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生平和学养

（一）吴敬梓的生平

吴敬梓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生活在全椒吴氏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而且，他个人的命运也坎坷多舛，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妻，人生的不幸不断向他袭来。

吴敬梓十三岁时，母亲金氏就已过世，在《赠真州僧宏明》诗中他追忆道：“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这一年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自幼失去母爱，对他的心灵损伤极大。从此，他再也“不随群儿作嬉戏”，而是“屏居一室如僧庵”，沉浸到诗词歌赋中去，“从兹便堕绮语障，吐丝自缚真如蚕”（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泰然斋诗集》卷二）。因此他自幼就培养了对文学的爱好，有了一定的文学修养。

母死以后隔了五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吴敬梓十八岁时，他的生父吴雯延病故。吴雯延早年曾到过南京，借住在清凉山脚下虎踞关附近的丛霄道院读书。康熙五十七年，吴敬梓随嗣父吴霖起在苏北赣榆县学教谕任上，也经常到南京来探视生父雯延。当他闻知生父雯延的病情加重时，忧心如焚，急忙赶到南京侍候，“无何阿翁苦病剧，侍医白下心如恢”（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不久，雯延的病情有增无减，医药罔效。病危之际，由吴敬梓和其他亲人一起将他送回故乡全椒，没有多久也就病逝了。

吴敬梓刚刚从生父雯延病故的哀痛中回缓过来，他的嗣父吴霖起又接着谢世。吴霖起原是一名拔贡，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出任赣榆县学教谕，过了八九年苜蓿生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皇帝胤禛上台，“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人方正的吴霖起，此时已届暮年，也就属于淘汰之列，连教谕这一闲冷官职也失去了。回到故乡后不久，就在雍正元年（1723年）病故。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记叙这一经过，写道：“归耕颍上之田，永赴遂初之约（自注：先君子壬寅年去官，次年辞世），贤人则岁在龙蛇，仙翁则惟遗笙鹤。”这一年吴敬梓二十三岁。

从少年到青年的十年中，他接二连三地失去母亲、生父和嗣父，这对他的刺激是极为激烈的。但还不仅于此，隔了没几年，他的妻子陶氏又病故。吴敬梓十七岁左右与全椒陶钦李的女儿结婚，夫妇生活十分幸福。在吴敬梓十九岁时就生了长子吴　。婚后不久陶家即败落下来，先是岳父病故，接着岳母又亡，子侄既不能守成，生活又极为豪侈，连住宅也改属他姓。这对吴敬梓的妻子打击很大，不久她也就一病不起。这是吴敬梓二十八九岁时发生的变故。吴敬梓在三十岁时写有词作《减字木兰花》八首，其中第六首：

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买得厨娘，消尽衣边荀令香。

愁来觅镜，憔悴二毛生两鬓。欲觅良缘，谁唤江郎一觉眠。

就回忆了服侍病妻的情景，感到目下“买得”的“厨娘”也不能替代“闺中人”；又想再娶，但此时已届中年，功名不就，囊中渐空，有谁嫁给他呢？后来虽然续娶了儒医叶草窗的女儿，但这也不能消除他中年丧妻的痛苦。

