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殿堂到田野

从殿堂到田野_实证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_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实证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

徐　勇　邓大才

一、实证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的进入

中国政治史十分漫长，但中国的政治学却相当短暂，长期处于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状态。直到20世纪，政治学才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中国建立。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的命运尤其艰难。在它刚刚产生不久，就被打入冷宫。只是伴随改革开放，政治学才得以恢复。

由于历史的惯性，政治学的恢复仍然不甚顺利。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都处于恢复和艰难的重建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学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政治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如编写政治学教材，对外国政治学研究的介绍等；二是政治学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而展开，论述的问题都是经国之大事；三是研究方法主要是文本研究，无论是政治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还是现实政治问题研究，其理论资源都来自文本，只是这种文本不仅仅取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还扩大到西方其他学说，后者很容易被视为具有“自由化”倾向。

政治学最接近于政治。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对于中国政治学冲击相当大，甚至差一点重新陷入灭顶之灾。在政治学陷入底谷之时，也促使着一些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以往的政治和政治学，并试图寻求政治学研究的新的进路。如1991年，徐勇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认为80年代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上层，而对于社会基层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80年代正处于传统与未来的交汇处，对历史的轻率否定和对未来的超前追求常常将人们的思维定位于‘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层面。这种‘应该怎样’的理想主义倾向能激发起人们的热情，却也容易滑向大而不当、脱离客观实际的思维误区”。进入9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应该更多地由国家自上而下延伸，“从简单地定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强调思维的具体、精致和客观性”^[1]。徐勇1992年出版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开宗明义提出问题：为什么中国上层政治不断地变动，而社会并没有发生结构上的变革？为解决此问题，该书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即将政治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上层政治，一是与基层社会相关的基层政治，并认为后者更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2]。只是在当时，这种声音在学界还很微弱。

实践的需求是推动学术研究的终极力量。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农村出现的村民自治为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拓展提供了契机。

中国的学术一向具有实践理性的特点。实践理性研究的问题来自实践并要求解决实践问题，即经世致用。但20世纪以来，这种实践理性为各种由理想主义所延伸的教条主义所消解。中国的改革是向实践理性的回归。改革起始于农村。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中青年学者关注社会，关注民生，致力于农村调查与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只是当时的农村研究主要围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展开，并直接为国家制定农村政策服务，其学术性还较欠缺。特别是随着这些中青年学者中的相当一批人进入高层“殿堂”，整个学界都陷入设计国家政治框架和政治走向的“狂热”之中，农村调查研究基本中断。促使学界重新“进入农村”的是村民自治及研究村民自治的政治学。

村民自治是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新的乡村治理体制。农村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体制具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家庭承包经营只是从经济上替代了公社体制。公社体制还需要从政治上加以改革，由此国家选择了村民自治。1987年11月，经过多次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并决定于1988年6月正式实施。这一农村政治变革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学界重视，以至于国家主管部门的一位官员于90年代初表示，中国有9亿农民，却只有不到9个学者研究村民自治。但是，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重视，关注和研究村民自治的学者愈来愈多。特别是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修订并正式实施之后，村民自治研究更成为一门“显学”，由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

在政治引导学术的中国，学术之热向来与学术水平都不是成正比的。村民自治研究也是如此。但村民自治研究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立了多少课题，发表了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著作，而在于拓展了中国政治领域，特别是将实证方法引入到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之中。

实证研究是产生于19世纪的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它在研究领域方面，特别关注社会事实，在研究方法方面特别重视实际调查，强调“是什么”而不在乎“应该怎样”，即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事实是第一位的。这种研究方法因为被视为主张渐进改革而为20世纪的“革命中国”所不欢迎。尽管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学者也运用过这一方法，革命者也一度十分强调调查，甚至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总的来看，实证方法并没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特别是没有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之中。只是随着村民自治研究，实证研究作为一门方法进入政治学研究领域。

历史往往是不自觉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村民自治研究者一开始并没有多少实证研究的知识，更缺乏运用实证研究的自觉意识。只是随着研究的展开，实证研究的特性才逐步展现出来。

首先，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学研究领域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在中国，政治向来都是那些居庙堂之高的人之事，普通百姓是无所谓政治的，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治产生于“宫廷”和“衙门”之中，田野无政治。进入20世纪之后，农村田野大地一度充斥着政治，但这种政治更多是动员政治。动员政治前所未有地赋予农民以政治主体地位，但这种抽象的国家主人却在公社支配体制下所消解了。他们可以高谈阔论国家大事，甚至发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豪言壮语，但是对于他们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却没有支配权，由此形成“国家主人”和“生活奴隶”的强烈反差。农村改革的实质是将农民从日常生活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他们自己生产生活的主人。家庭经营和村民自治正是围绕农民从抽象的主人人格走向具体的主人人格的体制安排。因此，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千百年来被政治所边缘化的农村百姓走向政治前台，成为政治主体。尽管他们可能还没有主体意识，甚至习惯了“奴隶”生活，但制度却实实在在赋予他们成为主体的可能。因此，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必然要研究作为制度主体的村民和制度单位的村庄，并促使政治学研究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

