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报刊看天一阁的藏书命运(-)

应芳舟

【摘要】本文主要依据宁波近代报刊所载关于天一阁的史料，充分运用新闻报刊第一时间具体深入报道的特性，来综述近代天一阁由私藏转为公藏的命运。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段时间与天一阁藏书命运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天一阁族人自身经济实力的不足，而国家和地方人士的适时帮助使天一阁族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和依靠增加;民国中后期天一阁几次鲜为人知的书厄，从客观上加速了天一阁化私为公的历史进程，以上这些因素最终导向天一阁成为一所公立国有的藏书单位。

【关键词】天一阁;近代报刊;范氏族人;公藏

我在查阅宁波地区近代刊印的报刊时，注意到几件与天一阁有关的事情。特别是民国时期新闻记者报道的关于天一阁遭受风暴袭击面临坍塌危险，鄞人合力募集修缮;险遭或已遭书厄的经过;战后，从藏书迁回天一阁到渐次开放，再到范氏后裔把天一阁捐献给国家的事情，这些都引起我的浓厚兴趣，因为此前很多学者在关于天一阁的研究中几乎都忽略了近代报刊的史料价值。盖因为报海茫茫，非花大工夫是找不到有用的信息的。殊不知近代报刊里即载有很多史料价值丰富，又反映当时现状的实效性文章。

今援引第一手报刊资料，对与天一阁藏书命运相关的几个史事做一探讨，这几大史事构成了天一阁由私藏向公藏逐步演进的历史过程。

一、向公藏转变的契机

明清时期私家藏书楼在富庶的江南地区遍布林立，这既是经济重心、文化重地的必然产物，也是长三角区域一大批杰出人士传承文化的历史自觉性。在明清交替之际，天一阁仅仅是芸芸众楼里一座普通的封建藏书楼，其有一整套苛规严矩，封闭而又落后。1903年，曾有几名日本学者特地从上海坐船想来天一阁看书，尽管他们事先还准备好了道台惠树滋(森)的介绍信，但是天一阁管门人以管书人不在为由一句话就打发了他们。[1]

历史的车轮驶到了民国时代。这是一个新旧社会更替转型的时期，天一阁同样面临着去旧存新的历史抉择。如果说天一阁创设时期是靠一个家族的力量在独自支撑，那么，到了民国中期以后，天一阁的发展则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的鼎力捐助。

1933年8月，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赵万里持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手书在天一阁编订目录时，因为“六房中子孙大半多已式微，故每日之火食，不得不由赵氏供给”。[2]显而易见，范钦后嗣这时生活困顿不堪，而那时书楼是封闭的，不可能将其开放成景区来赚取参观费。所以，天一阁日常维修经费是无法落实的。同年9月18日，一次强台风吹倒了天一阁东墙，一部分藏书受损，整座书楼面临倾覆之虞。这次台风成为天一阁日后转为公藏的一次历史契机。

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历史上的书厄，试举一例足矣。清末，陆树藩将皕宋楼珍藏全数售予日本静嘉堂文库，令国人疾首扼腕，痛惜不已。这一世纪悲剧从反面警醒、激发了无数藏书家的爱国、爱民族文化的情感。不久，丁氏“八千卷楼”将藏书售归江南图书馆的事例便是一个典型。

天一阁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无论是清楼售书还是请求外援，对天一阁来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被动的。藏书楼全无经济效益，但祖规甚严，事实上范家子弟不敢贸然将传了367年的实物和精神合成一体的藏书楼转卖。如何是好?所幸的是，在鄞县文献委员会等帮助下，天一阁开始以“入世”的态度审视周遭的世界，从封闭到渐进开放这一变化来得很突然，但也是历史的必然。

这时候，以藏书家冯孟颛[3]先生为委员长的鄞县文献委员会向范家伸出了援手，并于1933年10月1日专门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负责天一阁修缮事宜。该会为保存古迹，阐扬文化，特地组织发起重修，以修复旧观及扩大规模为宗旨。该委员会共有25名委员，鄞县文献委员会推举13人，聘任委员6人，范氏后裔推举6人。

