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史之二）
毛泽东在二十岁那年，遇到精通《论语》的好老师杨昌济。近现代《论语》的研究类著作，毛泽东较早接触并接受其思想正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著作《论语类钞》。这部书是杨先生学习《论语》的心得。
杨昌济不仅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的教育家。青年时期他即具有爱国思想（留学时改名怀中）。与当年一般竞学法政、实业、军事等科的留学生不同，他在外国潜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时正逢辛亥革命，谭延闿想延揽他做教育司长。他不愿做官，只选择了冷清的师范教员。很显然，这是由于他不满现实，有所抱负，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这种特殊的出身经历、渊博学识及其高尚的人格，使之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当年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热血青年，围绕在他的周围。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杨昌济先生，深感这些好学上进的学生十分可爱，很乐意和他们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身上，看到了人才脱颖而出的希望，感到无限慰藉，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
杨昌济除正常授课外，还把自己的作品《论语类钞》作为教学参考书，传授给学生们。他通过教学竭力将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学生。他教书不是照本宣科，往往将自己的心得，如《论语类钞》中的有关篇章，向学生讲解，以启发学生触类旁通、独立思考。他的教学和为人，对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阶段的毛泽东及其学友们，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料（第二年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修身课老师的杨昌济，常把《论语类钞》作为教材，这对毛泽东等人进一步加深对《论语》的理解和领悟，其所产生的效果和所受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这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听杨昌济老师的修身课，也听袁仲谦老师的国文课，毛泽东有课堂笔记《讲堂录》保存下来。对比《论语类钞》的论说与《讲堂录》的记载，就会十分明确、十分具体地看出《论语类钞》对学生时代毛泽东在各方面的影响。
比如：《论语类钞》在解释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一句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矣。”（《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这意思在《讲堂录》里有一点发挥：“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仑——引者注），豪杰也，而非圣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89页）孔子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篇》第二十六章。孔子意思是说：“三军可以丧失它的主帅，一个人却不可以丧失他的志向。”孔子说即使是个普通人，也要有坚定的志向。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儒家强调保持人格尊严，重视主观精神作用，以“志为至要之本”。杨昌济在讲解《论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孔子的话时，还对学生这样说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临难毋苟免，见危授命，乃意志之强，同于良心之强之状态也。古来殉道者，宁死而其志不可夺；反对之者，但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其志事虽暂挫于一时，而前仆后继，世界卒大受其影响。”杨昌济还讲道：“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再如：《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曾子这句话出自《论语·泰伯篇》第七章。大意是，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以不心胸宽广，意志坚强，因为他肩负着重大使命，路程又很遥远。”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1页）
《讲堂录》中还有不少毛泽东或老师引用《论语》中的警句格言，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问题，以确立人生奋斗目标和宏图大志。
如毛泽东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记道：
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
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97页）
“君子谋道不谋食”见《论语·卫灵公篇》。
再如：1995年第2版，第591页）
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其中“故曰”二字后所引孔子语见《论语·述而篇》。
杨昌济老师结合对《论语》的讲解，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他反对混世，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认真做事，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争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人。他认为，为人一定要有理想，要研究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绝不能牺牲自己信仰的主义。
学生毛泽东对老师杨昌济敬佩尊重，对他用《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著作构建的学说很信服。1915年7月他在致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
“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页）
这里“杨先生”即指杨昌济老师。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谈话时，这样谈到担任修身课老师的杨昌济：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在学校生活中老师的思想行为与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关系重大。一个好老师自身的思想、品格和行为，往往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杨昌济解读《论语》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他受老师的影响开始懂得高尚理想、砥砺精神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做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
《讲堂录》的相关记录表明，二十岁的毛泽东在杨昌济老师与《论语类钞》的引导下，对《论语》的品读已经不是寻章摘句或一知半解的肤浅常识性学习，而是结合古今中外的学术名著中的相关者，从构建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出发，融会贯通，申述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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