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通过上述考辨与分析，判定《唐律疏议》“妄认盗卖公私田”条中“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乃是《疏议》原文，而非版本差异或后世误植所致的“讹衍”。如此，对于“财没不追”的解读必须考虑“买地之财并入地主”之句，而“买方丧失价金追索权，而将田款保留在卖方处或一并给予土地原主”的解读则更为贴近律义。以下通过相关制度的梳理和法理逻辑的推测，来回应上述对既往解读的相关质疑。
（一）适用“财没不追、地还本主”的行为
人们对“财没不追”理解的聚讼，应是自《唐律疏议》“妄认盗卖公私田”条的“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一句而来，由于“买地之财并入地主”，故而“财没”之“没”无法解释为“没官”。但此中亦有一个“过度诠释”的风险：《唐律疏议》在引用唐令“财没不追”时，是否已然改变了“财没不追”的原意？即“财没不追，地还本主”是否在前文所给出的五个出处中保持同一法律内涵？若否，则“买地之财并入地主”所关联的“没”字的解释，将仅适用于《唐律疏议》“妄认盗卖公私田”条，毕竟除此之外的其他四处仅录为“地还本主”。一般而言，逻辑判断的规则是“因为a导致b，c属于a，则c导致b”，“财没不追，地还本主”为一法律效果，只有满足相同的行为要件，才能产生相同的法律效果。因此，笔者有必要对出现此一法律效果的各处条文的规范目的加以考察，尤其是《唐律疏议》“妄认盗卖公私田”条。
由于《唐律》此条所涉违法行为是盗卖他人土地，因此相关唐令应是《天圣令》唐18。其“财没不追，地还本主”的规范旨趣在于：对未经“申牒”程序而卖买土地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效果；而《唐律》引用《天圣令》唐18，是以相应的法理逻辑链为基础：“申牒”的文书必然明列买卖双方的信息（下文所列吐鲁番文书为证），以便审查买地是否超过“本制”及实施“除附”，当然也包括对出卖人权利资格的审查。
同样的法理亦见诸其他有此八字的条文：如《唐律》“卖口分田”条乃是对非法出卖口分田行为的处罚，因为无论《唐律》还是唐令，皆明确规定合法出卖口分田的法定要件：“永业田家贫卖供葬，及口分田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准令并许卖之。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地亦并听卖”；[48]“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斤（听）私卖”。[49]“申牒”的文书（详下）亦明列所买卖的田地的具体信息，“申牒”即对买卖标的物是否合法的审查。
至于《宋刑统》“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所引《杂令》，则是禁止卑幼未经家长同意而擅自出卖、质举田宅等财物，且明令规定：如欲质举、出卖，必须“皆得本司文牒”。可见“申牒”的意义在于审查该出卖行为是否无权处分，是否获得家长同意。由《杂令》所定质举需得本司文牒，以及《唐永徽元年（650）严慈仁牒为转租田亩请给公文事》（65TAM42：10，73）中“田既出赁，前人从索公文”之语，[50]可进一步推定天圣《田令》唐21规定的田地“贴赁及质”亦需申牒。因为唐令规定只有符合“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官人永业田及赐田”这两种情况的田地，方可“贴赁及质”，因此申牒审查的是“贴赁及质”的对象是否符合法定要件。
由此可见，但凡出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或类似表述的律、令条文，即与未履行“申牒”程序相关，而申牒的目的也并非仅限于天圣《田令》唐18所言的审查买地是否过限及“彼此除附”，而是涉及标的物、权利主体等诸项法定要件的审查，以此阻断相应的违法买卖。[51]
（二）“财没不追”的法理逻辑
1．“财没不追”不适用“没官”
有关《唐律》中“没官”处分的适用条件，戴炎辉、刘俊文等已有相关研究。戴炎辉将“没官”的对象分为“资财与家口”两种，将“没官”的事由分为“彼此俱罪之赃（且计赃为罪者）”[52]、“犯禁之物”[53]、“盗物之倍赃”、“簿敛之物”[54]四种；[55]刘俊文则将“没官”总体分为“一般没官”与“特殊没官”两种，其中“一般没官”分为“彼此俱罪且计赃为罪之赃”、“盗物之倍赃”、“犯禁之物”三种，“特殊没官”分“谋反、大逆人家资（即簿敛物）”与“反逆人家口（即缘坐家口）”两种。[56]应当说，戴、刘二说并无二致，只是划分的标准有异而使类型结构不同罢了。
以上述总结的适用“没官”的法定条件来比照《唐律疏议》“卖口分田”条、“妄认盗卖公私田”条中的“财没不追”，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卖口分田”条的刑罚处罚对象仅为“卖口分田”之人，与“彼此俱罪之赃”所涉双方行为人有别，亦不在其他“没官”情况之列，不应适用“没官”的处分，故而“地还本主”；既然犯罪者都不适用“没官”，而“没收”非犯罪者（买方）的“买地之财”，无异有悖常理。其次，“妄认盗卖公私田”条的刑罚处罚对象亦仅是“妄认盗卖”之徒，虽有“盗”名，然“地既不离常处，理与财物有殊，故不计赃为罪，亦无除、免、倍赃之例”，[57]故而“妄认盗卖”者仅处以相应的刑事处罚即可。如此，焉有将“买地之财”课以“没官”之理？