为什么会选范氏子弟为委员呢?这是出于避免误会的考虑才邀请范氏六人为委员。“本会完全尊重范司马公当日建阁之苦心，使其不至中断，一方为保全吾国文化，使其不致淹没或流散国外，故除集合全邑地方士绅，筹集经费决计重修外，并已蒙海内名流，及本省教育厅长陈布雷，先后来函赞成，而本省政府，且有拨款补助之表示，可知保全文化，人同此心。”[4]但是接到范氏房长的来信，产生了误会。范氏族人对重修天一阁当然表示赞成，但是他们担心天一阁修理完毕之后将会被政府没收充公，所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决定让范氏后裔加入委员会，这样就可以打消他们的想法。因此，在委员会各股选举中，总务股、交际股、工程股、经济股各有范氏后裔1、1、3、1人当选委员。[5]

该会的工作先是筹资修理紧急工程再重修全阁，今后工作还有编目和访归天一阁原藏书籍入阁。[6]为此，以冯孟颛先生为首的103人向京、津、沪等地热爱乡邦文化的人士呼吁募捐。

在一批热爱乡邦文化人士倾力帮助下，重修天一阁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33年11月19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在宁波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者有张峄桐、杨菊庭、范多禄、陈如馨、范佑卿、陈宝麟、范吉卿、赵芝室、范庆祥、范盈汶、冯贞群、叶谦谅、倪维熊、汪焕章、冯莼琯(杨菊庭代)、马涯民(冯贞群代)，主席是陈宝麟。首先是报告，称蒋委员长自南昌行营来代电，允捐助本会洋两千元;张泳宽先生来函称在杭州晤陈布雷、周枕琴两先生，说省方可补助洋数千元，并谓旅沪同乡甚赞成此事。其次是讨论:1.推定范氏代表分任各股事务案。议决推定范佑卿为总务委员，范吉卿为交际委员，范多禄、范盈汶和另一范氏代表为工程委员，范庆祥为经济委员。2.常务委员会提请追认添记泰涵钱庄为本埠经费收管机关案，议决通过。3.叶友益委员提奉推拟定重修天一阁委员办事细则草案，请核议案，议决修正通过。4.陈如馨委员、倪维熊委员、林绍楷委员会提，拟定修理旧阁及建筑新阁计划请核议案，议决推杨菊庭、冯孟颛、王思诚、陈如馨、倪维熊五委员审查，由冯孟颛召集。5.陈叔谅先生来函请辞杭州通讯主任，并推陈屺怀先生担任案，决议通过。6.张于相委员来函，以旅居上海，难以兼顾，拟辞去委员一职应否允许案，议决允许辞职，并推范鹿其先生继任。7.林绍楷当务委员因事赴赣，推陈如馨委员暂代。8.本会捐款收据应如何制用案，议决用三联单式，交收管经费银行、钱庄掣用。

这样范氏族人共有7人在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中任委员以上职务，比第一次会议时多出了一个名额，这说明委员会充分考虑到了范氏的利益，以及范氏在重修中应起的作用。至于大会报告和大会讨论说明了该委员会办事较为公开，所有涉及委员会有关的大事均需大会议决后方能进行。

同时，还制订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办事细则，为重修活动指明了具体方向。1.本细则依据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简章第四条之规定订定。2.本会定每两星期开常会一次，遇必要时召开临时会。3.本会开会遇有主席缺席时，在到会的常务委员中推举一人为主席。4.本会各股掌管事如下:甲，总务股，关于文书会计庶务，及其他不属于各股事项。乙，交际股，关于各方接洽及特种文件往来事项。丙，工程股，关于工程上一切事项。丁，经济股，关于经费募集、保管及银钱收支等事项。5.本会重要文件，均以全体常务委员名义行之，次要文件，由主席及各该关系股主任连署行之，平常文件经由各股主任署名行之。6.本会向收管经费之银行、钱庄，支取款项费时，经常务委员三人以上会章;至本会日常经费之支付，由各该股主任会同总务股主任盖章行之。7.本会办公时间除假日外，定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8.本会职员，受主席及各股主任之指挥监督。9.本细则由大会通过后施行。[7]

