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下)

沈志华

1950年出生在北京，参过军，当过工人，后提干。1976年因对“四人帮”有不满言论被拘捕，出狱后回到锅炉车间劳动，直到1977年11月得到平反。

1978年底，作为社会人才，沈志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第二年又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似乎转运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毕业前，一个政治误会使他再次走进监狱。

命运的幻变并没有改变他人生的轨迹，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他的第一本书《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他今生要走的学术道路。

被中国学界称为传奇人物的沈志华，曾下海经商，从街头卖梨到开办工厂，从涉猎进出口贸易到漫步图书市场，在资金积累上小有收获。1993年他弃商从文，重操自己的专业——世界现代史研究。

随后，他成立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并用自己经商赚得的钱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青年学者研究成果的出版。为了推进史学研究，他自费采购收集大量的档案，他说，扎实地掌握档案，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和世界历史的基础。

曾子墨：在上周的《世纪大讲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先生从一种全新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了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而在沈先生演讲当中，在中苏关系破裂过程当中，两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也显得栩栩如生，他们的个性也非常地鲜明，正如沈先生所讲的那样，这个破裂的过程有两方面的原因，有内，有外。今天，我们请沈先生继续他的演讲。

从商界转回到学界，恢复一个学者的身份，这是发生在哪年的事儿?

沈志华：要是被一般的学者接受，我想可能1995年左右吧。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参加会，人家说你是哪来的，你有论文吗?我说我写了一篇，你看行吗?哎，写得还不错啊，后来《历史研究》也发表了，后来慢慢地，开会也邀请我，虽然我没有单位，但是人家知道我家电话，反正打电话说这个课题跟你有关，你来。因为我自己出了钱，开了很多会，组织一些课题研究，组织档案的翻译，搞一些专题讲座什么的，以后慢慢就在学术界被大家所认识了。要说是被官方学界认可，那可能得到21世纪了。那个时候开始觉得什么史学会理事也找你了，什么各大学也聘你了，北大也去讲课了，什么各个大学带研究生啊什么，我想可能是被人家承认了吧。虽然是异类，总还是有用的嘛。

曾子墨：现在您过去的生意，过去的经营的企业完全放弃了吗?

沈志华：早放了，到1993年我就再也没做过，最后做了一把股票，赚了40万元，后来就不做了。

曾子墨：为什么能够放弃那么多赚钱的好机会要来研究历史?

沈志华：个人兴趣吧，我觉得，主要是人活着，钱再多也没有太大意思。人活着，主要是要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我想干这个事儿，我要有条件去干，我当然去做。

曾子墨：前前后后为了做历史方面的研究，您自己付出的这个金钱的数字，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跟我们讲一下。

沈志华：可以，这有什么不能讲的。我弄这批档案，你看就是后来出版那36卷苏联历史的解密档案，我们代表团从出国搜集档案，到回来组织翻译、校对、出版，大概花了140万元。然后，我自己设了一个史学基金，因为你知道，历史学著作学术性太强，所以一般的博士论文没有补贴是出版不了的，出版社不给你出。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他又没什么名气，出版社不会追着你要稿，所以都要给补贴。可是你想，他刚出师，学校不会给他这个钱，所以我觉得特别需要社会上给予他们资助，所以我就搞了一个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到现在已经12年了，每年资助一批这样的专著，这方面这12年大概花了也有一百七八十万吧。还有其他就是开会啊，零零星星的。

曾子墨：花了这么多的钱，为了自己的兴趣，可见这个爱好真的是发自心底一种特别深的热爱。那像您当时去俄罗斯，去购买这些解密档案或者说了解这些解密的档案，您那时候又没有身份，没单位，难道不会有困难吗?他们没说要您的介绍信或者什么?

沈志华：你得想办法，我是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谈的，立个项，中国现在急需搜集俄国档案，社科院去不去，他说社科院这事儿当然要做，但是国家没钱。好，我说我有钱，你就给我个名分就行了，我要人，你给我人，我要去哪国，你给我办护照，但是钱我出，内外结合是吧。

曾子墨：有了社科院的这个名分之后，有了人之后，到了俄罗斯顺利吗?