其次，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学研究方法从“文本”转向“田野”。中国长期以来有政治无政治学，是因为在治国者看来，治国的文本经典足够他们运用。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不变，道亦不变”。即使是到了20世纪，“天”已大变，但从文本经典寻求治国理论资源的传统仍然未变，只是经典来源不同而已。在中国，许多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是传统的另一方式的延伸。如“文化大革命”号称最“反传统”的，全国上下“破四旧，立四新”，但却自觉不自觉中将“传统”中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复活了。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本研究仍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学者习惯的是以经典注解政策，以文本解释事实。但村民自治的实践改变着学者的思维与方法。当村民自治促使政治学由“殿堂”走向“田野”以后，已有的文本无法解释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并千差万别的政治实践。正因为如此，村民自治出现以后，学界有人发表长文，认为村民自治在经典中都不曾有，不过是“理论怪胎”。是不是“怪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其打那些永远打不出所以然的笔墨官司，不如到实地观察，以实践检验。所以，村民自治研究将一批“坐而论道”的学者引向乡土大地，在实践中了解事实，发现问题。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厚安先生。张先生是1949年后接受政治理论教育的，数十年都沉浸在文本经典之中。但他深刻地反思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90年代初就提出了“面向社会、面向实践、面向农村，理论务农”的理念，并带领包括笔者在内的数位学者走出书本，走向社会。

如今，实证研究已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我们不能忘记它的进入是因为村民自治实践及其研究。

必须指出的是，促使实证研究进入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国家与社会分析方法的引入。由于长期以来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而对一些具体的学科研究方法引入较少，政治学研究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较单一。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自主性。此时，以邓正来为代表的学者将国家与社会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介绍到中国，很快得到社会科学界的强烈兴趣^[3]。其中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将研究领域扩展到过去很少研究的社会领域。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的引入，不仅为中国政治学走下“庙堂”提供了研究对象，使学者认识到政治不仅是国家与农民的互动，而且是国家、农民、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社会中的政治、农民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也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此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展。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引进，为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通俗地讲，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国政治学提供了“武器装备”、“工作对象”。在这一过程中，以事实材料和实际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开始为学界所重视，特别是一向以实证研究见长的社会学、人类学方法为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所运用，由此也推进着实证研究进一步向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二、实证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的运用

实证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之后，迅速为学界所承认并接受，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过去20年来的运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个案研究、问卷调查及参与性实验。套用经济学的分类就是个案实证、计量实证、实验实证^[4]。

1.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是质性实证研究用得最多的方法，也是政治学实证研究人员最得心应手、最方便使用的一种方法。按照个案的数量，个案研究又可以分为单个案研究和多个案研究。

单个案研究。实证方法强调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研究资源，而调查的对象不可能范围太大，因此，单个案研究就成为实证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因为研究者要身临其境，因此又称为“田野调查”^[5]。按照王绍光的分类标准，单个案研究可以分为描述性个案研究、包含内部比较的个案研究、带有比较意识的个案研究^[6]。应国瑞将案例研究分为描述性个案、探索性个案和解释性个案^[7]。两种分类方式大体相似，三种个案研究方式政治学实证学者们都有所运用。

中国政治学个案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方法论潜意识阶段。中国政治学早期的个案研究是一种自发性利用，并非是方法论的自觉，案例只是说明理论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沪宁主持的中国农村村落文化研究属于这种类型。王氏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学实证研究，它有15个案例，但它是在规范研究中穿插个案，又并非典型的个案研究^[8]。二是方法论启蒙阶段，即具有方法论部分自觉阶段。较为典型的单个案政治学研究是90年代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作者通过对联民村的公社制度的考察，对公社制度作了一个“是怎么样”的全面描述^[9]，它属于描述性的个案研究。三是方法论自觉阶段。21世纪初，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就属于此类，它是较为典型和成熟的个案研究，作者通过对岳村百年历史的描述，揭示了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轨迹和农民的行为逻辑，它属于包含内部比较的个案研究，或者说易用解释性个案，边叙事，边解释^[10]。于建嵘后来在湖南和江西对一个村庄和矿区进行了深度调查，撰写成《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再次将中国政治学实证调查从乡村延伸到工矿领域，并从方法上将个案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徐勇与项继权推出的《参与式财政与乡村治理：经验与实例》中，不少个案写得十分精彩，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将个案由工具变成了对象，走出了过去以个案小叙事得出大理论的“惊险跳跃”传统，结论的谨慎程度和外推程度都更加规范，研究逻辑更为科学^[11]。刘金海的博士论文《产权与政治：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视角下的村庄经验》也是比较成功的个案研究，它已经具有现代实证研究的基本特征，这也反映了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开始走向成熟^[12]。

多个案研究。单个案研究能够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真实逻辑，但是单个案研究解释力比较弱，外推的范围有限，因此，有些政治学者借鉴费孝通先生的类型学分析，即进行多个案对比研究。根据研究的目标，多个案研究也可以分成两类：求异法和求同法，两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中均有所体现。另外，在中国政治学实证领域还有一种处于两种方法之间的文体：多个案混同法。

多个案研究：求同法。多个案研究的求同法就是通过对多个个案的调查、描述，寻找每个个案中相同因素。这类实证研究比较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建设研究大多使用此类方法。华中师范大学的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人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就是通过对22个村庄的描述，发现、归纳村级治理中具有共性的规律和理论^[13]。项继权的博士论文《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甘肃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通过对河南南街、山东向高、甘肃方家泉村的对比，归纳出来集体经济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14]，采用的是典型的求同法。