由于所定制度合理，选人规范，募集到的资金(计银一万四千余元)较为宽裕，最终书楼修缮工作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底告成，几百年的书楼为之焕然一新。同时，新建“千晋斋”贮马廉所捐晋砖，移迁尊经阁一座、各类碑刻墓志74方。如果没有乡贤的帮助，天一阁早在民国时期就楼倒书散了。

据陈训慈先生记叙，鄞县文献委员会当年主持天一阁修复工程，是以公家之力修复故物。事成之后，所有权仍旧归于范氏族人，而把管理权收于公家，以方便学界人士观览藏书文献。这与当时范氏部分族人以阁书归公有的主张，尽管方法途径有异，但用意实同。[8]这次天一阁落架维修，标志着天一阁开始了由私藏向公藏转变的历史进程，也宣告了天一阁的新生。

二、书厄加速向公藏转变

天一阁藏书命运艰辛。太平军攻打宁波城一役，兵灾之祸使天一阁散失很多书籍。民国初年，又被当地的教士捆载了许多回去。后来经过族人一番整治，将阁门严格封闭，在门边悬挂族中禁例牌，主要是“子孙无故开门入内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与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这些订例虽然比较严厉，可是窃书人技术甚精，在民国十九年(1930)族人发现楼板中有一穴虚盖，可容一个人上下。这样看来，是有人利用钻穴的本领，雍容进退盗窃。单是以《三才广志》一书为例，该书是类似《渊鉴类函》的一种类书，在阮元编的天一阁目录里有一千一百八十卷，计二百三十七册;薛福成编的天一阁书目里只存有一百三十二册;民国十九年，宁波市府检查只剩四十二册了，可见这是有人以渐进的策略谋夺此书。在前曾经缉获盗书贼，供出是受人雇佣专窃这书而来。可见封闭愈严，而愈易遭人觊觎，这是必然之理。[9]

当然，将天一阁遭盗贼青睐的原因归于天一阁的封闭，这是有失偏颇的。相对来说，藏书楼只要内部管理恰当的话，越是封闭一般越能传之久远，况且天一阁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开放。从太平天国掠书、民初失书发生后，族人遂将禁牌悬之门外。我们知道这禁牌只是族内的罚规，并不对外姓构成任何心理上的震慑。所以，我认为族人或许把失书归于族内人员对天一阁保护的疏忽，甚至是族人已经意识到族内有人在窃书，所以拿出禁牌从心理上来阻遏本族人窃书的行径。后来果然出现范氏子弟率众登阁窃书的事情(详见下文)，这应该不是偶然性。

民国初年，受上海书商所雇，薛继渭偷窃出一大批天一阁藏书。到民国中期，外姓依旧觊觎天一阁价值连城的古籍，甚至一度欲付诸行动。1930年10月24日，宁报称天一阁藏书几乎又遭失窃。今将该则报道移录如下，以飨读者。

