对当时科政书、名人传记和诗文集的收藏，由此形成了自己富藏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政书、实录、诗文集等的藏书特色。如天一阁早期收藏的明代地方志有430多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现存271种，涉及中国20多个省市，其中164种为海内孤本;收藏的明代进士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武试录等，现存约370种，占现存明代科举录的80%。[2]由于收藏角度的独特及搜罗的齐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藏书的价值日益凸现，成为历代文人学士热切向往的“嫏嬛福地”。天一阁藏书价值的逐步凸现是通过天一阁藏书的不断流布实现的。

(一)建阁早期的藏书流布

与其他藏书家一样，范钦十分珍爱藏书。为保藏书永存，他借鉴历代藏书楼屡屡毁于火灾的教训，取《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在月湖旁构建天一阁贮书，以水制火，又在“书中夹芸草，橱下放英石”以避虫害、收阴湿。[3]此外，他还在晚年制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但范钦并非一味地将藏书束之高阁，在不损害藏书的情况下，他也十分重视对藏书的利用，他的一些举措，客观上推动了天一阁藏书的流布。

(1)刊刻藏书，开天一阁藏书流布先河

范钦从政时就已刊刻藏书，归里建阁后，更致力于聚书、刻书等文化活动。据考证，范钦及其长子范大冲共刻书32种[4]。在当时所刻的书上，留有姓名的写工和刻工多达30多人，可见刻书之盛。所刻书中有范钦利用藏书自著的《奏议》4卷、《古今谚》1卷、《天一阁集》32卷。特别是综合性丛书《范氏奇书》包括范钦亲自校订的《乾坤凿度》、《周易古占法》、《孔子集语》、《两同书》等20种珍藏，是我国较早为私人藏书家刊刻的综合性丛书[5]。此书残本至今仍珍藏于天一阁、国家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及中国台湾、日本等地的十余家藏书机构，说明范氏藏书流布范围也辐射到了海外。

(2)与其他藏书家相约互抄书籍

藏书借抄互抄是历代藏书家增加私藏的重要手段，更是藏书流布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藏书借抄互抄，可使一家所藏的珍本典籍化身数种，分藏数家。范钦藏书的一大来源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又主动提出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与范钦藏书互抄的远不止这两家。范钦在《吹剑录外集跋》就云:“是书，余借之扬州守芝山，抽闲录之，四日而就。”[6]既是互抄，范钦当然也允许其他藏书家前来借抄。由范钦编订的抄本《嘉靖事例》现藏国家图书馆，书中有16处范钦同时代藏书家郑晓父子的藏书印，可见此书是当年郑氏从天一阁抄录而去[7]。尽管我们无法考证天一阁究竟有多少典籍是通过互抄的方式流布于世，但据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147种之多。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8]。可以想见范钦通过藏书相互抄借而流布出去的藏书绝非个别。沈一贯也在《少司马范东明八十序》云:“翁益购天下奇书藏之，而复取不经见者副墨以广同好，于是四方又争受范司马嘉惠。”[9]

(二)清代早中期的藏书流布

天一阁自范钦死后，封闭甚严。阁中之书，“明时无人过而问者”[10]。但到了清代，以浙东大儒黄宗羲登阁阅书为起点，天一阁藏书流布渐入佳境。

(1)名人登阁

康熙十二年(1673)，浙东大儒黄宗羲被允许登楼，成为建阁后登楼的第一位外姓人。此后，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袁枚、阮元、薛福成等一批名贤硕儒相继登临天一阁。这些名贤硕儒的登楼对天一阁藏书的流布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由于登阁者多兼有学问家和藏书家的双重身份，他们除利用天一阁藏书著书立说外，还抄录珍本为己所藏。他们撰写了一系列对天一阁的评介论著，表彰天一阁的藏书之精粹、世守之功绩。如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全祖望的《天一阁藏书记》和《天一阁碑目记》等等。他们还对天一阁藏书进行整理，编制目录，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广为传播的目录。如黄宗羲除“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余之书目遂为好事者藏之流传，昆山徐健庵使其门生誊写去者不知凡几”;全祖望搜金石旧拓，首次为天一阁收藏甚富的碑帖编目;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称“余自督学至今，数至阁中翻所藏书”，并编制了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钱大昕也编制了《范氏天一阁碑目》。黄宗羲等名贤硕儒登阁后的所为使天一阁藏书在深藏200年后广为流布。从此以后，“四方好事，时来借钞”。[11]

(2)光燮传抄

范光燮(1613-1698)系范钦四世孙，康熙十五年(1676)恩贡，同年至入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任嘉兴府学训导。范光燮是一位学者兼藏书家，他曾“葺天一阁诸屋以安祖泽”，又“读书其中，披阅探索，深得精一奥旨”。在任嘉兴府学训导期间，范光燮应嘉兴府学之请，从天一阁抄录藏书百余部，供士子们阅读，所抄多为经部类典籍。这是继范钦之后天一阁藏书史上传抄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抄书活动，对天一阁的藏书流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2]

