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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像的刺绣文化及影响

时间:2022-01-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一件北魏时期的刺绣佛像残片。忍冬,是金银花的别名,又称二宝花和鸳鸯藤等。佛像及供养人周围均以花卉相托,说明佛教以花供佛礼仪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这一文化艺术宝库得到妥善保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和保护机构。关于这些绣佛,已有很多学者作过专门的研究,《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6》也收录了部分作品。由于佛像和供养人要求的效果不同,便分别采用不同的绣法。

王 晖

刺绣是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品,素有“东方艺术代表” 的誉称。凡是能用画笔描绘的各种物象,都能用刺绣表现出来。刺绣也是中国人普遍喜爱的民间艺术,从人们的衣着到房间用品,从客厅的摆设到佛殿的装饰,都有用刺绣制作的日用欣赏品来美化自己生活的习俗。

中国刺绣有着久远的历史。在原始社会,中国的先民们就开始用骨头磨制的骨针穿鬃毛,把兽皮缝制成衣物遮体,续而又在上面刺绣一些简单的图案花纹,以示美感。

在舜的时代,就创立了“章服制度”,规定“衣画而裳绣”,开始从人的衣着、纹饰上分出品位的高低。年代最远的中国刺绣品的遗物,据说是保存在英国马尔米博物馆中,于一尊商代青铜器“觯”的绿绣黏在一起的刺绣残片。一位瑞典考古学者西尔凡,在1949年曾对这块刺绣遗物作过研究,她认为这块约三千多年前的刺绣遗物是用丝线绣在织物上,并用“辫子股”针法绣成的。

《左传》中,便有“衣以纹绣”的记载。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中,也发现有“绢地乘云绣”等手工刺绣服饰实物的残片。在中国敦煌石窟千佛洞中,也发现了唐代绣品《观世音像》。古代有善男信女们将自己的头发剪下来绣制佛像供奉的,以表示虔诚,顶礼膜拜。数千年来,由于历代能工巧匠的继承和发展,使中国刺绣这一古老的工艺之花更加丰富多彩,并且形成了各家的独特风格,比较突出的有“四大名绣”,这就是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四川的“蜀绣”。除此之外,还有温州的“瓯绣”,北京的“京绣”,河南的“汴绣”等。以上各绣在针法上虽大同小异,但色彩效果、表现风格及所绣题材各有特色,并且也都有自己的代表作。

在研究各绣针法、特点的基础上,佛像绣是很难的。因为古时候,佛像形象都是从文字的描述,凭想象力而创造,只有将形象理想化。佛像绣主要表现方法有色彩绣、线描绣等品种,几十余种针法。要表现好佛像的生动,就必须在各种针法、底料上大胆开拓,不断创新。佛像面部形象的丝理刻画;不同的衣着和发型;背景和佛像的关系等,需要用什么针法,什么底料才能够更好地表达,这些都不能因循守旧。不同佛像的面部肌理,衣着有丝、绸、毛、麻不同的面料,都要从针法、绣线的粗细、针脚的疏密长短上分别对待。通过针法的设计和巧手的绣制,才能栩栩如生地表达出佛像形象及各种质感。一副彩色的佛像绣往往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绣到细微之处,一条丝线要分到数十分之一,如同春蚕吐出的一根原丝,其精细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一件北魏时期的刺绣佛像残片。该绣佛原藏于莫高窟第135和126窟。为一佛二菩萨说法图残件,绣像满地用钡钎法(即辫绣方法)绣制,在强褐色丝织物上用红、黄、绿、紫等诸色丝线绣有坐佛、立菩萨、男女供养人和各种散花等。像下发愿文共140余字,其中绣有“太和十一年”“广阳王(慧安)”等字样,因知此件绣像为北魏大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广阳五慧安发愿绣制。