本城范氏天一阁，藏书极富，名贵一时。日前，本市杨市长曾偕社会科长鲍思信、教育科员胡达夫、并带同又新街大酉山房书店主人林朝梁等至该处参观。当有随同杨市长之大酉山房主人林朝梁，曾阅过价值珍贵之古书多册，并用粉笔在书沿加圈为记。不料，林实系贩运古书之奸商。前日，竟密使其羽党李阿清，转寻能手窃贼，拟向天一阁偷取参观时留圈古书，以图贩卖。嗣李阿清奉林嘱后，遂转嘱稔友郑世瑞、洪阿华二人，代觅窃贼。讵郑洪二人，同往县前傅连升客栈，因争执林李发给之预需费不均，遂起冲突。旋被该栈主人杨宝福闻悉，乃密报侦探冯德富。该侦探以案关图窃古书，当将郑洪二人带队。经俞队长询问一过，因据该二人供指由林李二人主使，曾派探分头往捕。但林李二人已早闻风逃匿，该队遂将郑洪二犯呈送公安局核办。闻杨市长闻悉此事后，以林系随同往观之人，作此不法，恐于本人亦有名誉关系，已饬该队严缉到案惩究。附录侦缉队呈公安局原文云，呈为呈送图窃未遂犯郑世瑞洪阿华二名，□核办事，本月二十一日据探冯德富报称，转据人民杨宝福报告，近有由申来甬二人，想偷窃天一阁范家古书。未便任其发生，为此带同民人杨宝福在西门内，暗指拿郑世瑞洪阿华二名到队，请讯办等情。据此，即经队长讯据郑世瑞供，年三十一岁，本城象鼻漕人，在上海帮外国人为佣。阴历八月十四日同洪阿华，趁新北京十五日到甬，十六日同至小泥沙街李阿清家，过节吃饭。由李阿清说起，转由林朝梁所嘱托我二人，找寻好手窃贼，偷窃天一阁范家书籍。据说是项书籍值万元，苟能偷到，给洋五百元，由林朝梁李阿清陪我二人至天一阁看过二次，落地嘱我二人住宿傅连升客栈等候，林朝梁已发给另用洋五元，李阿清用一元。我二人用四元，现因好手贼寻不到，向林朝梁讨给损失川资回申，口角，被杨宝福得知，报告侦探冯先生等语。又据洪阿华供，年三十岁，奉化港口人，去年在宁绍轮船为带货，现在上海弋登路统益里香烟公司为伙。八月十四日与郑世瑞同道来甬，余供与郑世瑞无异。查该郑世瑞洪阿华二名，供认、结伙图窃本市天一阁古书未遂，殊属不法，理合将该二犯，备文呈送，仰祈钧长核办施行。[10]

范氏历代祖先遗留下来的诸如山场、山林这些不动产等，原先都由范家各房(当时共有六个房长)共同所有。后来出现了不肖子孙经常盗砍山林树木、私自变卖不动产等种种行为。为此，范氏族人已诉诸法律，并郑重声明:嗣后如再有私相授受，无论何人，必当法律从事。[11]可见这时期范氏族人的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宽裕，所以才出现了部分族人偷卖族里共有的树木等不动产来改善生活。由树木等不动产进而偷卖价值连城的古籍，这对族里懒惰的人来说是很有可能尝试的途径。1942年9月9日，宁波地方报刊登了题为《天一阁藏书被盗》的报道，今将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今范氏有不肖子名敦耘者(绰号小癞头)流荡无业，屡窃阁内什物，犯案累累，难以指屈。近复纠集多人，于本月四日夜将管阁人蒋后昆幽闭别室，夺得管钥，率领十余人登阁，将藏书捆盗而去，并书厨板十余方、铅皮箱多种，宝钱化用。范氏族人闻讯，呈请当道通缉。□□会□族禁例，擅为藏书典押者，除□□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云。[12]

当时正值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天一阁大部分珍贵典籍均已运往龙泉，剩下的普通古籍依旧保存在天一阁内。据骆兆平先生统计，1937年8月至1958年9月，这21年间天一阁藏书实缺11种，其中明刻本6种，据范鹿其的调查系“运龙泉返阁经检已缺”。另外5种系清同治及同治以后的刊本，[13]属普通古籍。范鹿其调查后认为这5种书乃“抗日时存甬所失”。[14]由于1942年范敦耘盗书“于本月(9月)四日夜，将管阁人蒋后昆幽闭别室，夺得管钥，率领十余人登阁，将藏书捆盗而去，并书厨板十余方……”所以，范敦耘盗窃的书是藏于天一阁未迁龙泉的普通古籍。因此，我们可以怀疑天一阁在抗日时期存放在宁波所遗失的5种古籍全部或者部分是在1942年9月4日夜被范敦耘率众破门登阁所盗。