沈志华：也不顺利，俄国啊，你想想，也是在一种专制体制下过了七十多年，所以形成的那种官僚体制，真的难以忍受。得把许多做生意的方法用上，才能够把这个档案给它弄出来。

曾子墨：做生意的很多方法是什么方法，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学可能都想学习一下。

沈志华：举个例子，中国人要去看档案，且不讲很多不给你开放，不让你看，就算给你看了，复印一页一美金，而且他一天只工作三个小时，我就得陪着他在那儿，住着旅馆，天天吃。你不知道俄罗斯1995年、1996年，物价那个高，你不想办法是不行的嘛。所以在那呆了两个月，两个月中就是喝大米粥，然后弄点香肠，因为郊区非常便宜，你不能在莫斯科市内买东西，你坐地铁一直到像大兴啊，什么昌平啊，到这些地方的大卖场，东西便宜。所以我们去了四个人，就只搞目录，我们把我们需要的档案目录全部抄或者复印下来，然后找一帮俄国朋友，每人给一笔钱，按照我的目录去帮着复印去，他们又能搞到东西，还便宜，他是本国人嘛。我们就走了，回北京等着，过半年，哗哗哗，东西全寄来了。

曾子墨：其实我想，沈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场演讲，和当年那两个月比较艰苦、比较困难的生活，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下面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沈志华先生继续为我们演讲《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

沈志华：1959年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响尾蛇导弹事件。原来台海危机的时候，是中共这边有主动权，那后来美国虽然不敢直接参战，但是他给国民党提供了最新研制的空对空导弹，叫响尾蛇导弹，当时是很先进的，结果一下就把中共飞机打下来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哎，大概是1958年9月24号那天，在温州上空突然有颗导弹掉地上没炸。那会儿中国军队里都有苏联顾问，这消息到了莫斯科了，当时苏联正在研究这个空对空导弹，他就解不开这谜，赶快跟中国说，说你们把这导弹给我们，我们来研制。中国左推右挡就不给。一会儿说在那儿，一会儿说装不上车啊什么，结果赫鲁晓夫就很生气，说你们的武器都是苏联提供的，从陆军到空军、到海军，哪一件不是苏联提供的，我们管你们要个导弹，还不是你们的，是美国人的，你都不给，说咱们还算同盟吗。结果后来过了大概很长时间，到1959年几月份，中国把那颗导弹发过去了，结果苏联海军把那个导弹打开，开箱一看，傻眼了，都拆得乱七八糟装不上了，这显然是中国也琢磨半天这先进的东西，但毕竟技术差一大截子，能拆不能装，而且还少了个东西。有个远红外线的制导系统，最关键的装置没了。赫鲁晓夫就说不知道是中国人故意扣着不给咱们啊，还是当时就没这东西，总而言之他认为，中国这种做法就不像一个同盟。

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就是6月份的时候，苏联给中国的这个原子弹样品装车了，这是1957年10月15日订的合同，苏联要给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这个部长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别发车，说你不知道毛泽东下步他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谁都摸不准，你再给他个原子弹，何况现在中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说暂停。那么这件事，赫鲁晓夫的决策表明一个问题，他在对外政策上决心跟毛泽东翻脸。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儿是违反合同的事情，签了协议的两国，你竟然敢这样违反协议，那他一定是横下一条心了。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惹怒毛泽东，1959年6月份的时候，当时是三机部啊，国防科工委的那些领导，像张爱萍、宋任穷他们都特别生气，所以后来把中国这原子弹叫争气弹嘛，什么意思，620工程，什么意思?620就是苏联那封信，6月20号那封信，推迟提供原子弹样品那封信，所以叫620工程。但毛泽东并不生气，在这件事儿上，从头到尾到现在，我没看过他讲过一句话，为这件事儿。那我就在琢磨啊，毛泽东是因为什么事和赫鲁晓夫翻脸，后来我找到这个原因了，是人民公社。因为从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帮助苏联处理了波匈事件以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个特别微妙的变化，就是原来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曾经跟毛泽东两个人有一个君子协定，就是欧洲的革命苏联人管，亚洲的革命中国人管，就是中共负责像朝鲜、越南、印度支那这些亚洲的革命。这是刘少奇当时去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跟斯大林谈的，那么后来双方一直就是遵从着这么一个原则，所以中共几乎对欧洲的问题不大过问，苏联也很少过问亚洲的问题，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我就看到越南大使发给苏联外交部的一个电报，就是苏联给它的物资啊什么，都是通过中国人给。然后他们的一些什么项目啊，包括土改啊什么，整风啊，党内的什么决定，全是请示中共。1955年，那个电报意思要摆脱中国人，说我们能不能直接跟你们联系，以后你们援助就直接给我们，不要通过中国。苏联外交部回电说，你告诉越南人，不行。以后让他们什么事找中国人，别找我们。就是到1955年的时候，仍然是这种状态。所以双方是有严格分工的。但是1956年情况变了。