吴敬梓的个人遭遇极为不幸，在家族中也没有任何温暖，甚至还不断地遇到不愉快的事。在那些不愉快的事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财产的再分配，也就是瓜分遗产问题。从他的一生来看，早年析产，中年夺产，晚年产尽，由富实之家降为小康，再坠入贫困。吴敬梓童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析产”的阴影中。特别是在他出嗣给吴旦的独子霖起为子后，就成为长房长孙即大宗的宗子。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宗子在祭祀祖先时有主祭权，在分析遗产时可以多于他人。这一身份本易招嫉，而吴敬梓获得这一身份又是由于出嗣而来，这就更使他处在矛盾旋涡的中心，成为族人争夺遗产的众矢之的。在他的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谢世以后，遗产之争终于爆发。他的族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中说：“他人入室考钟鼓，怪　恶声封狼贪。”就借用《诗经》中《山有枢》“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以及《鸱》“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的典故，反映了吴敬梓叔伯兄弟等人向其夺产的情景。在“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中，只有一位刘姓老仆为他的财产被侵夺而忧心如焚，这就是吴檠诗中所写的“刘翁为人好心事，谯惰与我忧如恢”。在这场争夺遗产纠纷中，叔伯和族兄弟的步步进逼，引起了吴敬梓极大的愤慨，他在《移家赋》中曾感叹“淳于恭之自　不见，陈太丘之家法难寻”。据《后汉书·淳于恭传》，淳于恭之兄“崇卒，恭养幼孤，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陈太丘是指曾为太丘长的陈　，据《后汉书·陈　传》：“　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吴敬梓借用这两个典故，说明在争夺遗产的纠纷中，叔伯之中没有一个能像淳于恭那样严格要求自己、教诲子侄，也没有一个像陈太丘那样排难解纷、处事公正，从而流露了对长辈族人的强烈不满，对他们的贪婪而虚伪的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经过这次遗产之争，吴敬梓的财产果然被族人侵夺去不少，但他仍然保留了相当可观的一份，程晋芳说他“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但是，由于他“素不习治生”，又“遇贫即施”，再加上“偕文士辈往还”，过着“倾酒歌呼穷日夜”的生活，“不数年而产尽矣”（《文木先生传》，见《勉行堂文集》卷六）。到了晚年，就坠入极为困顿的境地，以致“人不知故向者贵公子也”（顾云《盋山志》卷四）。

由于丧母、丧父，也由于析产、夺产，使得吴敬梓长期生活飘忽不定，少年离乡，中年移家，晚年出游，最后客死异乡。在十四岁时（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他曾随嗣父吴霖起前往地处海滨的江苏赣榆。从全椒到赣榆，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也算得上远离故乡了。吴敬梓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就曾经写道：“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赠真州僧宏明》）

吴敬梓在赣榆住了八九年，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吴霖起失去教谕这一闲职，才最后离开赣榆，回到故乡。当他初到赣榆这个海滨城镇时，看到了在安徽内地故乡全椒所不曾见到过的汹涌大海，浩荡无际的碧波冲荡着少年的心胸，襟怀为之一爽，眼界顿然一新，意气风发地写下《观海》一诗：

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

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

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

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

赣榆县虽然地处海滨，但县城附近也颇有山石之胜。嘉庆《赣榆县志》卷一：“夹谷山在治西四十余里”，“山上有圣殿、圣化亭、奎星洞、夹谷书院诸迹”。这些名胜古迹，是少年吴敬梓春秋佳日足迹常到之处。

十八岁那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盛夏，吴敬梓从赣榆回到全椒，金榘诗中记载此事就说“尔从夹谷归相探”（《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就迳直以夹谷指代赣榆。吴敬梓在赣榆与青衿士子一起在嗣父吴霖起用自己薪俸修复的学宫中学习，吴霖起根据季节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不同内容的教学，所谓“春夏教以诗书，秋冬教以羽　”（《移家赋》）。吴敬梓的青年时代就从嗣父吴霖起那里学了不少诗书礼乐的学问。这种学习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宁的。不久，随着吴霖起回到故乡而结束了这种宁静的读书生涯。

在故乡生活的十年中，经历过析产、丧妻的种种不幸之后，吴敬梓已进入中年。由于家产的日益消蚀，也由于对族人的厌恶与日俱增，他终于离开故乡，移居南京。吴敬梓在正式移家之前，已数度游历过南京，六朝故都的风光给他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在雍正八年（1730年）三十岁时，他就产生了“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减字木兰花》）的念头。隔了三年，即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吴敬梓三十三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移家赋》）的决绝感情离开了全椒，正式移居南京秦淮河畔的“秦淮水亭”，后来还自称为“秦淮寓客”。