书厄不断，内外贼频频光顾，凸现范氏家族保存古籍的力量不足，这从客观上加速了天一阁向公藏的转变，唯有国家方能承担天一阁保存和整理古籍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

三、公藏的最终确定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天一阁藏书恐遭炮火，于是下令浙江省教育厅抢运妥善保管。1940年4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拨款，在浙江图书馆和鄞县文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将藏书装成23大箱，用卡车运至浙南龙泉县山区。抗战胜利后，天一阁图书由省图书馆带往杭州。鄞县参议员汪焕章、冯莼馆等人认为该阁旧有藏书应予运回天一阁，以重文献，于是提议鄞县政府，请求拨款将之运回。后来，县府教育科长项泽耕致函范鹿其，要其1946年12月15日赴杭州将所有天一阁旧藏书籍运回。[15]

时人都翘首期待着天一阁藏书能早日回到宁波。一个署名叫辱翁的人在得知“天一阁藏书业于日前运返甬上”的喜讯后，于1946年12月12日写了一篇《记天一阁》的文章，不无喜悦地说:“目今胜利已逾一年，交通亦次第恢复，范氏藏书，不久当可回归故土。”[16]12月16日晨，项泽耕和范鹿其、范康龄等人搭车前往杭州办理运书事宜。[17]范鹿其等人到了省图书馆之后花了将近十天工夫检点了天一阁在杭的所有书册，并将马上返运宁波。[18]由于项泽耘公务繁忙，数日之后即已从上海乘轮船返回宁波，所以，从杭州押运天一阁旧藏书籍的具体工作由范鹿其负责。12月25日，天一阁藏书安全运抵宁波。

有学者称，“封建藏书楼在逐步衰落的过程中，正孕育着向社会公开的趋向”。[19]实际上，在天一阁重修委员会和天一阁管理委员会的管理时期，天一阁在某些方面已经具有了对外开放、服务社会的公共图书馆雏形。

1947年1月29日前，范氏族人代表范鹿其主动邀请宁波地区专员、陈县长等人发起组建范氏天一阁委员会，“以冀恢复该阁，嗣后将公开展览藏书”。[20]2月11日上午9时，天一阁管理委员会在公园路10号鄞县文献馆召开成立大会。俞济民主持会议，并报告书册整理经过状况良好。这里要指出的是书册整理是指在杭州点收时书籍尚好，没怎么损坏，书册数量也没有缺少，而不是指古籍整理修复。大会讨论拟定了八条要案:1.加推陈宝麟等14人为本会委员。2.修正通过本会章程。3.通过本会预算。4.本会房屋修理及应用物件添置等事宜，交常委会办理。5.推范其鹿任管理员，薪给依照预算支给。6.推冯孟颛起草捐启。7.结束重修天一阁委员会，[21]推总务组与原经手人办理。8.推汪焕章、范其鹿等拟订开放办法。[22]这第八条涉及天一阁藏书开放，在这里看来好像挺突然的，其实不然，因为范氏族人此前在一次大会上说及愿将全阁藏书公开。[23]

为了使市民能一睹天一阁所藏古籍风采，天一阁管理委员会决定1947年3月1、2、3三天集中开放，并由四名以上的范氏族人负责布置和招待工作。[24]3月1日至3日，天一阁藏书如期公开展览，招待社会各界参观，三天之中计有二千余名参观者。范鹿其及族人一一予以招待，商校童军担任纠察，参观秩序井然。阁下展品有平定回部得胜图、历代帝王名臣图、范文正公忠宣公遗像手卷，以及珍贵的经史子集。阁上所有书橱大开，极其整齐，任人观览，“观众都叹为海内孤本”。[25]社会各界对天一阁厚爱有加，鉴于天一阁今后保护整理等尚需很多经费，所以参观者都纷纷认募，郑小隐专员认募一百万元，邬显章行长[26]认募十万元。