赫鲁晓夫对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实在是处理不了，当然这个人能力有限，政治经验不足，没办法了，只好请中国人帮忙，刘少奇去的。这年10月23号刘少奇去帮着他处理这个事儿，然后1月份周恩来又穿梭外交到波兰、匈牙利，最后把这事儿给摆平了。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东欧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苏联内部闹乱了，这斯大林到底怎么回事儿呀?所有共产党员的思想全成糨糊了。哎，毛泽东讲了几番话，讲得比较入理，在大家看来都说得过去，这个《两论》。那么这么几件事儿到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呢，就达到了高峰。毛泽东那会儿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可以指挥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了。那个时候，像哥穆尔卡，所有这些东欧国家领导人，乌布利希，挨着排儿地去见毛泽东，去请示，去跟他探讨革命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中国是个大国，人口是个大国，政治上是个大国，有经验，但是有一点不行，什么呢，经济。他说经济，用个小指头，经济上是个小国。所以赫鲁晓夫在会上一提出15年要超过美国，他第二天就坐不住了，马上提出来，你超过美国，我15年超过英国，这就是所谓超英赶美口号的由来，回来就布置“大跃进”。这过程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就不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毛泽东又提出来一条什么呢，人民公社。他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板，是指出了人类走向未来美好社会的一条光明大道。他几次在会上讲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你看，这个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都过时了，这是斯大林提的，我们不用。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也不对，这是列宁提的，也过时了。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什么呢?是多一点，快一点，少一点，省一点，叫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还讲苏联就一天到晚嚷嚷向社会主义过渡，它过了40年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就不一样了，他从钢产量说起，然后说起整个经济发展速度，赶超美国从15年降到10年，然后最后降到7年，降到5年，说要赶上英国，两三年就够了。所以他认为，很可能我们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到了门口我们先不进，我们在门口等着他，让他先进。就当时那个雄心壮志和那种口气，他显然是很想把中国领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社会。但是他太过于乌托邦，其实人民公社在下边已经搞得很乱了，他还仍然认为是一条光明大道。

当然“大跃进”到了1959年初就失败了，各地指标全往下压，其实庐山会议本来是压指标的，不是批彭德怀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彭德怀《万言书》就送上去了。毛泽东最后发火了。我看毛泽东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有一个毛病，就是我有缺点我自己说可以，你不能说。彭德怀就犯了这个忌。因为本来毛泽东已经认错了，为什么去开神仙会，为什么开庐山会议，就是让大家都消消气啊。过去都做错了，把指标压下来，能够继续，能够平衡，再回到原来周恩来、陈云他们搞那个路子就行了，你就别再提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你搞错了。结果彭德怀一句话，火了，翻了。当然这事儿本身跟苏联还没有关系，他刚把这个《万言书》批回去，外交部有一份报告上来了，上了庐山了，说现在苏联共产党基层党员普遍认为中共在路线上犯了错误，它指的就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我们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如何作答，请主席批示。到现在我没看到毛泽东怎么批的，反正这事儿给压下来了。第二天又有两份材料上了庐山，一个是天津市委干部讨论会的情况。一个是江西省干校讨论，讨论什么呢，就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啊，说这个大跃进只算这个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啊，什么亏本了，什么人民公社搞早了，什么这是心血来潮啊等等，整个材料都上去了，这个毛就沉不住气了，批了几个字“印发大会”，但是也没提什么反驳意见就印发大会了。刚发走，第二天又来了个材料上庐山，谁呀，又是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提出了批评。这一下毛泽东就再忍受不了了。因为人民公社这个事儿呀，我看了很多材料，苏共中央曾经有一个决议是安德罗波夫搞的，就是中国搞了人民公社以后，这个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学习。不但是东欧的各国，像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都直接说我们也要搞人民公社，包括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搞，认为人民公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先进。因此呢，苏共中央就决定让安德罗波夫组织了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研究这问题，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中国这个人民公社肯定是一种狂热的、激进的情绪造成的。说中国现在并不具备搞这个人民公社的条件，但这个事儿呢，苏联绝对不能反，据他们分析，人民公社这事儿跟毛泽东直接有关，安德罗波夫看了很多中国领导人发言、讲话，他说这事儿只要一批就是跟中国闹翻了。那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说话，也不说它好，也不说它赖，沉默。