吴敬梓的生父吴雯延虽然曾借寓南京，但没有购置房产，吴敬梓这次移家南京，就得自己购房置舍、措办一切，从而使得他已经被族人侵夺过之后的财产更为减少下来。在南京，与友人诗酒唱酬，赴安庆参加考试，修复先贤祠，更把他的财产大部分花去，因而到了晚年，生活就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有时甚至无米下锅，他就“以书易米”；“冬日苦寒”，他就邀约同好，“绕城堞行数十里”，“夜夜如是，谓之‘暖足’”（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或“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顾云《盋山志》卷四）。在如此困顿的境遇下，他有时不得不出门作客，依人篱下。他的足迹常到之处为苏北的真州（仪征）、扬州、淮安一带。

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与当时的江宁府知府卢见曾（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一）相处得不错。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别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他虽然为吴敬梓的父母官，但由于喜欢结交文士，所以他对吴敬梓十分友好。乾隆元年（1736年），卢见曾升任两淮盐运使，不久又兼理两淮盐政，督理扬州关务。两淮盐政分别在真州、淮安设有淮南、淮北盐所，都是属于卢见曾所管辖的范围。卢见曾还在扬州衙署中筑有“苏亭”，专门接待各方文士。吴敬梓晚年一再出游真州、扬州、淮安，主要就是去投靠卢见曾。

在真州，吴敬梓还投靠过从湖广提督任上革职回乡的杨凯，“明晨衔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雨》），曾向杨凯要求资助。在淮安，曾在当时尚未贫乏下来的程晋芳家寄食，《文木先生传》中记载了当时吴敬梓的困顿状况，说他“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在扬州，吴敬梓虽然有不少朋友，也有亲旧，但大都是贫士，无法周济他；卢见曾又极为好客，座上客既多，就不能一一遍顾，因而“穷饿乃其宜”（金兆燕《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棕亭诗钞》卷五）了。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下旬的一天，吴敬梓尽其所有，沽酒买食，邀约好友前来痛饮，微醉之中，吴敬梓反复朗诵唐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在座友人听到吴敬梓朗读此诗都有些诧异。没有过几天，即十月二十八日（公元1754年12月11日），吴　（敬梓长子）的同年、诗人王又曾从北京南下，舟停扬州，上岸拜会了他钦迟已久的吴敬梓。当天黄昏，吴敬梓又去舟中回拜，两人畅谈，极为相得。归来之后，吴敬梓还自己解衣上床，但不到一顿饭时间，痰涌不绝，家人连药物也来不及投用，一代文豪就与世长辞！当时守在床边的只有幼子。

住在附近的友人金兆燕闻讯赶来，为他料理后事，但检其行囊，“可怜犹剩典衣钱”（程晋芳《哭吴敏轩》，《勉行堂诗集》卷九），治丧费用无从筹措，王又曾就出面向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请求帮助，卢见曾慨然承担一切丧葬费用，并由金兆燕将他的棺木从水路运到南京，安葬在南京清凉山脚下（一说葬在凤台门）。金兆燕诗中说吴敬梓“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如今，他的坟地虽然已无遗迹可寻，但安葬在南京总算符合吴敬梓的心愿了！

在吴敬梓坎坷不幸的一生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应鸿博之试、修复先贤祠。

吴敬梓出身在科举世家，自幼接受父、祖教诲，埋首四书、五经，揣摩八股时文，以求一第。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八岁时他进学成为秀才，此后却屡试不售。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二十九岁的吴敬梓又在滁州参加秀才的科考，由于“文章大好人大怪”，“酒后耳热语　”，发了不少牢骚，讲了一些怪话，当时就有人主张不录取他。吴敬梓酒醒以后也有所懊悔，又去向当道“匍匐乞收”，但却受到大声斥责。幸亏“使者怜才破常格”，才使他“今兹冠军小得意”（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获得科考第一名。但接着参加乡试，又再次失利。他自己写的《减字木兰花》词作中就追叙了此次落第的遭遇：