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幅满地施绣制品。纹饰以男女供养人物为主题,人物服饰上的花纹为跳形忍冬纹和方形魏碑方体,均是北魏风格。忍冬,是金银花的别名,又称二宝花和鸳鸯藤等。因它在南方地区四季长春,在长江流域秋末叶腋筋生新叶而凌冬不凋落,在北方地区秋末虽不生新叶但旧叶枯凋甚迟,故有忍冬之名。《名医别录》中将其列为上品,称之为金银花,它在五月至六月开花,初时花为白色,后变为黄色,因而在同株枝上存在黄白二色花,似金银相掺。忍冬生命力极强,广为人们喜爱,以之作为花纹图案,取意颇深。供养人手捧朵朵蓬花,在法师的带领下正虔诚前行。上部佛、菩萨像已残,但从残存部分看,已达到了程式化和格律化的境地。佛像及供养人周围均以花卉相托,说明佛教以花供佛礼仪的影响。忍冬花是古希腊常用的装饰纹饰,莲花是印度艺术中常见的题材,这种以花供佛的礼仪似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该绣品的衬布是两层黄绢中央一层麻布,除边饰外,佛像、菩萨、供养人、发愿文以及空余的衬地部分皆用细密的锁绣法绣出,其绣法与汉绣相同,但丝线细密程度远超前代,线的拉法上也有不少创新。服装的边沿、佛脚、花卉、枝干、叶框等为单行锁绣。而魏碑字框、桃形忍冬纹和棺翅等则为双行绣。佛衣、佩饰、莲台、花恕等用多行锁绣法的蓝、红双色突出佛像的主体。绣像线条流畅,纹饰复杂,针势走向随各种线条的运转方向而变化,空白部分亦与整个画面协调一致。还运用渐变配色的方法,增强了质感,很接近绘画的效果。这些显然都是在汉绣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它与汉绣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在针法上表现为:针脚之间的距离细密,正面形成人字形锁链纹,背面则为首尾衔接的顶针。花边部分针的走势,纵向1厘米为8针,横向1厘米亦有8针;其他部分纵向约9针,横向1厘米,约11针。个别地方是反用锁绣针法,形成正面为首尾衔接顶针,背面为人字形辫纹。

这件魏绣精品是相当费工的,足可代表当时织绣工艺的最高水平。女供养人头戴高冠,身穿对襟长衫,男供养人头戴蒂子形毡帽,是研究中国服饰史的重要资料。

敦煌是古代横贯欧亚大陆而闻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莫高窟在壁画、彩塑、建筑、经卷、佛幅、服饰等方面,一直闪烁着东方佛教艺术的光辉。自20世纪初叶敦煌石窟被发现以来,敦煌学便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旧中国,国外的一批批“探险队”来到敦煌石窟,猎取了无数中国艺术珍宝。现在,在欧美和日本的众多博物馆里都收藏有敦煌艺术珍品,有的外国学者甚至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这一文化艺术宝库得到妥善保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和保护机构。许多综合性大学还开设专门的敦煌学课程

海外收藏的出自敦煌的丝织物中,也有不少绣佛作品,以唐代居多。关于这些绣佛,已有很多学者作过专门的研究,《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6》也收录了部分作品。兹不赘述。

唐代的刺绣工艺更为进步,在绣佛作品上有充分的反映。技法上除连环锁法外,也应用铺绒绣相结子绣,还出现了准短贴绢技术。由于佛像和供养人要求的效果不同,便分别采用不同的绣法。前者用铺绒绣,艺术效果柔和秀丽,更突出佛的广大无边。后者用结子绣则色彩对照鲜明而强烈。唐代白行简妻杜氏制作的观音绣像,就是“纫针缕练,络金缀珠”纳精品。

《白乐天集》中,也有唐代绣佛像的记载:一是绣阿弥陀佛,据称金身螺警,玉毫组目。二是绣救苦观音菩萨,长五尺二寸,阔一尺八寸。这两件均为白行简要杜氏所为。据称杜氏善绣的每幅佛像绣都惟妙惟肖,在当时颇有名气。需要指出的是,佛像绣并非同于一般的刺绣工艺品,这里面包含了几多虔诚,几多深情。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宗教艺术品总是那么细致、精美与繁复,用色也都是那么艳丽、对比强烈。

杜甫诗“苏晋长斋绣佛前”,李长吉诗“买丝绣作平原君”等,都是唐代绣佛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换句话说,在唐代,绣佛已成为文学作品表现的题材。唐代绣佛非常流行,武则天曾下令制作刺绣和织锦佛像共400余幅,分送各寺院及相邻诸国。这批佛像在人物造型方面借鉴了石窟艺术和绘画艺术,如后来发展起来的堆绣艺术更是锦上添花,既线条流畅,又具有很强的立体效果,质感较强。