从1958年9月份北戴河会议以后，中国提出人民公社，一直到1959年一整年，苏联报纸上基本上看不着人民公社这个字样，没有。1958年11月7号，那是苏联“十月革命”节，苏联驻华大使讲话一个字儿不提，当时中国搞的是最火热的时候，毛泽东就憋了一肚子气了，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苏联认可中国这种试验，其他东欧国家领导人人家都挺赞成的，你怎么就不说话呢?参考消息上登过一次米高扬和美国参议员的谈话以及赫鲁晓夫和美国参议员的谈话，但是塔斯社否认，说是造谣，毛泽东也就作罢，你都否认了，就算了，你总有个说法吧。到了7月份，赫鲁晓夫去波兰，人家又提这问题，说赫鲁晓夫同志，您给我们说说，这人民公社到底怎么样啊，能不能搞?赫鲁晓夫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搞公社，我们搞过，20年代我们就搞过，但是失败了，为什么呢，条件不具备，讲了一番道理，说要有精神的条件、物质条件，你才能够搞成，否则的话，他说就像1920年，苏联是搞了公社，列宁说那全成了养老院了，都不干活儿，光坐那儿吃啊。为什么，第一个物质条件没达到，另外你精神条件、思想境界也没到那个地步。后来赫鲁晓夫回忆录里头讲过，他为什么当时说那句话，他说我要再不出来说，就得天下大乱，全学中国搞人民公社。他说党内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有这个看法，有这个意见，我不得不说，但是我又不能说中国，我只能骂自己吧。不行，你骂自己也不行。所以这话到了庐山，毛泽东就翻脸了，当场就批了这么几个字，把赫鲁晓夫的讲话印发大会，因为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在《真理报》上登出来了，请同志们看一看，是不是他们失败的公社在我们这里也一一会失败。然后讲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历史，讲了一大通发下去，发下去第二天一想，不行，这个气还没消，把这个吴冷西，还有笔杆子陈伯达他们几个人叫来，说马上下去搜集人民公社的材料，我要向赫鲁晓夫他们宣战，我要向一切反对和怀疑人民公社的人宣战。说现在有些人已经和帝国主义走一起了，讲了很多。

又过了一天，他又讲了一番话，跟刘少奇说，把赫鲁晓夫这报告登在《人民日报》上，我要让中国人民看看赫鲁晓夫是怎么反对人民公社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后来没登。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的那种愤怒的心情，因为他的一个试验，不但在党内受到了抨击，又被赫鲁晓夫给否定了。从这件事儿能够反映出来，就是他想走的这种建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赫鲁晓夫和苏联当时设想的也发生了一种分歧，而他完全不能接受苏联的这个意见，所以他要宣战。从这以后，中国开始提出了，以后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修正主义，这就是1959年11月上海会议、政治局会议提出来的。那么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双方已经都觉得不可以再容忍了，但是他们都知道，如果闹得两败俱伤，得利的只能是美国人。所以你看刘少奇文稿上讲了一段话，中共中央已经定了，将来主要任务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谁呀，就反对苏联嘛，但是中苏关系不能破坏，这涉及到无产阶级的根本的利益，这点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不过有个前提，就是苏联必须承认错误，必须回归正确路线。苏联那边呢，几乎做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决议，就是1960年2月，苏共中央会全，结论是什么呢?说苏中友谊是战略性的，是最重要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破坏跟中国的关系，但是中共一定要承认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这话怎么讲，意思就是在正确路线的前提下保证跟中国的关系。双方几乎提出了完全一致的一种方针，这样就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4月份和5月份双方在报纸上发表各自的文章，第三者一看就知道，双方各说各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分歧的大局已定，只是差有个爆发的时机。另外双方还都企盼着对方能够承认错误，承认错误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咱俩谁说的对呀，谁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共产党国家关系里头很核心、很要命的一条，都得争个正统的地位，于是就出现世界工联会议的争论。6月份，6月2号开世界工联会议，本来1959年10月份赫鲁晓夫来的时候，本来是想跟毛泽东缓和，结果大吵一顿。虽然最后双方说，算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以后咱们不要再争了，把这个会谈记录咱们都烧了，其实谁也没烧，烧了咱们今天就看不见了。回国后双方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在报纸上发文章。那么那个工联会议本来说的是内部讨论的事情，不对外，这个倒是都说好了，但是工联会议的时候呢，中国发了很多材料，讲述了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不同的一些看法，这个使苏联非常恼火，说好了这个事儿不对外的嘛，何况开世界工联会议还不都是共产党国家呀，工联嘛，工会联合会嘛，它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他认为中国违规，回国后，赫鲁晓夫就策划了一个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中国，逼着他认错，这就是彭真去的那次，是六月二十几号，开了好几天，结果彭真态度特别强硬，没错，错都是你们的，又吵起来了。