“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家世科名，康了惟闻　声。”

对十几年来的老秀才生涯，他感到极大的厌倦：

“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

这种懊恨、追悔的情绪，正是他并未能忘情于科第功名的流露和反映。然而却偏偏屡困场屋、无由上进。不久，他就移家南京，在南京过着“论文乐友朋”（《春兴》）的生活，结交了一批文士，又与江宁的“学官”相友善，颇为他们所推许。乾隆元年（1736年）再次举行博学鸿辞科试，江宁训导唐时琳就将吴敬梓推荐给上江督学郑江，再由郑江推荐给安徽巡抚赵国麟。吴敬梓也就怀着感激的心情参加了学院、抚院、督院的三级考试。归来后，“消渴”病再次发作，不能赴京参加廷试，赵国麟也就无法正式荐举。对此次未能参加廷试，尽管他后来不断产生过懊恨情绪，然而他毕竟因病辞试了，这对于曾经有过“匍匐乞收”行为的吴敬梓来说，却是一件大事，表明他的思想虽有反复，但也确有转变。

通过自己屡困场屋的切身体验，以及周围亲友的不幸遭遇（如《哭舅氏》《伤李秀才》《酬青然兄》等诗篇中提及的舅氏、李岑淼、吴檠等），他终于对时文科举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从念念不忘“家声科第从来美”（《乳燕飞》），终于转变为“独嫉时文士如仇”（《文木先生传》），甚至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见王又曾《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丁辛老屋集》卷十二）的疑问。

他出身于科举世家，自己前半生又屡次应试，有家庭传统，有切身体验，对科举制度的每一环节都十分熟悉，这对他创作以抨击时文八股为重要内容的《儒林外史》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未赴鸿博廷试，表明了吴敬梓对科举弊端有所认识，那么修复先贤祠则反映了他倡导礼乐兵农的理想。吴敬梓修复先贤祠、倡导礼乐兵农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先人和朋友的影响。

再从吴敬梓的友人来看，其中也有一些颜、李学说的信徒。为《文木山房集》写过序、替吴敬梓姐姐写过《金孺人墓志铭》的程廷祚，就是其中的代表。程廷祚在年轻时曾从南方写信给北方的李　，说自己读到颜、李著作以后，“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缵周、孔之绪于燕赵间者”；李　收到此信极为高兴，认为“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传不至堕地者也”（《恕谷后集》卷四）。程廷祚治学也正是“以习斋为主，而参以梨洲、亭林”（戴望《颜氏学记》卷九）。

无论是从先人还是从友人的关系来考察，颜、李倡导礼、乐、兵、农的理想，对吴敬梓产生影响是十分自然，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事。而具体化到修复先贤祠以倡导礼乐，则显然是受到程廷祚的影响更大。

程廷祚的父亲程京萼曾写有《金陵祀典议》，他在这篇文章中说金陵为东南大都会，大禹足迹曾至，又是泰伯封地，孔子七十弟子中子游也为此地人，认为“大禹有平天地之功，泰伯作君作师，子游以文学衍圣人之传，议祀典于金陵，舍二圣一贤，其谁先之”，因而积极主张修复先贤祠以祭祀大禹、泰伯诸贤。

吴敬梓族曾祖吴国缙曾经修葺过江宁府学，嗣父吴霖起也曾修葺过赣榆县学。吴敬梓终身只是不第秀才，没有资格担任教职，自然也不可能有修复学宫的光荣，因而一经有修复先贤祠之议传开，又与他平素受到的礼、乐、兵、农思想的影响一致，他就立即参与其事，襄助其成。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他“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宦极宏丽，工费甚巨，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顾云《盋山志》卷四也记载说：“江宁雨花台，明所建先贤祠在焉，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岁久，圯矣。征君（敬梓）与同志议复其旧，资弗继，则独鬻全椒老屋成之。“由此可见，为了倡导自己的理想，吴敬梓连仅剩余的住房也售出，真可谓不遗余力了。当然，他所倡导的礼、乐、兵、农理想并不能挽救封建末世的颓风败俗，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尽管如此，他为了倡导自己的理想即使将家产花销净尽也在所不惜的精神，却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二）吴敬梓的学养