多个案研究：求异法。多个案的求异法就是通过对多个个案的调查，寻找相同条件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和发展趋势。沃尔夫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采用的是比较典型的求异法。但是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者对这种方法用得不多，既使使用求异法也不是纯粹的求异法。仝志辉的《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中对毛村、游村、隆村和平村的选举研究具有求异法的部分特点，但是作者的目的并不是求异，而是求同^[15]。

多个案研究：混同法。还有一种多个案研究，既不属于求同法，也不属于求异法，它是一种中国传统研究范本的延续，也是向科学实证方法靠拢的一种过渡形式^[16]。在中国实证研究早期，或者说在实证研究方法潜意识阶段和启蒙阶段，这种研究方法比较流行，且占较大的比重。它的主要研究模式是两个：理论与案例分开模式，一部分理论，一部分案例；理论夹杂着案例式，即理论为主、案例为辅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沪宁的《当代村落家族文化》是一种方法论潜意识下的实证研究；90年代中期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是一种方法论启蒙状态下的实证研究。此种文体，现在也有学者在使用，如卢福营的《冲突与协调：乡村治理中的博弈》。这类研究理论与实证描述分开，理论是对后者的抽象和归纳，后者是理论的基础。当然这种研究用严格的实证方法来对照，的确不是特别规范，理论与叙事有脱节的地方，但是在当时实证方法不熟悉、不普遍的情况，能够做出来，殊属不易。更加重要的是，这批实证研究为以后的规范性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基础，探出了路子，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对于理论中夹杂着多个案的混同研究则更多，它主要出现在方法论启蒙阶段转向自觉阶段的产物，如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胡荣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郑欣的《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郑欣的著作最有代表性，该书主要以P县农民上访为个案进行分析，但是实际上该文演变成了规范研究，根据理论的需要选择故事及情节，而不是通过故事来建构理论或者证伪理论^[17]。这类研究不属于典型的、严格的个案研究，而是规范研究中夹带着个案或者多个案，个案是为了论证理论需要的个案。这类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中比较多，属于一种非规范的个案、多个案研究模式。

当下，“理论夹杂案例”的混同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个案性增强，叙事增多，但是理论仍然先行。这又有两种方式：一是理论与个案交织一起，理论统驭案例。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村庄进行理论阐释，但是村庄案例服从理论演绎的需要。二是理论与个案交织在一起，案例衬托理论。樊红敏的博士论文《日常政治视角下的地方权力运作：河南省黄市的体验观察与阐释》就属于此类文本。作者的本意是通过干部、领导、关系、开会等关键词，描述县级权力运行网络和运行逻辑，但是作者担心个案冲淡理论，采取了理论先于案例、案例衬托理论的研究模式^[18]。当然这类研究与“以理论为主，夹杂个案”的研究相比已有不少进步，接近规范的实证研究，但是毕竟不是规范的实证研究。

2.问卷调查

如果说个案研究是求“深”，则问卷调查是求“广”，即通过设计问卷，有针对性地了解被问者的状况，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调查。问卷调查也称为大样本实证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就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进行了问卷调查^[19]。90年代当实证研究成为政治学的重要方法以后，问卷调查的运用越来越多，只是这种问卷大都较分散。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大样本调查研究主要是学术论文，专著还不是特别多。

从问卷的使用程度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简单的数据描述，前者如于建嵘的农民上访问题的调查、项继权的农民文化问题调查、刘义强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调查，问卷数量都超过了万份，有些甚至有几万份，吴理财的乡镇干部调查、农民宗教信仰的调查都超过了一千份，这些问卷搜集了不少有关农民政治和公共需求的信息，可惜的是在问卷的使用方面，大多只停留在数据的描述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层面，很少有因果分析和模型建构，即使有因果分析和模型建构，也因为缺少社会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而大打折扣。二是深度的统计分析，主要是一批从社会学、经济学转入政治学实证领域的学者，如厦门大学的胡荣对村民自治的调查。总体而言，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学者已经具有了使用问卷进行大样本分析的意识，只是限于统计和计量方面的知识和工具而难以深入。

从问卷使用的范围来看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村庄以主的个案研究，以若干个村庄为主的对比研究。如邓大才的《湖村经济》、刘金海的《山村经济》，以及邓大才、刘金海等合著的《平原经济》，这些研究原本属于以个案为主的深度访谈和叙事，但是作者为寻找村庄内部的比较精确、科学的因果关系，也使用了问卷调查，并对问卷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数量分析。二是以广度为取向的大样本分析，主要是以面上信息为主的问卷调查，村民自治中有关农民对选举的态度、行为的调查就属于此类，这种研究具有广泛性，但是难以深入。

问卷调查是政治学实证研究学者的方法论自觉行为，也是借鉴其他学科的一种自觉行为，它的使用使实证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它是科学方法与政治学研究的首次亲密结合。只是以问卷为主的大样本政治分析尚处于初级阶段。

3.参与性实验

实证研究注重“小心求证”，不仅强调实地调查，也强调在实践中验证其假设。同时，在一般性的社会调查中，研究者主要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了解情况，对事实真相，特别是当事人的真实感受缺乏深刻的理解。参与性实验则可以弥补一般社会调查之不足。这种方法使研究者作为主体或者“当事人”直接参与事实过程之中，通过亲身参与的实验活动，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掌握引起事物变动的参考数据。