彭真前脚回国，赫鲁晓夫这气儿实在是憋不住了，他没招儿了，你想，他怎么治中国也治不了，你说什么他也不听，就剩一招儿了，撤专家。因为当时中国有3 000多苏联专家，可以这样讲，“一五”计划，就是整个中国的现代工业的基础，都是苏联帮助搞起来的，“一五”计划共有156项。1958年大概进入“二五”计划，苏联赫鲁晓夫又追加了很多项，那么赫鲁晓夫认为，我只要一撤专家你就得低头，你就一定得承认错误，撤。结果他没想到，中国人他不低这头，专家撤了，他把这个箭射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其实当时，很多人反对。我跟一个苏联大使谈过，他就讲，他说当时外交部都反对赫鲁晓夫这做法，说你哪儿能这么干，你这不是明摆着撕毁合同，国际交往不能这样。赫鲁晓夫这人就是火一来了，什么都不管不顾的。那么到了这一步，其实中苏之间脸皮就撕破了，就彻底地分裂了。虽然1961年、1962年中国自然灾害的时候，赫鲁晓夫又想恢复这种关系，比如我给你点儿贷款或者别的援助，你们都不记得了，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吃古巴糖，都是从苏联转运过来的，还有伊拉克蜜枣，那会儿困难啊，都吃那大黑枣。还有苏联还要给什么大米贷款啊等等好多，又说专家再给你弄回来，中国人不要，欠债我们照还。那也经过几次，包括1962年刘少奇去谈判，但是双方已经无法再和解，因为根本的路线已经出现分歧了，谁都不愿意让这个步。因为让步的结果是什么呢，让步的结果是你让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谁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子，这世界各国共产党就跟着他走，所以中苏之间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妥协的机制，出点儿事儿就爆发。那么到了1962年10月就出了两件事儿，一个是中印边界打起来了，再一个是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呢，中国是指着苏联支持中国一把。古巴导弹危机呢，苏联是指着中国支持苏联一把，结果双方谁也没支持谁，就彻底闹翻了。于是就有了1963年这个两党会谈，两党会谈嘛，那就是针尖对麦芒了，那么谁也不肯让步，就开始大论战，于是就走向全面的分裂。我讲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根据新的档案的文献材料，当然包含了我对这些材料的解读、我的认识，所以总体上来讲可以这么说，炮击金门，反映的是中苏之间的对外政策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不能迁就中国。“大跃进”问题，反映的是中苏之间在经济建设、对内政策上的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赫鲁晓夫，所以中苏之间开始走向分裂，这就是我研究的结果和结论。

曾子墨：谢谢。这位网友叫做“喀秋莎”，他说拜读过您的著作，很欣赏您用真实、客观的态度来解读历史，希望您能够为我们客观地来谈论一下苏联红军，特别是斯大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当中所曾经发生过的作用，这和我们曾经以为是了解过的历史有什么不同之处?

沈志华：中国的军队30年代的时候，原来最信什么人呢，最信德国人。蒋介石原来的所有的顾问团全是德国人。但是到了1937年，中日关系突然因为芦沟桥事变发生了变化，而日本跟德国是盟国嘛，所以开始排斥德国专家。1938年的时候开始，改由苏联人来当顾问团，大概有六七个大的战役，那都是苏联顾问帮着给策划，跟日本人打仗。另外就是帮助中国生产一些军工产品，这个很多。再有呢，就是苏联的飞行员，你看武汉大会战的时候，其实死的都是苏联飞行员。总共苏联援助人员大概有3000多人。到了1942年以后呢，因为德国进攻苏联以后，基本上就撤退了，而这个时候美国人来了，所以1942年以后基本上就是美国人，再加上正好珍珠港事件也发生了，美国也参战了，所以美国就替换了俄国人，然后就是美国顾问团一直到国民党最后撤离大陆，大概就这么个过程。

曾子墨：谢谢沈先生。

观众：主持人好，沈教授好！谢谢沈教授的精彩演讲和您带回来的档案。刚才听了沈教授的演讲，我想请教您的就是说，中苏两国争夺领导权，还有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这两位共产党领导人，他们的性格特征是哪一个造成了中苏关系不可避免的最终破裂?