吴敬梓出身于名门望族、科举世家，从小就接受了正规的封建教育，不但学习时文八股，以应付科举考试，而且还广泛阅读了经史子集，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回顾了他的学习情况：少年时代曾经“涉猎群经诸史函”，经、史著作就已广泛阅览；成年以后诗歌写得更好，“迩年诗律更绮密”，比以前更讲究诗律，而且由于读书极为广博，写作时就将“僻书奇字来稽参”；到了晚年更潜心于经学研究，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孜孜不倦地钻研。金兆燕也说他“行年五十仍书痴”（《寄吴文木先生》，《棕亭诗钞》卷三）。由此可见，吴敬梓一生都在不断学习，因而有着广博而深厚的学养。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他曾经在史学、经学方面做过一些探索和研究。在文学领域内，对诗、词、赋、骈文、诗论，乃至小说、戏曲等形式，都能娴热地掌握，并且大都有数量不等的作品传世。

吴敬梓在史学方面的著作有《史汉纪疑》，但未成书（见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没有稿本保存下来，因而无法对他的史学研究进行评述。不过，从《儒林外史》中偶或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写和议论中（如对永乐皇帝朱棣、宁王宸濠等），我们可以看出吴敬梓对待一些历史问题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并不为一般流俗之见所束缚。

吴敬梓对于经学也曾经下过工夫。经学原是封建社会中儒家知识分子必须认真学习的一门学问，然而广大士人只是把它作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这样的士人，虽然他们也读经书，却不能说是研究经学。只有将它当作一门学问专门进行研究的人，才能称之为经学家。吴敬梓早年读过四书、五经，到了晚年，由于受到自己先人和一些朋友的影响，才致力于经学研究。虽然他的研究并没有什么成绩，但是在研究吴敬梓时却又不能忽略他在这方面曾经做过的努力。根据现有的资料，吴敬梓对于五经中的《尚书》《诗经》都曾做过一些研究（关于《诗经》研究，详见下文）。他还写过一篇关于《尚书》的文章，这就是他为江昱《尚书私学》写的序（见《扬州足征录》卷十三），可供我们探索、研究。

《尚书》之所以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是因为它记录了先王的故事，所谓“《书》以道事”（《庄子·天下》），可以为后来的统治者所效法。在《尚书》研究中历来就有今古文之争。西汉初时《尚书》共有二十篇，是用汉时流行的文字抄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尚书》”，为济南伏生所传授。到了武帝末年，鲁共王在孔子宅中又发现一种《尚书》，是用秦汉以前古文字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较之“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另外还有一种伪古文《尚书》，则为三国时魏人王肃采辑逸书而成，托名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并附有孔安国的传；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将这部伪古文《尚书》献出来。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中《尚书正义》就依据这部伪古文《尚书》孔传。从此以后，伪古文《尚书》就定于一尊，成为官定的经书。但自唐代以来就有学者怀疑它的真实性，如南宋的吴棫、明代的梅　等。不过，直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条分缕析，钩沉决断，才为学者所公认。后来丁晏作《尚书余论》，更进一步证明伪造者即为王肃，遂成为定论。

在这场争论中，吴敬梓的友人江昱（字宾谷，号松泉，原名旭，字才江，江都人）著作一部《尚书私学》，称赞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为“极有力”的著作，批评阎若璩“妄斥圣经”；认为古文《尚书》“论政论学，莫不广大精深，非圣贤不能道”，确非伪托。江昱的见解并不足取，但是吴敬梓却表示赞同，并为他的《尚书私学》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吴敬梓不加区别地将今、古文之争中的是非，笼而统之地一笔加以抹煞，说什么“一二高明之士，喜持辩论今古文之真伪，聚讼无休，究何当于《书》之义理”，认为这一讨论毫无意义。