参与性实验是政治学向自然科学主动借鉴的结果。政治参与实验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控制某些变量，考察其他变量的变化，它能够比较准确地观察参与者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它既是一种建构理论的方式，也是证伪理论的手段。在实证研究的三种方法中，参与性实验的可信度最高，科学性最强，但是成本也最高，要求也极严格。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敢于“吃螃蟹者”。

安徽省的学者辛秋水先生为寻求更为理想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方式，于90年代初在安徽选取了一个村进行“组合竞选制”实验，并坚持十多年。

1998年，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者张厚安教授带领十多个老师和学生，在湖北省委书记的直接支持下，在湖北省黄梅县水月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村治实验。

90年代后期，民政部确定了26个城市社区建设实验区。其中，武汉市江汉区的实验得到普遍好评，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区实验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者的全程参与和设计。

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农研中心在安徽蒙城县的岳坊镇的岳坊村进行村民自治的实验，此实验主要是以农民为主，学者们只提供了一万元的启动资金，虽然实验不是特别成功，但是达到了学术研究的目的。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大部分的实验都失败了，以此质疑和批评实验实证方法，其实参与性实验实证研究并不以成败论英雄，失败也是一种价值，它对于学者进行经验总结、揭示实验参与者的行为和心理动机非常有效，而且更为真实，更具有解释力。参与性实验实证研究是政治学者走下“庙堂”、走出书斋、深入田野后，研究方法的再次突破，这些参与性实验为以后政治学参与性实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为学者研究农民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场境。

当然，实证方法在中国政治学中的运用时间不长，还很不成熟，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如下。

（1）缺乏理论预设。应该说，实证研究在中国长期未得到重视。即使是运用实证研究最多的社会学，也因为社会学恢复不久而在实证研究方面较为欠缺。因此，实证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的运用可以说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运用的。研究者只是知道应该做实地调查，而不知道为什么做，更不知道怎样做。因此，在做调查之前，普遍缺乏应有的理论预设，即对调查的主题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缺乏足够明晰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为了调查而调查、学术增量不够的弊病。这种研究主要受费孝通早期研究的影响。其实费老到后期已经完全转变，非常注重理论预设：“当我编写《花篮瑶社会组织》时，我曾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民国二十五年在江村实地调查时，我还是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这种方法论上的见解使那本《花篮瑶社会组织》中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20]对于这个问题，应星在对“乡土派”的批评中也曾经提到。其实他误会了笔者所提出的“野性思维”理念。提倡“野性思维”并不等于不要理论，不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野性思维”必须与理论阅读与理论预设结合起来。可惜的是，“野性思维”被一些人片面化、极端化了^[21]。如果说不需要理论预设走向了实证研究的一个极端，“结论先行”则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学者们已经在书斋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也进行了逻辑实证和理论演绎，进入田野的目的，并不是想从实践中、从实事中有所发现，而是走马观花式地调查，搜集能够证实“书斋理论”的依据，而对不利于“书斋理论”、能够证伪“书斋理论”的依据视而不见。这种“结论先行”的研究违背了科学的实证精神，是典型的“唯理论研究”。这种现象在政治学实证研究中比较普遍。

（2）长时段的跟踪调查不够。实证研究与其他研究一样，大多围绕某个课题而展开，课题一结束，调查也结束了，原有的调查点也放弃了。而一项研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才能获得准确真实的事实或者掌握其变化情况，一劳永逸式的实证难以有真正的发现。科学研究有两个层面：一是横向层面的共性考察，即通过几个个案、几千个样本进行横向归纳，发现样本之间的共性；二是纵向层面的因果考察，即通过长时间的历史考察，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性或者相关性。经济学还将横向的共性考察和纵向的历时考察结合起来，既有横向个案的共性归纳，又有纵向的历时因果，将横向的理论进行纵向检验，同时将纵向的因果关系进行横向证实，以此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和理论的科学性^[22]。政治学实证学者对横向层面的调查做得比较多，但是纵向的调查做得比较少。其实，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结论是需要放在长时段的实践中去观察才能够得到的。如怀特的《街角社会》观察时间就长达几十年，费孝通先生对江村也是若干回访，人类学更是主张长时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上述学者和学科相比，政治学长时段的跟踪调查还非常不够，当然这与实证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时间比较短有关。

（3）科学规范不够。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有着严格的程序、准则、逻辑，也有基本的规范。但是中国的实证研究者们普遍缺乏严格的科学规范训练，没掌握实证研究的基本知识、流程，更不知实证研究的基本准则，不少人对实证研究似是而非、一知半解，以为只要下乡就是进入田野，以为实地调查就是实证研究，误认为田野日记与调查报告就是实证成果。这种理解、这种方式大大降低了实证研究的质量。一是实证研究变为证实研究。有人做调查并不是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而是为自己的观点找根据。最典型是南街村调查，同样是一个村可以得到全然不同的结论，这实际上是“乌托邦”研究的变种。二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到一个地方看了看，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走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个新理论”。由于中国地方大，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千变万化，所以实证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研究者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今是昨非、前后不一的现象。三是价值中立原则被抛弃。我们不反对学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有人文关怀，但是科学研究中应该避免价值问题干扰，学术研究应该做到价值中立。但是现在不少“三农”研究者怀有强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要为农民代言，为乡村请命，而且将自己的这种道德关怀注入实证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与现实大相径庭。有些人开玩笑说，现在“三农”问题变成“四农”问题，因为价值偏好强烈的学者也成了一个问题，“三农”中的许多问题就是学者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想象的问题，并非是农民真正关心的问题，也并非真问题。科学规范不够大大损害了实证研究的科学性。