至于涉及“财没不追”的天圣《田令》的两条令文（“田无文牒而卖买”、“田不得贴赁及质”）和《宋刑统》所引《杂令》（未经家长同意擅自出卖、质举田宅等物）更与《唐律疏议》所定“没官”情由无涉，故而“财没”之“没”，应非“没官”之意。戴炎辉认为，“田无文牒辄卖买”的行为“宜科以违令罪，不得以盗卖论”。[58]即使假设该条令文对应《唐律》卷二七《杂律》违令罪，买卖双方由此“彼此俱罪”，也无法推出“没官”的结论。原因如下：首先，违令罪规定“违令者，笞五十”，[59]可见并非“计赃为罪”，故而不符合“没官”情由；其次，即便符合“彼此俱罪”且“计赃为罪”而应“没官”，为何仅科买方之财“没官”，而不“没”卖方之田？
“财没不追”所涉及的五种情况不适用“没官”，亦可从《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彼此俱罪之赃”条中窥见一斑：“问曰：私铸钱事发，所获作具及钱、铜，或违法杀马牛等肉，如此之类，律、令无文，未知合没官以否？答曰：其肉及钱，私家合有，准如律、令，不合没官……”。[60]即“私家合有”之物，即便成为违法行为之标的，也不该没官。[61]
2．“申牒”义务的归属
前已述及，滋贺秀三虽将“财没不追”理解为买地之财保留在地主手中，不再追还给买主，但他认为这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理，而且在假造文牒、买主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种结果更失公平。刘俊文认为“财没不追”是买方的民事责任，而“卖口分田”的卖主被课予刑罚，买卖双方皆须受罚，但此说又无法完全适用于此条律文之外的其他4种情况。欲将“财没不追”判定为买主丧失追索权，尚需解决此一问题。笔者以为，其关键点在于“申牒”义务的归属。
天圣《田令》唐18云：“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由此产生疑问：谁负责申牒？
郭建以为申牒义务人是买方，[62]其所据的旁证是《唐总章元年（668）西州高昌县左憧憙辞为租佃葡萄园请给公验事》（64TAM4：6），[63]因为申请公验乃是由承租人提出。
此外，《高昌延昌十七年（577）史天济求买田辞》（72TAM152：23）亦有启发意义：
在上件文书中，史天济作为买方，在请求官府批准其向卖方任苟蹄买田的文书中，明列了卖方姓名（甚至应该有具体地点，“有常田少亩于外”后的省文恐是地点）、买田的原因，最后附以官府的批文“听买取”。
那么，卖方是否要承担申牒的义务呢？《高昌延昌三十四年（594）吕浮图乞贸葡萄园辞》（72TAM152：24）载：
③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二），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部分文字的校补，参考吴震主编《吐鲁番出土法律文献》，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四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06页。
虽然是求卖葡萄园而非土地，但从上件卖方的申请文书可见，其中并未反映出买方为谁的信息。然而，下件求买葡萄园的申请文书则与上引“史天济求买田辞”一样，有明确的买、卖双方信息，如《高昌延昌六年（566）吕阿子求买桑葡萄园辞》（72TAM152：22）：
文书虽有残缺，但仍可看出买卖双方分别为“吕阿子”和“康□”。依据现有材料可窥：在高昌国时期，买、卖双方皆负有向官府递交卖田、买田申请的义务，但是对于交易行为的意义却不尽相同。卖田者一旦产生卖田的意向，即可向官府申请，因而申请文书中没有买田者的具体信息，类似于单方备案；当买、卖双方达成合意之后，则由买方向官府提出买田的申请，而该申请文书则含有买、卖双方及买卖标的物的具体信息。因此，就具体一项买卖田地的交易行为而言，买方的申请义务是最终的、具有决定性的。虽然在唐代的文献中并无如上文书以资证明，不过既有研究认为，唐代与高昌时期在请买田辞的格式、制度等方面基本相同，[64]故以此来判断“财没不追，地还本主”，则即便发生滋贺秀三所谓的买方不知盗卖情由的状况，也是因为买方未尽申牒义务所致，“财没不追”（即丧失价款追索权）即对其未尽法律义务的责任追究。
①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二），第142页。部分文字的校补，参考吴震主编《吐鲁番出土法律文献》，第207页。
②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二），第140页。
3．“财没不追，地还本主”的立法目的
前述霍存福之说，认为相关立法有利于“地主”而非“钱主”，其中原因何在？为何在同样违法的情形下（如田无文牒而卖买），钱主应当承担丧失追索权的损失，而地主则可获得返还的土地？即便前述买主因负有最终“申牒”义务而需遭受相应的处罚之说能够成立，立法如此倾斜的理由亦待探究。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载：“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65]“诏买者还地而罚之”与“财没不追，地还本主”的内涵是一样的，可见，立法目的是抑制土地兼并无疑。但是，即便是为抑制土地兼并，也可采取买地之财“没官”的措施，为何要将田价保留在卖主手里而不追夺呢？笔者以为这是立法兼及社会财富分配、追求实质公平所致。