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例如伪古文《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曾被朱熹用来建立道统，用这十六字“心传”宣扬理学。顾炎武就曾严厉地批判这十六字“心传”（见《日知录》卷十八，《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等）。阎若璩进一步指出这十六字“心传”并非“圣人”所制，前三句出自《荀子·解蔽》所引《道经》一段话加以概括，后一句则见于《论语·尧曰》（见《古文尚书疏证》卷二），就釜底抽薪地攻击了理学家所建立的道统，这在客观上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吴敬梓对此并不了解，只是赞赏江昱的“卓识”和“神悟”，这当然是不当的。

吴敬梓对于《尚书》今、古文之争发表了一些不当的议论，也并不足怪，他毕竟只是文学家而非经学家，只是在晚年才开始“治经”的（参见《文木先生传》）。关于《尚书》这些并不高明的议论，也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

吴敬梓在文学领域中涉猎的范围极为广阔，他能诗，善词赋，著诗话，对戏曲、小说也十分爱好，或有评论，或有创作。以他的诗、词、赋而论，现有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行世，其中大都为四十岁前的作品。据记载，吴敬梓还有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但至今未见有传本。另外，吴敬梓的佚诗、佚文,新中国成立后也时有发现，仅《吴敬梓集外诗》中就收诗作二十六首，其中《金陵景物图诗》可以断定为晚年的作品。在陈古渔的《所知集》中，还辑录了吴敬梓的诗作数首。吴敬梓为徐紫芝《玉巢诗草》、李本宣《玉剑缘传奇》、江昱《尚书私学》写的序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在现行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有诗一百三十七首、词四十八首、赋四篇。

李本宣说吴敬梓的诗作“大抵皆纪事言怀、登临吊古、述往思来、百端交集”之作，并且赞美他从不与“时贤”“诗简唱和”“分题角胜”，“苟无关系者不作焉”（《文木山房集》序）。的确，在一百余首诗中，很少有应酬的诗篇。然而，吴敬梓所纪的事、所言的怀，大都是个人生活的琐事和功名得失的怀抱；即使在“吊古”“思来”的篇什中也无不渗透出这种情绪，并没有反映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

至于他的诗作的艺术性，黄河在序《文木山房集》中评为“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论者称其直逼温、李”。吴敬梓现存的四十余首词作，其内容也与他的诗作大体相似，黄河评之为“婉而多风，亦庶几白石、玉田之流亚”。

尽管吴敬梓的诗、词并没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可言，但对我们研究他在四十岁前的生活、思想也还是具有很大价值的。例如在作于雍正八年（1730年）除夕的《减字木兰花》八首中，吴敬梓曾对他三十岁前的生活做了回忆和总结，让我们了解到在他三十岁前所经历的许多不愉快的事——田庐尽卖，奴仆逃散，乡试不第，闺中人逝，慈母未葬。在这种种“不幸”的打击下，他又曾产生了续弦和移家的念头，以后终于娶了叶草窗的女儿，并移家南京秦淮水亭。所以，为了全面研究吴敬梓的思想和创作，对他的诗、词作品也应予以充分的注意。