（4）理论提升不够。实证研究不仅重视“是什么”，还要解释“为什么”。因为任何事实背后都有一定的逻辑根源。“发现事实”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弄清楚“事实为何如此”，并建立起相应的解释模型。由于缺乏严格的科学训练和不注重学术积累，整体而言，实证研究目前还处于最原始的阶段，即采集“矿石”的阶段。实地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调查前缺乏必要的理论预设，调查后缺乏应有的学术分析，以至于实证研究的学理知识含量较低，从而出现“出口转内销”的现象，即外国学者借用中国取得的资料进行“精加工”，产生理论观点，转而影响中国学者，如“经纪人”、“蜂窝状”、“依法抗争”、“市场共同体”理论等。所以，尽管中国的实证研究在政治学的运用已有20多年时间，但我们还没有产生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和范式。

（5）数量分析不够。实证研究的核心是寻求真实的事实，这种事实应该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而现阶段的实证研究主要限于个案调查，个案调查主要是典型性，而不是普遍性。要得到普遍性结论，则需要借助数量分析，通过取得更多的样本来支撑自己的结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

实证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后，大大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政治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也有待于实证研究的更好运用。

三、实证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的走向

虽然实证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的运用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但是从其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来看尚处于初级阶段，推进其转型、提升将是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根据国内政治学实证研究的水平、国外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要围绕“三大目标”，做好“五个转换”。

所谓“三大目标”，就是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要以建构一个科学“通道”、搭建一个对话“平台”、形成一个研究“范式”为努力方向。

1.建构连接实证与理论之间的科学通道

从叙事到结论、从经验到理论、从规范到实证之间的连接通道，既是科学哲学家倍感困惑的难题，也是实证学者难以把握的关键。为了解决此问题，培根建构了归纳的方法，笛卡儿提出了演绎的主张。休谟本着科学的怀疑精神，提出了著名的“归纳问题”。实证主义者凭什么用已知推导未知、从局部推测整体、从现在预测未来，归纳原理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科学与知识的产生机制，在对“休谟铡刀”的质疑中摇摇欲坠^[23]。这才有康德的“先验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严格的证伪主义如“休谟问题”一样，难倒了几乎所有的实证学者。实证只能够证伪，不能证实。不能证实，何来归纳？只能证伪，演绎又有什么用？实证既不能归纳，也不能演绎，理论难道凭空而来？科学与知识从何而得？为了免于诘难，许多学者只好一方面高举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大旗，以彰显研究的科学性，一方面采用传统的“证实主义”和培根的归纳方法，以使研究能够持续^[24]。政治学者更多地采用演绎主义，利用文本知识，自演自导，纸上谈兵，这倒与波普尔的“大胆猜想”不谋而合。西方科学哲学家和实证主义者的争论和困惑也西学东渐，渗透到了中国政治学的实证研究领域。自从中国政治学研究从“庙堂之高”下到“田野之底”开始，理论性的思辨研究与个案性的实证研究就争论不休、水火不相容，对实证研究的诘难、指责不绝于耳。如个案研究如何保证结论的普适性，实证研究如何体现知识的增量性，小人物的微观行为如何上升为政治的宏大性。对于这些理性的批判，一些政治学实证学者自觉地作了实践回应，如项继权在《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中的谨慎结论^[25]，于建嵘在《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的大胆外推^[26]，以及徐勇在《建构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中提出的知识再生产建构通道的设想^[27]。但是这些研究只是抛砖引玉之作，并没有真正解决叙事与结论之间的连接问题。真正的连接通道还需要更多的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学者，自觉地在科学方法论的引导下，以中国本土经验为研究对象，以学术实践的方式进行理性建构并作出自己的贡献。

2.搭建具有对话功能的跨学科平台

一个学科是否能够与其他学科自由对话，能否从对话中汲取营养，是一个学科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虽然中国政治学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走下“庙堂”，进入“田野”，但是政治学本身所潜在的形而上的神秘感、贵族性、宫廷性，依然笼罩在实证研究中，再加上中国政治学学者的“研究移情”、乡村政治实证中的“试验取向”，以及根深蒂固的“革命叙事”传统，特别是部分政治学研究者意识形态偏好所挟带的攻击性，导致了其他学科、其他学者敬而远之。最典型的就是，2002年史学界发起的“多学科对话”的学术讨论会，邀请了国内外九个学科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唯独缺少从事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学者。更有意思的是，同是地处武汉市、同是研究政治学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与武汉大学公共与政治管理学院也鲜有对话，因为前者以实证为主，后者以规范为主，同一学科都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更不用说与其他学科对话。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者自设樊篱的结果，也是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方法的特质性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是政治学实证研究学者没有按照公认的规范程序、标准、准则进行知识生产所决定的。许多所谓实证研究并非真正的实证研究，根本无法与其他学者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学术对话和知识交流。现在不少实证研究者认为，下乡就是进入田野，调查报告就是实证研究，这完全是对实证研究的曲解。当然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学者严格按照规范程序，按照知识生产的步骤、程序、准则做实证研究。如邓正来在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实证研究，于建嵘在新制度主义框架下的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实证研究——国家建构与社会化小农，将现代化范式与时间变量引进实证研究领域，就具有了与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微观社会史等学科和理论对话的基础。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政治学实证研究缺少跨学科对话平台的窘境仍然存在。为此，政治学实证研究者必须淡化学科界限，构建开放性学术平台，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赞扬者和被赞扬者，在同一架构下、同一逻辑下、同一背景下顺畅地对话。要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必须要求政治学实证研究者，恪守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研究程序、研究标准、研究准则，遵循科学产生的基本逻辑，严谨地做规范的实证研究。