此时，天一阁的对外开放还表现在允许外界抄书方面。外埠纷纷请求抄录天一阁所藏地方志书，如四川《营山县志》、浙江《平湖县志》等等，天一阁管委会议决除发霉、严重破损未经修补完毕的书外，一律允许外界抄书。为此，管委会还特地订立了一个详细的抄书规则。[27]从这里可以看出时人应该得闻天一阁渐趋开放的信息，方才会提出抄书的要求，而在1933年以前外人根本不敢提登天一阁看书的要求，更不要说是抄录书籍了。当时的抄书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北平图书馆赵万里将带最新式活动摄影机来天一阁拍摄古版书籍，文献委员会表示同意，至于具体拍摄再与天一阁保管委员会洽商办理。[28]当时天一阁保管委员会中有很多人系出自鄞县文献委员会，所以赵万里来天一阁拍摄书籍的要求当无阻拦。

天一阁藏书日后能否向社会大众扩大开放，进而成为公有，这是很多人关心的。《时事公报》为此专门刊发了社评，大谈权利和义务关系，历史上宁波地方人士对天一阁的大加保护，天一阁升为公有单位的好处等等。我们从下面这则社评中，可以看到里面的很多建议不无道理，它代表当时社会舆论对天一阁由私藏化为公藏的呼唤。

我们对于范氏天一阁藏书，曾发表意见，要求范氏后裔，予以公开。昨天报上，见到本埠官长以及地方人士也共发起此举，范氏后裔范鹿其君亦列名其间。此事关系地方文化前途，可谓非常重大，地方官绅在今日建设伊始，万端纷纭之间，而能主义及此，洵为吾甬之幸。由地方官绅的合力，又加以范氏后人的深明大义，自动赞助，自无不成之理，我们站在舆论机关立场，也愿竭尽绵力，从事鼓吹，俾其早日实现。

中国的四大藏书楼，天一阁亦为其一，这真是宁波人一种无上光荣。宁波人不特应该保守这光荣，而且应该努力把这光荣发扬光大，这的确不单是范氏后人地责任，而是宁波人的共同责任。可是从前范氏后人的保存方法，我们可以老实的说，是有些错误，而且简直不合理的，照他那样的深闭固藏，非特外人不能窥见，即范氏子孙，平时也和它很少接触，而又因为地点不适当，房屋的结构不合宜，年深日久，蠹侵蛀蚀，迟早必至荡为灰烬，化为乌有，范氏后人的一腔心血，岂非白费虚耗。倘使真到了这一日，非特范氏后人对不住他的先人，即宁波人也都于心有愧。

地方的文化事业，乃是地方的公产，人人有享受的权利，人人也有保存的义务。惟其人人能够享受，而后文化事业之影响，才能普遍，惟其人人皆能保存，而后文化事业之存在，才能永久。所以不论学校和图书馆，总以公立为主，即原有私人发起或设立者，后来亦必渐渐变为公有。因为由私人力量来保持和发展，决不如由公共的力量来发展和保持，为较易收效。这回天一阁的书籍，经过四五载的兵戈流离，居然能完璧归来，其间的抢救保藏，都并不是单靠着范氏后人的力量，而是靠着县参议会和省参议会等等的力量，可见这些藏书，在范氏后人，或视为私产，而在一般地方人士，则已视为公物，觉得无论何人，对它皆有保护之责，这就可见人类对于文化事业的心理，大都已消除了人我的见解和区域的观念，文化事业之所以能够有不断的进步，其得力就在于此。

中国人的喜欢藏书，这是最可珍视的一种美德，可是以前的藏书之家，大抵只将它当作家珍，贻之子孙，而从没有想到:倘使把它们作为公有，任人观览，其收效将更如何的宏大，而且亦必如此，才不负文化事业的本旨。然而这也无足深怪，因为时代关系，我们的数百年或是数千年祖宗，对于文化事业的观念的深广和明澈，当然不能和现在人相提并论，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加以批评，这是不公平的。惟在后世的子孙，能够推广先人之志，顺应时代潮流，变私有而为公有，给一般人都能享受到他先人所创立的事业的利益，必须如此，才能算是善于继志，善于述事。现在范氏后人能认识这一点，而且决心实行，将来公开以后，凡是地方人士，以及四方之过而观者，无不称颂范氏之盛德，口碑流传，永久无穷，其所以纪念其先人不朽其先人者，岂不比之以前，仅作为一家族或一姓之传人者，更为远大者哉。[29]