吴敬梓写作的赋有四篇，《继明照四方赋》是为参加学院鸿博预试而作，《正声感人赋》则是参加抚院鸿博预试而作，还有一篇是《拟献朝会赋》。在这三篇赋中，有不少歌功颂德、鼓吹圣明的词句，什么“林林兆姓，咸歌帝德之化神；济济臣工，喜觐天颜之咫尺”（《拟献朝会赋》），什么“我皇之至德”（《正声感人赋》），“圣主之神明”（《继明照四方赋》）等，极为庸俗，令人不堪卒读。他移家南京以后所写的《移家赋》，则是他的赋作中的上乘之作。在这篇赋中，虽然也没有触及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但同他的诗词一样，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他早年的生活和思想及其家世的第一手材料。在这篇三千余字的长赋中，他以极为自傲的心情叙述了自己的家世，回顾了显赫的历史，有“始则河东三凤，终则马氏五常”“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的描写。他还以愤怒的笔触，在《移家赋》中指责族人争夺财产，不顾世德祖风，与市侩联姻的种种情事，有“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资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的抨击。他对全椒社会世态炎凉的现实，在赋中也有形象的揭露，如“昔之列戟鸣珂，加以紫标黄榜，莫不低其颜色，增以凄怆，口嗫嚅而不前，足盘辟而欲往。念世祚之悠悠，遇斯人而怏怏”。对自己移家的不得已，他在赋文中也有所陈诉，如“土云信美，客终畏人”，“昔陆士衡之入洛，卫叔宝之过江，俱以国常，非由得已。梓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生值承平之世，本无播迁之忧，乃以郁伊既久，薪　成疾，枭将东徙，浑未解于更鸣；鸟巢南枝，将竟托于恋燠”。此外，在赋文中他还追念了先人的德行，表明了自己的志趣，描写了移家后的生活等等，对我们研究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同时，从艺术表现来看，《移家赋》也写得极为成功，属对精密，用典确切，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影响十分明显。

《文木山房集》中只收了吴敬梓的诗、词、赋所谓“有韵之文”（方《〈文木山房集〉序》），而没有收他的文章。目前传世的吴敬梓文章仅有他为友人著作写的三篇序文：一篇是为江昱《尚书私学》写的序言，这是用散文写作的；一篇是为徐紫芝《玉巢诗草》写的序言，则是用骈文写作的；另一篇是为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写的序言，却是用散文、骈文杂糅在一起写成的（《〈尚书私学〉序》前文已提到，兹不赘述。《〈玉剑缘传奇〉序》详见下文）。《玉巢诗草》为安徽建德人徐紫芝的诗集，现藏北京图书馆。书前有序文三篇，分别为吴襄、郑相如、吴敬梓所作。吴襄序言作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吴敬梓序文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从这篇序言看，吴敬梓的骈文写得极为圆熟，对仗工稳，用典巧实，句调齐整，音节铿锵，如“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以徐陵推许徐紫芝，以自己不如吴质而自谦，从序文写作要求来看，这些比喻都很恰切。

吴敬梓不但从事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而且还重视文学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他曾研究过《诗经》，评论过传奇。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有着研治《诗经》的家庭传统。吴沛著有《诗经心解》，吴国鼎著有《诗经讲义》，吴国缙著有《诗韵正》，吴敬梓则将自己对《诗经》的解释和评论写成一部《诗说》。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就说他著有“《诗说》若干卷”（王又曾说“《诗说》八卷”，沈大成说“《诗说》数万言”，章学诚和金和都说“七卷”）。可惜这部《诗说》没有刻成，或者虽已刊刻但没有流传，因而无法对它进行全面的研讨。不过，前人的诗文中也曾摘引片言只语，如金兆燕在《寄吴文木先生》一诗夹注中说《诗说》“力辟《凯风》原注‘不能安室’之谬。《南有乔木》（即《汉广》）云祀汉神也”。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诗说》“载有《说〈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祀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采唐矣》（即《桑中》）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飞》而作”。这些引文，就透露了吴敬梓对《汉广》《凯风》《桑中》等诗篇的见解；至于《溱洧》篇，上述诗文中虽然未曾引用他的见解，但《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对此篇有详尽的评说，也可供我们参看。从这些引述中，我们也不难窥知，吴敬梓研治《诗经》，基本上宗主毛传，但能于毛、郑之外，间采今文齐、鲁、韩三家之说，也并不全然排除朱熹集传，而是有所取舍，坚持“醇正可传”的原则。他对《诗经》研究的成绩虽然不能像胡适那样说成是“乾嘉经学的先锋”（《吴敬梓年谱》），但却超过他对《尚书》的研究。因为《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不同于《尚书》，作为文学家的吴敬梓，对它的体会较之《尚书》当然要深切得多。