(3)懋柱进呈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1773)，为纂修《四库全书》，清高宗数度下诏在全国范围进行图书搜访征集。考虑到江浙向来人文渊薮，私家藏书之风甚盛，他特别要求征访包括天一阁在内的江南私家藏书最富之家。以范钦八世孙范懋柱为代表的范氏后人应诏进书，进呈天一阁书籍641种，共5762卷[13]，其中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有96种，列入存目的有377种[14]，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天一阁献书质量之高、数量之多，朝野震动，得到了清高宗的多次褒扬奖励。清高宗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谕旨中明确指出“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15]，并于同年特颁旨嘉奖天一阁武英殿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后又赐给《平定回部得胜图》和《平定金川图》各一套。据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云，《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者为数不少。进呈四库是古代天一阁藏书的最大一次流布。

(三)近现代非正常流布

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兵燹不断的大环境下，天一阁的命运急转直下，珍藏了300多年的藏书在范氏家族的眼皮底下，通过多种非正常途径无可奈何地流布出去。仅损失惨重的有以下几次:

(1)道光被掠

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入侵宁波，外国传教士闯进天一阁，掠去《一统志》及舆地书数十种而去。

(2)咸丰被抢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入宁波，守天一阁的范氏子孙逃乱他乡，附近游民乘乱从阁后墙垣潜运阁书，论斤出售。其中部分为江北岸天主教堂的洋教士所得，部分为钱塘丁丙、丁申兄弟收藏，更多的是卖给奉化一造纸厂做造纸原料[16]。

(3)民国被盗

民国3年(1914)，宁波乡人冯某伙同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窃书，历时数十日，盗取1000余种善本书，多为宋元明别集，明季杂史次之，地方志、试士录约100余种，运到上海的书铺出售。科举录及明季史料辗转卖给上海商务印书馆，保存在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内，但后来全部被毁于日本人的轰炸。余下的典籍中，上海滩洋人及上海、苏州藏书家有少量收藏，别集流入北平图书馆。同时，由于范氏家道中落，已无力维持天一阁的日常管理，藏书楼破败不堪、楼内虫鼠肆啮，藏书在损毁之余也有少量流入社会[17]。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天一阁藏书仅存原藏书1.3万余卷和《古今图书集成》8300余卷。[18]

二、天一阁藏书流布的文化影响力

从范钦建阁藏书到新中国成立后化私为公，天一阁作为私家藏书楼历时400年，原藏书由最初的7万余卷减少到13000余卷。其藏书流布既有范氏家族的主动所为，又有迫于社会大环境的被动流布。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藏书流布，都对天一阁自身及中国文化特别是藏书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天一阁藏书流布对天一阁自身的影响

尽管天一阁藏书自范钦后就低调自守，秘不示人，但范钦父子的藏书流布活动却一直昭示着天一阁藏书之富。黄宗羲等一批道德高尚、学养深厚的大学者对天一阁的大力褒扬和对天一阁藏书不遗余力的流布，不但使天一阁的藏书价值得到了空前的挖掘，也使世人在天一阁200年后终于认识到天一阁藏书的魅力。天一阁从此声名鹊起，成为江南著名藏书楼。四库进呈后清高宗对天一阁数次轰轰烈烈的褒奖与回馈，终于使天一阁一跃而为“海内第一私家书楼”，成为我国私家藏书楼的典范。因此，天一阁藏书的流布过程其实也是天一阁从偏于一隅的藏书楼逐渐成为“海内第一私家藏书楼”的过程。但另一方面，所谓树大招风，随着天一阁藏书价值在流布过程中的逐渐显现，严格的家族管理制度根本无法抵御不良之徒对天一阁藏书的觊觎，从而导致了天一阁藏书史上的一次次“书厄”。四库进呈本有去无回，特别是历代经历的数次被动流布，使天一阁藏书损失惨重。如果不是后来的化私为公，天一阁藏书势必也与其他私家藏书楼的命运同样烟消云散了。这是藏书流布给天一阁带来的最严重的效果，是那些为天一阁藏书流布不遗余力的先贤们所无法预见到的。

(二)天一阁藏书流布对中国学术文化尤其是浙东学术文化繁荣的影响

藏书的价值在于利用，但天一阁严格的家族管理制度却使普通学者难以登阁阅览。然范氏家族的刻书传抄、对海内学者有选择的开放、四库全书的纂录分贮，乃至由于非正常因素散落海内外各家等藏书流布活动，使天一阁藏书化为天下之藏书，给天下学者有了阅读使利用天一阁珍本典籍的机会，这对推进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天一阁藏书流布对浙东学术文化的推进作用更加明显。先后登阁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是闻名海内的浙东学派代表人物，他们学识渊博、著述浩繁，在史学、文学、科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惠及今人，对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仍有着深远的影响。浙东学派的杰出学术成就与天一阁藏书的流布密不可分。梁启超有言:“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读天一阁藏书”。[19]天一阁丰富的珍本秘籍为他们广罗史料、著书立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首位破例登阁的黄宗羲是浙东学派的创始人，他在阁中博览群书数月之久后著就了《明文海》等多部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登阁阅书之时，正值他主讲甬上证人书院期间。甬上证人书院由黄宗羲创立并长期主讲，目前发现在书院经黄宗羲授业的有姓名的浙东学派士子65人，书院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清代浙东学派得以形成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黄宗羲在天一阁汲取的思想精华无疑会在他讲学的点点滴滴中渗透给浙东学人们。天一阁藏书流布对中国藏书文化尤其是浙东学术文化繁荣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天一阁藏书流布对中国藏书文化尤其是浙东藏书文化繁荣的影响