政府高层认为重返天一阁的书籍应该进行详细整理。国民政府浙江省民政厅长阮毅成认为天一阁藏书经历抗战内迁，书籍多有凌乱，应该重新整理，而范其鹿一人力量有限。阮厅长建议让浙大史地系的同学在暑期里来宁波帮助整理。[30]阮毅成的意思是应该引进外来因素来刺激天一阁的新生，因为范氏家族力量不足，来不及整理的图书只能日渐破损，任凭这样下去对文化是不利的。

蒋介石数次到过天一阁，并提议将天一阁改为公立。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遍游浙东山川名胜，对天一阁尤为关注。3月12日实地参观天一阁，“对储藏文物之古阁，即为关怀。谆谆指示范氏后人，妥为保管，俾垂久远”。[31]蒋介石回到溪口后随即电令鄞县政府妥为保护天一阁。接令后，鄞县政府马上召集天一阁图书保管委员会沙孟海等人，举行谈话会，决定在天一阁设置管理员二人，其中一人必须为技术人员，经费由省里拨给。[32]4月份的时候，蒋介石鉴于范氏家族保存文化之艰辛，拟议征求范氏族人同意改天一阁为公立，并筹募经费加以整理、扩充，以供学界研究。宁波教育界人士闻此事后都表赞同。[33]后来蒋介石溃逃台湾，此事不了了之。

当时负责天一阁日常事物的范鹿其承认政府和民众对天一阁的帮助功劳:“查天一阁虽是明朝时候范氏所建，但自清初以来，名闻全国，所以每次修理，都由政府和群众协助，其性质已非完全私产。”[34]在社会舆论和名人政要的督促下，加之范氏族人鉴于自身力量不足，比如1946年12月藏书运抵宁波后至1949年7月23日，限于人力，天一阁竟然没有对战前战后藏书书目进行核对，就连晒书也未曾进行一次，更加谈不上整理了。因为四百余年来，天一阁族人素来是“主保守毫无组织”，[35]这样管理方式容易使藏书被窃散失和虫蛀鼠伤。由于社会变故无常和虫鼠风雨灾害不断，私家性质的天一阁藏书楼守护珍藏的能力极其有限，要想达到“慎重管理，勿使(藏书)损坏遗失”[36]的最基本目的也不太容易，借助社会、国家的力量来保全藏书成为天一阁发展的必然。因此，天一阁尽快转为公有成为必然趋势。

虽然历史上天一阁的藏书命运多舛，但是得益于国家和当地文化人士的合力帮助，它还是比较幸运的。1949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指示南下大军要保护天一阁。5月25日，宁波解放，66师二排副排长王观一带一个班12位战士日夜驻守天一阁，直到宁波社会秩序恢复。因为人民解放军的保护，天一阁藏书楼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因为战火而化为灰烬，也没有一本书籍散失。这使天一阁族人认识到人民政府是重视天一阁藏书保护的。新中国成立后，范氏族人化私为公，把天一阁藏书楼和所有古籍捐献给国家，使天一阁成了一所公立国有的藏书单位，这标志着天一阁正式完成了由私藏向公藏转变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0.

[2]范氏天一阁藏书[N].上海宁波日报，1933-08-15(2).

[3]冯孟颛(1886-1962)，名贞群，号伏跗居士，以字行。原籍浙江慈溪，从先祖迁居宁波市区水凫桥畔。浙东现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1932年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曾主持维修天一阁，精心搜集明清以来宁波诸家私人藏书楼辗转流散之籍，是宁波文物事业的奠基人。1947年编纂《鄞县通志》中《文献志》人物、艺文两编。1962年病逝，其家属遵其遗愿，将全部藏书十万余卷捐献给国家，今存于天一阁。

[4]重修天一阁有实现扩大讯[N].上海宁波日报，1933-10-27(1).