吴敬梓自幼就喜爱戏曲艺术，曾向有名的演员学歌，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就记他“生小心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也说他“销魂忽忆少年事，歌呼且拉老何戡”。吴敬梓的一些友人也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如金兆燕写有《旗亭记》，程廷祚写有《莲花岛》，李本宣写有《玉剑缘》等。他本人虽然没有戏曲作品问世，但对戏曲却有一定的研究。他移家南京以后写的《春兴》诗，回忆往年的生活，其中就有“顾曲周公瑾”的句子，乃“曲有误、周郎顾”之意。由此可见，他颇精通戏曲艺术。他对戏曲艺术的评论，虽没有专著，而在为李本宣《玉剑缘》写的序言中也有所透露。

李本宣字蘧门，原籍扬州，长期住在南京杏花村。他也是出身于世家，而后坠入贫困的，也是由早年醉心于诗文戏曲而到晚年才研治经学的。这与吴敬梓颇为相似。《玉剑缘》传奇写杜生与李氏的恋爱故事，现存北京图书馆，书前有吴敬梓、宁楷、田倬三篇序文。田序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此可以推知，吴敬梓序也当是其晚年之作。在这篇骈、散交杂写成的序文中，颇可看出吴敬梓对戏曲艺术的见解。例如，他说“君子当悒郁无聊之会，托之于檀板金樽以消其块磊”，认为戏曲创作可以抒写个人怀抱；又如，他对剧中“述杜生、李氏一笑之缘”，“尽态极妍”，颇有微词，不十分同意戏曲作品反映爱情题材；再如，他认为研治经学的意义大大超过创作戏曲，说李本宣“二十年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岂区区于此剧哉”！这种看法是不足取的。但吴敬梓能重视一向不为封建正统文人所看重的戏曲艺术并为之作序，却不能不说是思想通达的表现。

总之，作为文学家的吴敬梓，其文艺才能是多方面的，其学养是极为深厚的。如果没有这样广博、深厚的才能和学养，是不可能创作出他的传世之作《儒林外史》的。

《儒林外史》的创作，大约花了十五年时间，开始于乾隆元年（1736年）左右，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左右基本完稿。吴敬梓在乾隆元年赴安庆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归来以后，替他的挚友王溯山所绘的《左茅右蒋图》题了一首诗，其中叙述了自己近年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

“几年卜筑板桥住，秦淮水色钟山树。木兰舟内急觞飞，杨柳桥边歌板度。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

诗中用了仰屋著书的故事。据《梁书·南平元襄王伟传》：“恭（肃恭，伟子）每从容谓人曰：‘下官历观世人，多有不好欢乐，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这就表明，在他去安庆应试之前，原就在秦淮水亭中著书仰屋。吴敬梓此际仰屋所著的书，应该就是《儒林外史》。王又曾的《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第八首云：“杜老惟耽旧草堂，征书一任鹤衔将，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这就可以与吴敬梓自己诗篇中所说的“著书仰屋”相印证，说明吴敬梓从安庆归来以后仍然继续在创作《儒林外史》。程晋芳作于乾隆十三年到十五年的《怀人诗》中说：“……《外史》纪儒林，刻划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表明此时《儒林外史》已经脱稿，并为外界所知，甚至被推许为传世之作。由此可见，为我国讽刺文学树起丰碑的《儒林外史》经过整整十五个春秋才得以完成。吴敬梓开始进行创作时是三十六岁的中年，而完成时已是五十岁的晚年了。这可以说，《儒林外史》是吴敬梓一生中思想最成熟、创作力最充沛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