3.建构一个具有基本共识的研究范式

在“通道”、“平台”与“范式”三大目标之中，层次有所差别。对于当下的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而言，首先要解决的是科学性问题，即解决好从经验到理论的知识生产机制问题；其次才是建构跨学科对话平台问题，即通过跨学科平台的建构，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工具，丰富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手段，拓宽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内容。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在借鉴中外既有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范式。范式是科学哲学家库恩发明的一个词，我们的理解就是，在某个时期，学界基本接受、认可的研究基础、理念、框架、逻辑、准则、伦理和分析工具等，在这个范式下，学者们有对话的基础，有创新的条件，有纠错的机制，有衡量研究水平高低、检验研究质量好坏的基本准则，它就像照妖镜一样，能够使假冒伪劣的实证研究显形，能够让带来知识增量的实证研究脱颖而出。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建构比较高的进入门槛，之所以能够平等与其他学科对话（除存心无理取闹外），之所以能够吸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关键在于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范式，经济学家能够自觉地在一般均衡理论、局部均衡理论下进行学术交流，遵循增量的、边际的、渐进的学术创新路径，尊重其他人的“学术产权”和“思想专利”，他们选择在学术的高楼大厦上添砖加瓦，而不是另起炉灶，搭建所谓的“学术工棚”。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也有自己的传统和规范，大家自觉地在这个范式下从事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这些学科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只有在同一范式下做的研究，才能够被认可，才具有对话的基础，否则就属于散兵游勇，就是“朴素经验主义”^[28]。可惜的是，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至今都没有建立具有照妖镜功能的研究范式，学者们各自为政、占山为王，贬损他人、抬高自己，甚至自立门户，要当某某学派的开山鼻祖。政治学实证研究的这种“裂土分封”格局，对“朴素经验主义”崇拜的行为，阻碍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和知识的创新。正是没有基本的研究范式，学者们对于同一个南街村的调查，可以得出若干结论；对若干村庄的调查，也可以得出五花八门的理论。科学是能够重复的，也是能够检验的，如果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只能够自己调查、自己理解、自己解释，别人不能重复、不能检验、不能预测，这样的研究很难说是科学的，更不用说给人类提供知识增量。如果说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第一次转型是走下高高在上的“庙堂”，那么第二次转型就是尝试建构一个能够与其他学科对话，具有产生新知识潜力，又能够为大部分理性学者接受的研究范式，大家能够在这个范式下进行严肃的学术对话和知识创新。

“三大目标”具有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就当下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而言，我们认为，需要做好五个方面的转换和结合工作：从权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从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从空间政治向时间政治延伸，从质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他学科延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换和丰富研究视角^[29]。

从注重权力政治转向注重日常生活政治。甘布尔将政治概念分解成三个维度：权力政治、身份政治和秩序政治^[30]。我们认为，应该将政治的外延继续扩大和延伸，变成四个维度，即权力、身份、秩序与日常生活。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已经对前三个维度进行了多年、多视角的探讨，现在可以从前三个维度延伸至第四个维度，即日常生活政治^[31]。通过日常生活叙事，透视政治运行的轨迹，揭示政治施加的影响，展示政治作用的结果；通过日常生活政治视角，我们就能够发现一个与常识不同的政治场境，能够感觉到与常理不同的政治逻辑。其实，对于日常生活政治的研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捷足先登，当然他们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日常生活的内容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具有亲缘关系，日常生活已经成为历史人类学、微观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内容，它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将本学科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延伸到日常生活的结果。还有不少学者从本学科出发，对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现象、政治行为、政治互动进行研究，如王笛的《街头文化》^[32]、王铭铭的《村落文化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33]，赵旭东的《权力与公正》等^[34]，就是运用本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对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进行研究的著作。政治学者也开始进入这个陌生的领域，如孟伟博士的《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樊红敏的博士论文《日常政治视角下的地方权力运作》，以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些博士、硕士论文，从养鸡、养猪、厕所、头发、镜子、耕作方式等日常生活、生产视角研究政治。但是总体而言，政治学者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远远滞后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受制于条件约束，做“庙堂之上”的实证研究难度很大，做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政治研究，则相对比较容易。既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能够从本学科的角度，对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行为、政治逻辑、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政治学者更应该从政治学视角对日常生活现象、生产行为与生活、生产器具作出实证性解释和分析。