[5]重修天一阁有实现扩大讯[N].上海宁波日报，1933-10-27(1).

[6]鄞文献委员会代电募修天一阁先将紧急工程动工修理重修全阁部分尚待捐募[N].上海宁波日报，1933-10-12(1).

[7]沪杭两地同乡表示赞成重修天一阁积极进行[N].上海宁波日报，1933-11-20(1).

[8]陈训慈.鄞天一阁重修记[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15-16.

[9]樊迪民纪.天一阁(三)[N].上海宁波日报，1933-11-12(3).

[10]天一阁藏书几乎又失窃[N].时事公报，1930-10-24(2).

[11]天一阁范氏声明[N].时事公报，1936-01-10(1).

[12]天一阁藏书被盗[N].时事公报，1942-9-9(3).

[13]这五种书是:清徐时栋撰，清同治袁氏进修堂絜斋集附刻本《袁正献公燮从祀录》六卷;黄群、刘景辰编，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四年活字版本《敬乡楼丛书》。全书共四集三十七种，缺如下四种:宋周行已撰《浮沚集》九卷补遗一卷(缺卷一至八)，清黄体芳撰《江南征书文牍》一卷附一卷、明李维樾撰《谏垣奏议》补遗一卷，清方成珪撰《珤研斋吟草》一卷。

[14]骆兆平.查检范氏天一阁藏书记[C].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196-198.

[15]范氏天一阁藏书日内可运回原藏[N].时事公报，1946-12-11(5).

[16]辱翁.记天一阁[N].时事公报，1947-01-05(4).

[17]范氏天一阁藏书项泽耕等赴杭搬运[N].时事公报，1946-12-17(5).

[18]天一阁藏书日内可运甬[N].时事公报，1946-12-25(5).

[19]谢灼华.近代我国封建藏书楼之衰落[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221.

[20]保管天一阁藏书将组委员会[N].宁波日报，1947-01-29(3).

[21]骆兆平先生在《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始末》一文(载骆兆平.天一阁藏书史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04-12.)结尾时写道“至此，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虽未正式宣告结束，而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有误。

[22]天一阁管委会昨召开成立会[N].时事公报，1947-02-12(3).

[23]天一阁管理委员会组织成立筹募基金[N].宁波日报，1947-02-03(3).

[24]天一阁藏书将招待各界参观定下月一二三日招待三天[N].时事公报，1947-02-22(3).

[25]天一阁藏书参观者拥挤[N].时事公报，1947-03-04(3).

[26]1947年3月4日《宁波晨报》之《天一阁藏书公展名流纷往参观》一文作“郑行长显章”.

[27]天一阁藏书准许钞录管委会订定钞书规则[N].宁波晚报，1947-08-29(1);天一阁藏书准许抄录[N].大报，1947-8-30(4).

[28]文献委会议决访采抗战文献平图书馆派员摄天一阁藏书[N].大报，1947-10-13(4).

[29]社评：希望天一阁藏书早些公开[N].时事公报，1947-02-02(2).

[30]阮厅长参观天一阁[N].时事公报，1948-05-29(3).

[31]轻裘缓带文物风流蒋总统昨曾莅甬驱车赴天一阁浏览藏书便道视察县中后即返溪[N].宁波晨报，1949-03-13(3).

[32]天一阁设管理员保护藏书[N].宁波日报，1949-03-19(3).

[33]范氏天一阁将改公立[N].宁波日报，1949-04-05(3).

[34]范鹿其.声请准予免缴天一阁房地产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1.

[35]范氏天一阁藏书产业保管委员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9～20.

[36]原浙江省立图书馆长陈训慈对战时天一阁藏书内迁协助有功，调任考试院考选委员后在一次参观天一阁藏书时对天一阁负责人说的话。见考选委员陈训慈参观天一阁藏书[N].宁波日报，1948-07-24(3).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