唐代绣像实物仅有少数被保存下来,对研究制作工艺很有价值。如交脚菩萨像,佛纳轮廓线是以“切针”绣制,而佛衣饰部分则用“直针”和“缠针”绣出,并运用平金线装饰。可见,制作工艺相当复杂。在配色方面,比魏晋时期更为成熟,已能较好地运用渐变晕色的技术,与绘画效果相似。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有一件《释迦说法图》绣品,日本劝修寺也藏有一件内容相同的作品。这两幅作品均以切针绣轮廓线,以短套针绣肉体,表现晕染的效果。佛像的面部在配色上使用逐渐退晕的绣法,极富质感。

唐代绣佛艺术很发达,并传播到周围其他国家和地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时的都城长安是世界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也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各国商贾云集于此。许多国家的人士都到唐都长安学习、经商或做官。8世纪时,日本开始全面向中国学习,派遣多批遣唐使和学问僧,已完全将中国化的佛教同时全面传入日本诸岛。往来于日中两国间的遣唐使、学问僧等,带回大量的丝织品,在著名的正仓院就有许多唐代丝织物,其中不乏刺绣品。日本奈良药师寺讲堂内藏有一件阿弥陀净土大绣像。像高二丈,广二丈一尺余,共绣阿弥陀佛及胁侍仙女等百余肄。这件唐代的作品如此巨制,当系从中国输入的(有学者主张它是日本人模仿唐代作品绣制的,但从该像的规模和绣法上看,同时期的日本绣工尚不能为之),悬挂在讲堂内心充当礼拜之用。

宋代名人书画绣品是唐代绣佛、绣经技术的继续和发展。宋代刺绣作品中还出现了白描人物及佛像的线绣,这显然也是受到绘画艺术影响的结果。这种线绣佛像绣法极为别致,以线条表现人物形象。线条作屈铁盘丝,风格高古,整个画面素雅洁净,给人以清新雅致的感觉。这种线绣佛像为明清时期所继承,绣佛别开生面。

元代刺绣亦不乏佛教供奉品,现存的作品较为少见。原因是丝织物易朽变坏,不易保存下来,所有的绣佛都是实用的供奉品,并非作为陈设,其使用时间并不能长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绣制的“妙法莲华经卷”,十分精美,代表了元代刺绣的最高水平。

该经卷正经共计10752字,首尾绣以佛像和护法像。佛像的绣制针法繁多,并大量使用盘金、泥金、订金箔等,用色达14种之多,实是一件稀见的艺术珍品。元代刺绣佛经技术显然继承了历代绣经的艺术成就,但又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

明清以后,绣画艺术大有发展。宫廷绣品富丽精致,民间绣品则朴实活泼。清代绣佛逐渐增多,佛像内容题材也较丰富,宫廷绣佛中出现了巨幅作品。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民间绣原作品很多,都是各地的贡献品。如嘉埔金权芳绣“观音大士像”及“墨绣罗汉册页”,均是以名人手笔为底稿绣成。著名顾绣艺人韩希孟所绣佛像,针法多样,眉毛用发绣,乳头用环绣或芥子绣,念珠用干线绣,轮廓则用金绣、缀绣。配色精妙,能于半绘半绣之中神其妙用,淡染轻钩,常如神来之笔,挥洒自如。顾绣是明代民间发展的绣画结合的闺阁艺术绣。据《顾绣考》记载:今天下称刺绣为顾绣者,以明代上海顾氏刺绣之名;震溢海内故也。上海顾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1556年)进士顾名世家的缪氏绣而始著称,称顾氏家刺绣为“露香园顾绣”。明代,顾绣在上海一带非常流行,富家豪户多以此作为馈赠的礼品,极为珍贵。一些民间绣女则根据选好的画本,摹仿顾氏印记,以为楷模。苏希盂是著名的艺人,他所绣制的作品有很高的造诣。其刺绣佛像,初视之,常常绣画莫辨,由此可领略明清刺绣艺术之成就。

中国佛像刺绣作为艺术领域的一个门类,既有写实性,又有一定的工艺特点,而画笔只能起到描稿的作用,完成一件刺绣作品还要通过高超的手工技艺、千针万线制作而成。一副好的刺绣作品,能够达到其他艺术手段所不及的地步,这才能体现刺绣本身的艺术价值。刺绣佛像艺术作为“中国一绝”,正以它特有的绮丽风姿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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