从狭义的田野政治转向广义的田野政治。政治学历来重视正式文本和上层精英话语的解读和研究。这个侧重点是由政治学的特殊性和传统性决定的。实证研究进入中国政治学领域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格局，导致了“重心下沉”^[35]，中国政治学研究从只注重正式文本和高层话语，转向关注村庄政治现象及底层政治行为，从文本政治走向田野政治，从精英政治走向平民政治。记得两年前，应星对政治学实证研究的批评中指出：“偏重（村庄）精英的政治生活，忽视普通村民的政治生活”，“大多数普通的村民在哪里？”^[36]应星对政治学实证的批评可以说很到位。表面上看，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已经进入田野，深入村庄，但是我们的研究仍然是“平民中的精英”，看不到大多数老百姓的影子，也许大多数的农民化约为平民精英，化约为与平民精英对立的一个群体；我们仍然是就选举而看政治、就权力而论政治，没有将权力、选举真正放在村庄治理框架中，考察乡村政治的本质，考察国家政治与乡村政治互动逻辑。我们更多的“实证研究”是官员、政府的视角从上往下看^[37]，没有从农民的视角看待政治，也没有揭示农民眼中的政治究竟是什么样。我们很多“实证研究”只是为“书斋理论”寻找依据而已，为了意识形态理想而进行选择性的论证。虽然中国政治学的实证研究“重心下移”，但是研究方法没有真正到位，研究者的思想没有沉底，这样的研究得出的政治逻辑是学者想象中的政治逻辑，这样的研究发现的问题是学者想象中的问题，并非现实中的政治逻辑和真问题。看来，虽然我们甩开了文本，但是并没有进入真正的田野，虽然我们放弃了高层精英，但是却拥抱了基层精英。对于政治学实证研究者而言，下一步更加紧迫的是进入真正的、广阔的田野，而是不是被精英所笼罩的田野；进入真正的平民的田野，而不是平民精英的田野；不是研究以村庄精英为代表的政治，而是广大农民所践行、感受的政治。从狭义的田野转向广义的田野，还必须从“田野即乡村”中走出来，城市社区、基层官员与政府等领域也属于田野，只要不是从国家正式文本、高层话语出发的调查研究都应该属于田野范畴，都是我们的研究领域。

处理好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不管是中国的政治学，还是国外的政治学，质性研究都是主流，但是随着统计方法和计量分析工具的发展和推广，国外政治学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量化分析。受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也出现了分化：一是向下延伸，进入田野，进行深度的个案调查，揭示“底层政治”的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农研中心就是向下延伸的代表；二是数量延伸，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大样本分析，揭示政治现象之间的内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明澍、厦门大学的胡荣是这方面的先行者。相对而言，以个案为主的质性研究比较普遍，以问卷为主的量化分析尚待普及推广。虽然前者比较普遍，但是政治学者们用得不是特别好，问题敏锐性、调查深入性、叙事策略性、结论可靠性、理论提升性都有待改进和提高。在这方面中外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值得我们学习，如怀特的《街角社会》和格尔茨的《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剧场政治》等。对于量化研究，最近两年，美国杜克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联合举办政治学研究方法培训班，传授和推广社会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对于促进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向计量方向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中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仍然比较少，即使有量化分析，也是简单的数字比较、比例描述，缺少深度的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建构。因此，政治学实证研究在深化个案、多个案质性研究的基础上，还要大力推广和普及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和经济学的计量分析工具，有能力的学者可以将数学方法引进政治学领域，模拟、描述、刻画政治行为者的行为，丰富和完善政治学的逻辑实证研究方法，并将逻辑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经验实证检验，从而建构完整的理论演绎、理论检验、结论抽象、知识创新的体系，使政治学实证研究成果接近实际，实证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实证得出的理论具有更加强大的预测性，使中国的实证政治学能够更好地揭示中国本土的政治实践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庙堂”的决策。简言之，今后一段时间内，政治学实证研究既要在深入上做文章，也要在广泛上下工夫。

搞好“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向结合。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大多是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从农民、从底层来观察政治，演绎政治，描述政治。“自下而上”的视角使我们看到一个不同于宏大政治、宫廷政治、上层政治、精英政治的“另类政治”，它对于我们理解底层政治及其行为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自下而上”视角使“每个人都只可能站在社会的某一点去看社会的某一点”，“只见树叶，不见树林”，“自下而上”视角的实证研究只能揭示“碎片式政治”，无法洞察政治的整体运行逻辑^[38]。就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个人只能够摸到象的一个部分，不能形成象的整体图像。也许有人会说，将“碎片感觉”拼在一起不就能够建构整体图像了吗？对于这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已经证明：个人偏好的加总不能形成整体的偏好。个人“碎片政治”又怎能拼凑成为“整体政治”呢？根据“碎片感觉”得出的“碎片政治”与“整体感觉”得出的“真实政治”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根据“碎片政治”推导出的“碎片理论”又有什么预测功能呢？因此，政治学实证研究在坚持“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同时，要适当地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整体地把握政治，建构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再将“碎片政治”置于此框架中进行双向理解与解释，即从“碎片政治”解释“整体政治”，从“整体政治”理解“碎片政治”。只有将“自下而上”视角与“自上而下”的视角结合起来，才能够同时跳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整体，没有个体”的窠臼。于建嵘的《岳村政治》有如此动机，但是并不是十分成功。