天一阁经黄宗羲等著名学者的褒扬和清高宗大张旗鼓的嘉奖，一跃而为“海内第一藏书楼”，这是藏书流布给天一阁带来的最大荣耀。天一阁藏书保存几百年无损的奇迹令世人叹为观止，其藏书楼的制式，严格的家族管理方式，防虫、防湿、防火方式，甚至庭院构筑、楼名寓意等被认为是天一阁藏书世守之原因，因而成为上自皇家下至民间藏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乾隆按天一阁的建筑布局和书柜款式建南三阁和北四阁庋藏四库全书。阮元在其《书藏条例》中仿天一阁“书不出阁”，规定“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照天一阁之例，但在楼中，毋出楼门”等等，中国藏书文献中诸如此类效仿天一阁的记载不一而足。其实天一阁藏书能世代相传，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后世东施效颦式的模仿并未使他们的藏书传之久远，但天一阁在藏书流布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魅力却是中国任何一个私家藏书楼所无法比拟的，她对藏书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也是中国私家藏书楼中绝无仅有的。

天一阁藏书流布对浙东藏书文化繁荣的影响尤为深远。早期登阁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浙东大儒本身就是家藏甚富的大藏书家。他们登阁后都曾借抄天一阁的稀世珍藏。黄宗羲遍抄天一阁等江南藏书诸家，并把自己的藏书处命名为“续钞堂”。全祖望“弱冠时登范氏天一阁……遇稀有之书辄借钞……及放归，重登天一阁，借钞不辍。”[20]他购乾道《四明图经》不得，在天一阁见《四明文献录》“全引其书，为之狂喜，乃别为抄而出之”[21]。他们对天一阁藏书的借抄无疑大大丰富了他们自己的藏书。天一阁书楼形制也为浙东藏书家模仿得最为淋漓尽致。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宁波卢址抱经楼，无论内部结构还是外观，均与天一阁一模一样。更值得一提的是，浙东文人学士爱惜藏书、传承文化的人文主义品格在天一阁藏书流布过程得到了极佳的诠释。范氏后代恪守祖训，世守藏书，世间罕有，人所共仰。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刊刻、传抄、进呈秘藏，直至最后向国家捐赠秘藏、化私为公，这种使一家藏书为天下所共用的流布行为，更是体现了一个藏书世家爱惜藏书、传承文化的人文主义品格。自清朝直至新中国成立，大多数登阁的浙东学者在利用阁藏的同时，主动整理阁藏，编制书目。特别是在近现代，当天一阁藏书面临非正常流布，总会有浙东文人学士挺身而出，维护阁藏。在民国兵燹不断、范氏后代无力管理天一阁的非常时期，以冯贞群为代表的地方贤达四出募捐，修缮书楼，编制整理藏书，在日寇入侵时及时转移藏书免遭洗劫。如果没有他们的倾力护书、尽心保阁，天一阁的命运不堪设想。浙东文人学士在保存和流布天一阁珍本典籍、延续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也把他们自己铸造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守卫者。

(四)天一阁藏书流布对当代古籍收藏单位的启示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古人云“纸寿千年”，更何况还有天灾人祸的侵蚀，所以才自黄宗羲才会发出“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唱叹。但古籍收藏的最终目的是为利用，因此，关于在保护古籍的基础上实现古籍的流布利用这一命题，作为私家藏书楼的天一阁和已化私为公的现代古籍收藏单位有相通之处。综观天一阁藏书流布的得失，笔者以为，现代古籍收藏起码在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

(1)促进正常流布

应采取多种手段开展积极主动的正常流布，在充分挖掘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前提下，借助外力，邀请专家学者利用藏书、整理藏书，采用刊刻影印、缩微扫描等多种形式使所藏古籍化身千万，为学界所利用，为大众所共享。

(2)杜绝非正常流布

应制定严格管理制度保护古籍，培养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避免古籍在借阅过程中的遗失和古籍被盗等非正常流布。

(3)形成藏书特色

应借鉴范钦的藏书思想，克服功利主义和盲目跟风倾向，根据本单位的古籍收藏状况确定收藏重点，持之以恒，尽力追求收藏重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形成本单位真正的古籍藏书特藏，以吸引更多的学者来利用藏书，最大限度地流布所藏古籍。

参考文献:

[1]张传保等.历代本县藏书纪事.[A]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江府县志辑[C].上海:上海书店，1993

[2]金涛.新编天一阁书目序[A].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C]，北京:中华书局，1996.

[3]袁枚.小仓山房诗集[A].续修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戴光中.天一阁主——范钦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5]骆兆平.天一阁刻书考[A].骆兆平.天一阁丛谈[C].北京:中华书局，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