沈志华：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共产党国家都是领袖外交，几乎没有例外。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领袖个人的气质和特性，对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的影响要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是构成中苏分裂的最根本的原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设想，如果不是毛泽东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如果不是赫鲁晓夫这样急躁暴烈的性格的话可能中苏同盟还会延缓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他们必然要走向分裂的，我以为有那么三个因素吧。

第一个因素就是中苏两国各自根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进入世界体系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联人和美国人共同创造的这个体系，比如联合国，什么世贸组织等等。所以呢，它进入到这个体系以后，它就要考虑这个游戏规则，它就要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否则的话大家没法儿一块儿玩儿了。

中国不一样，50年代，中国根本就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我根本不理你那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毛主席最爱说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就是当你考虑和平建设的时候，我在考虑怎么发动全世界革命，你在考虑原子战争危害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回事儿呢，相差了至少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所以他们的政策必然要发生分歧，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看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一般的国际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一般的国际关系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利益。就你怎么符合我的利益，我就怎么干。不行，我就让步，大利不行，我求小利。总而言之，咱们俩之间找一个结合点就完了，大家承认那个共同原则是利益。但是共产党国家不一样，它的认识要超于一般的利益，甚至超于一般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你看，从马克思开始到恩格斯、到列宁后来到斯大林、到毛泽东，他们都想的是一件事儿，他不是要解放中国，也不是要解放苏联，他是要解放全人类。你看苏联这国名多有意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你在这里头既看不到一个民族主体的内涵，也没有任何地域的概念，说这在哪儿啊?全球。哪儿都行。这包括哪些人啊?全世界。所以说他们争夺世界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必然的，是他的责任，他认为他有这个责任。举个简单的例子，毛泽东为什么非要打朝鲜战争，他不知道中国当时很穷吗?他不知道中国的武器不如美国吗?他都知道。他不知道斯大林想借他的手来达到他的目的吗?他全知道。但是他不得不为之，为什么?他有这责任。所以我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或者苏联共产党领袖来讲，他们所顾及的，他们所考虑的问题超过了本国的利益，超出了本国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一个问题，这就是第三个问题了，就是在共产党国家，这个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是交融在一起的。

因为原来共产党没掌握过政权，他们都是在野党，都是被追杀的、被压迫的，所以他们联合起来了，就形成了一个国际组织，中国共产党原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啊，它的命令就得执行。好了，党际关系的原则是什么?党际关系的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对不对，这是写进党纲的。国家关系不是这样，它讲究平等、对话、对等、主权，其实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以共产党国家关系当中，没有平等而言，也没有主权而言。那么，这么一种关系，它就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弊病，它是没法儿解脱的，以至最后闹得大家分道扬镳。按一般的国际关系很好理解谁服从谁，谁有钱，谁力量大，就服从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呀。那么怎么美国那么耀武扬威的，它不就是有钱嘛，它力量大呀。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这原则，看谁正确，看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中国才跟莫斯科有一争的嘛，要不然你争得过苏联吗，你凭什么跟它争啊，人家卫星都上天了，你那儿种地还种不出来呢，有什么可争的，不对，他们是在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这是可以的，毛认为他比赫鲁晓夫要强得多。那么这三种因素凑在一块儿，中苏分裂是必然的，不管毛泽东、赫鲁晓夫还是别的什么人，只是个早晚的问题，我是这么看。

曾子墨：谢谢，非常精彩选好，最后呢，我想请沈先生用一句话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沈志华：希望大家都对历史感兴趣，都可以对历史学家提出你自己的要求，我尽力为之。

曾子墨：其实听您今天来解读中苏关系的破裂，我想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特别认同您刚才说的这句话，历史学家，他的作用就是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还原历史真实的面貌。因为一直以来，有人喜欢给历史贴上对和错的标签。更多的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通过教科书或通过其他的宣传工具，把历史变成一种为今天的政治来服务的做法，我想对于这些所有的做法，我们都应该进行一些反思，我也特别希望在我们的身边，在中国能够有多一些像沈先生这样的历史学者，这样我们自己可以活得明白，这样我们也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活得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