将时间变量引进政治学实证研究领域。当前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主要是进行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有当前，没有过去；只有空间，没有时间。虽然有些研究有时间维度，但时间也被解构到现实中，或者化约为一种过去的背景，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时间对政治的影响被简单地两分化：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即使有时间维度也是研究者人为的时间追溯或者武断的阶段划分，并没有按照时间本身的逻辑进行实证研究。时间变量和时间维度的重视，当推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就是将时间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进行长时段实证考察的代表作，虽然曹树基教授对《社区的历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我觉得王铭铭通过考察凝聚着时间和历史的习惯、仪式、口头传说、地方性文本^[39]，将时间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其方法值得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者学习和借鉴。其实近年来，一些政治学实证研究者也主动将时间变量纳入研究框架，比较典型的如于建嵘的《岳村政治》，通过岳村百年变迁史考察农民的政治行为及其逻辑。但是总体上讲，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远未达到人类学家细分的程度，远未达到历史学家器重的程度。将时间变量引进实证领域将拓宽政治学实证研究视野，深化研究纵深。同时将时间因素引进政治学实证研究领域，也是打通历史与现实隔膜的需要。大家都知道，历史学和人类学只对历史感兴趣，就如黄宗智教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再大胆也只写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40]，而政治学实证研究者只对现实感兴趣，那么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断裂”由谁来打通呢？由什么来衔接呢？道路有两条：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向后延伸，政治学实证学者向前延伸。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将时间变量引入并不必然追求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间因果”，但是如果能够在时间中发现政治变迁的因果逻辑，我们也没有必要拒绝和反对。可见，将时间引进政治学实证研究既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是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断裂”的需要。

另外，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还要善于借鉴其他学科先进的理论和工具，比如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博弈理论，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参与观察、深度描述，历史学的历史叙事、文本考据，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过程—事件法，等等。只要能够促进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发展，丰富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手段和工具，有利于从事实中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有利于从经验中推导出一般理论，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也没有理由置之不理。在这方面，西方政治学前辈和同仁做得比我们好，他们早已打开的学科樊篱，搭起了学科之间的桥梁。就像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虽然他们的主业是历史学，但是他们能够自由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工具，将它们的前沿成果为我所用，他们能够与其他学科在同一平台上自由地进行学术对话。任何一个大师级的学者，你总难以准确地界定其身份，马克思、韦伯、吉登斯、哈贝马斯，即使是颇有争议的哈耶克、福柯等都是如此，经济学者将其当成经济学家，社会学者将其当成社会学家，政治学者将其当成政治学家，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将其作为理论研究的“原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方法，不在于我们要不要用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会不会、怎么用的问题。可见，进一步将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引进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领域也极为重要、极为迫切。

【注释】

[1]参见《徐勇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

[2]参见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页。

[3]参见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4]在此要说明，有人将逻辑实证也纳入实证研究范畴。其实逻辑实证只是一种理论的演绎，或者说在实证检验之前的自圆其说。如果将实证研究分为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逻辑实证就属于理论实证，个案、计量和实验实证属于经验实证。逻辑实证有两种表述方式：一是语言表述方式；二是数学表述方式。

[5]在此借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概念，“田野调查”是一个外译词，有很多种翻译方式。

[6]王绍光：《比较政治学：方法论分析》，载郑宇硕、罗金义编：《政治学新论：西方常理与中华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7]参见应国瑞：《案例学习研究：设计与方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8]参见王沪宁：《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9]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0]参见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

[11]徐勇、项继权等：《参与式财政与乡村治理：经验与实例》，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刘金海：《产权与政治：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视角下的村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3]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4]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甘肃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仝志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6]多个案研究混同法是笔者根据中国政治学者的成果以及中国实证研究发展初级阶段所作出的一种概括，在西方正式的方法论文本中没有此种方式。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一种延伸，同时也结合了西方案例研究的特点。过去中国大量的学者都使用此种方法，现在还有一些对实证研究不甚了解的学者在使用。要对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绕不开这种处于求同与求异、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之间的一种文体。

[17]郑欣：《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18]参见樊红敏的博士论文《日常政治视角下的地方权力运作研究：河南省黄市的体验观察与阐释》。此文理论先于案例并不是理论假说或者理论预设。按照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作者的研究应该倒过来，先叙事，然后才有结论和理论提升。这种情况在刚开始学习实证研究的学生中间比较普遍，笔者在指导博士、硕士论文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产生这种情况的关键问题是学生并没有完全理解实证研究，没有了解实证研究同样可以建构理论，同样能够与其他大师和主流理论对话，为理论而理论、为对话而对话就会使实证研究出现偏差。

[19]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

[20]费孝通：《禄村农田》，载《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21]参见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2]经济学将横向与纵向的数据称为综列数据或者面板数据，至于横向的与纵向的质性研究则比较少见。

[23]科学哲学界将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称为“休谟铡刀”，它切断了经验与理论、事实与结论、实证与规范之间的链条。

[24]现在如果对学者做一个证伪还是证实的调查，保证所有的学者都主张证伪，因为他们担心被扣上不科学的帽子，其实很多学者都是使用的证实方法。这就是方法论使用方面的困惑。

[25]参见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6]参见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

[27]参见徐勇：《建构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中国书评》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8]参见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说实话，应星对村民自治中的实证研究的批判虽有些以偏概全，但确实切中要害。

[29]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30]安德鲁·甘布尔：《政治与命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页。

[31]也许笔者的分类标准与甘布尔有所区别，笔者的本意是，权力、身份和秩序无法涵盖所有的政治学研究领域，还有像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政治现象没有纳入研究范围。

[32]参见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33]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

[34]参见赵旭东：《权力与公正》，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35]参见徐勇：《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社会科学报》1991年11月14日。

[36]参见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7]从官员、政府的视角从上往下看，与从学者的视角从上往下看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以行政为导向，以政府的目标为目标；后者是以学术为导向，以社会的目标为目标。下文提出的“自上而下”是指后一种视角，学者的视角。

[38]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39]参见王铭铭：《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曹树基对王铭铭的批评，参见《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40]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历史学家比较谨慎，一般不进行现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