首先，买地者大多是殷富、权贵之家，如“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66]而造成“贫者失业”的局面，对这些有财力的买主采取“财没不追，地还本主”的处罚，既可达到抑制土地兼并之效，又具有可执行性，因为他们的财力完全可以负担这一损失。当然，在现实中必然不乏非富贵之家的买地者，但是法律并不能完全顾及个案。
其次，“财没不追，地还本主”所针对的都是非法的土地交易活动，而从事这些非法交易的卖方大多是因经济原因而被迫出卖土地。[67]如咸亨（670—674）年间，上书自称“臣家赀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故鬻钱走京师”的员半千，[68]卖地所得乃是为了充作旅费。更何况，大量的非法卖地者皆是因官府的横征暴敛所致，如圣历（698—700）初，狄仁杰上疏云：“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69]长安（701—705）末，李峤上疏云：“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70]采取“财没不追，地还本主”的措施，既有抑制土地兼并之效，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调解财富分配极度不均，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
当然，如果卖地行为符合法定要件，如家贫亟待供葬，或逃亡人户亟待安家等，那么履行“申牒”的法定要件以使整个交易行为合法，对卖主而言有利无弊，为何还会发生“田无文牒辄卖买”呢？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乙丑诏云：“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71]富贵之家在非法兼并时，虽然“莫惧章程”，但也有所顾忌，因而采取了“改籍书”、“云典贴”等违法方式，尤其是“改籍书”，其目的不外乎是超过原定“本制”，非法多占田地。据此亦可推论，“田无文牒辄卖买”也是买主逃避官府审查其占地是否超过“本制”的一种措施。这恐怕也是将“申牒”义务及罚则效果课加给买主的原因所在。
4．民事法律活动对立法倾斜的变通
法律文本与法律实践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如上述“改籍书”、“云典贴”等违法行为便是例证。更何况，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旦面对具有倾斜性保护的法律规范，必然会想方设法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或“法无明文禁止”的前提下，以相应的措施对立法进行适当变通，以达到个案公平或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财没不追，地还本主”的法律实践也是如此。
敦煌P．3394《唐大中六年（852）僧张月光、吕智通易地契》中有一项权利瑕疵担保条款：
（前略）
13 壹斗、布叁丈叁尺，当日郊（交）相分付，一无玄（悬）欠。立契（后）或有人
14 忓恡园林舍宅田地等称为主记者，一仰僧张月光子父知（祇）当，
15 并畔觅上好地充替，入官措案。上件解（价）直斛斗驴布等，当日却
（后略）[72]
所谓“有人忓恡园林舍宅田地等称为主记者”，即有人主张对此契约标的物享有所有权，如果主张权利的请求合法，则此一交易就构成“盗卖”，依照前引《唐律》“妄认盗卖公私田”条，将对盗卖者处以刑罚，而民事责任则是“财没不追，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亦即买主丧失对土地的保有权和对价款的追索权。[73]从该契约可见，其中并无“钱、田各还其主”之类字样，但买主要求“觅上好地充替，入官措案”，亦即虽然不能追索田价，但卖主应保证，一旦发现标的物存在权利瑕疵，则由卖主另行提供一处土地作为替代，从而变通立法上的倾斜性处罚。相类似表述，还见于S．3877v《唐天复九年（909）安力子卖地契》、P．3649v《后周显德四年（957）吴盈顺卖地契》等。[74]鉴于“官有政法，人从私契”，[75]而且律令并未禁止地主在“财没不追，地还本主”后以其他土地偿还钱主，契约如此约定应是合法有效的。
对于立法的变通，不但在契约约定上有所体现，而且在实际的义务履行中亦可操作。如卑幼未经尊长同意擅自典卖田产，应当按照前引《宋刑统》的《杂令》“物即还主，钱没不追”及“臣等详参”条“其钱已经卑幼破用，无可征偿者，不在更于家主尊长处征理之限”的规定进行处理。而宋天圣五年（1027），陈泰撰《回义门累朝事迹状》曰：
真宗景德三年（1006），侄孙延赏……见诸庄弟侄不与尊长商量，擅自典卖田产……蒙敕下江州，大理评事知本州汪白勾勘钱谷多无着落，利过于本，遂并检格：业还主，财没不追。旭以守义年深，不欲违负乡人，逐年还足。[76]
由此可见：陈门卑幼业已将钱谷费用（“多无着落”），而所检之“格”[77]文亦与《宋刑统》的规定一致，“业还主，财没不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因“不欲违负乡人”，所以最终还是将田价逐年还给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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