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钞堂藏书源流探研

应芳舟

【摘要】续钞堂是大学者黄宗羲的私家藏书楼，该楼藏书肇始于黄宗羲的祖上遗书，而藏书的主体部分则由黄宗羲自己购、抄所得。本文把续钞堂藏书的来源分为五个部分:(一)祖先遗书，(二)购书，(三)钞书，(四)手稿和著作，(五)学界、门生赠书。限于自身微薄财力和所持藏书观，黄宗羲在藏书活动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辗转江南各地藏书楼抄录了许多典籍。笔者认为在续钞堂藏书中，黄宗羲的著作和手稿从质和量上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黄宗羲　续钞堂　藏书　来源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楼空前大发展时期，在士大夫、学者中有浓厚的营建私人藏书楼的社会风气，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亦不能免俗。他的挚友和门生多为藏书楼主，如黄宗羲的朋友钱谦益的绛云楼、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的双韭山房，藏书都极为宏富。黄宗羲羡慕他人的藏书，尽力遍访藏书楼，津津于登楼披览抄阅书籍工作。客观上，对当时的学者来说，要搞学问迫切需要拥有自己的一批藏书。而当藏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藏书楼就呼之欲出了。

本文以续钞堂藏书楼的书籍源流为切入点，具体细分藏书获得的多种渠道来源，兼以黄宗羲为个案研究，略谈学者型藏书家在搜罗书籍(藏)、著书立说(用)实践中，两者互动发展形成的藏以致用、用以致藏这样的藏书观。

一、其人其楼

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藏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其为梨洲先生，余姚黄竹浦人。黄宗羲父黄尊素，因揭露宦官魏忠贤罪恶，为阉党诬陷，冤死诏狱。黄宗羲少年时便倜傥有侠气，十九岁时孤身进京讼冤，在公堂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归里后，黄宗羲从学于著名学者刘宗周，发愤勤读，尽得蕺山之学。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作为东林之后，宗羲领导“复社”成员坚持与阉党余孽阮大铖等人斗争，几遭追杀。清兵南下时，宗羲招募义兵，组织“世忠营”奋起反抗。划江之役溃败后，宗羲护鲁王于海上。复明无望后，奉母返里，闭门著述，不仕清廷，为清代浙东学派开山祖。宗羲研究驳杂，除史学之外，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诸学都有很深的造诣。

他的藏书楼名曰“续钞堂”，楼址在余姚南雷，始建于清康熙四年(1665)。黄宗羲有“余姚黄氏石库藏书印”(白方)、“黄宗羲印”(小圆)等藏书章。一般说来，藏书楼的命名有着深刻含义。“续钞堂”的表层意思是说明楼藏书籍中抄本较多;而深层次意思则是“承东发之绪”。[1]“东发”是宋代浙东名儒黄震的字，他筑有日钞堂，撰有《黄氏日钞》传世。取名“续钞堂”，显然是寄托了黄宗羲秉承先祖[2]藏书著述立说的宏愿。客观上，当时黄家家财不丰，加之黄宗羲常年在外游历耗资不少，偶尔带徒授课所得亦不多，比如一年的“束修”收入才六七两而已。[3]要想置备宋元精刻本，显然是超越了家境承受能力，故以抄本见多。

康熙三十四年(1695)夏历七月初三，黄宗羲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在弥留之际要求后人在自己的墓前树立望柱，柱上刻写这样一副联语:“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不事王侯”是黄宗羲后半生不仕新朝的真实写照;“诏钞著述”是指抄录书籍资料与从事学术研究、文献整理并重。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22年之后也就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黄宗羲的续钞堂藏书归异姓所有。续钞堂存世的半个多世纪，犹如白驹过隙，匆匆即逝。这也正应验了黄宗羲那声“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4]的千古叹息。

二、藏书来源

清代宁波藏书家的鲜明特点是多为学者型藏书家[5]，或者称为著述家型的藏书家，而著述家型的藏书家“为了要进行著述活动，必需藏书”[6]。这样就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比如浙东史学派代表人物黄宗羲等人，他们出于研究的需要来搜罗资料，大多成了著名的藏书家，而他们的藏书活动反过来又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掌握的史料，通过对黄宗羲的藏书楼续钞堂的藏书源流进行一番探索后，认为续钞堂的藏书主要有五大来源:(一)祖先遗书，(二)购书，(三)钞书，(四)手稿和著作，(五)学界、门生赠书。

(一)祖先遗书

续钞堂有一枚朱长方藏书印，上刻:“忠端是始，梨洲是续。贫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7]可见，黄宗羲自认续钞堂藏书始于黄宗羲父黄尊素。

黄尊素谥号忠端，系东林名士。他在被捕入狱前，就把黄宗羲的学业托付给了刘宗周，并一再告诫黄宗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8]

家藏的《焦太史国朝献征录》，简称《献征录》，是一部关于明代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的书籍，共一百二十卷，焦竑撰。《献征录》大约成书于明万历中叶，搜集从洪武至嘉靖的十二朝的训录、方志、野史、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别传等原始史料，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以下各官分类标目，无官者以孝子、义人、儒林、艺苑等目分别记载的体例编辑。大多数人物传记都注明引述之书。万斯同修《明史》时，曾利用它与官修实录对勘，并说“可备国史之采择者，唯此而已”。可以这么说，《献征录》是一套关于有明一代社会的大百科全书。

黄家旧藏的不仅有《献征录》，还有明代十三朝的实录和《二十一史》。黄宗羲父死后，宗羲“至是发愤，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9]。黄宗羲的祖父黄曰中潜心经史子集，尤其对《易》经较有研究。他人于“五经、左传、内外传、国策、庄、骚”诸典籍中只要随便说一句，黄曰中都能口诵全文。黄尊素擅长掌故，致力于词赋，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树立了搜集“坟典”、古今碑碣的志向。他平时阅书时勤做学术笔记，细加厘定整理，有史学札记《大事记》、史著《万历编年》等书遗留给黄宗羲。[10]从崇祯十一年(1638)在金陵刻印《忠端公集》[11]来看，黄尊素平日所作的诗文稿、著作当时存世的定然也不会少。

祖先遗书大概有多少?由黄宗羲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读完家里藏书推知，黄氏建续钞堂之前就拥有不少祖先遗留下来的典籍藏书。黄家旧藏中既有四书五经、《二十一史》、实录、《献征录》，也有和祖上学术研究、阅读兴趣有关的易经、辞赋方面的书籍。但是祖先遗书总量应该不会太多，因为黄宗羲“尽发家藏书读之”后，明显感到家里藏书的“不足”。[12]这个“不足”很好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黄宗羲之所以有后来的四处购书、钞书活动，是因为家藏文献不丰富，与黄宗羲如饥似渴的阅读要求、著书立说的文献参考要求相去甚远。

(二)购书

购书、收书是续钞堂藏书的最大来源部分。据我掌握的史料来看，黄宗羲最早涉足收书活动是在明天启三年(1623)，是年黄宗羲正值14岁。那年秋天，黄宗羲随父北上京都。到了京都后，由黄尊素亲自教授黄宗羲学业。黄宗羲“垂髫读书”，不愿“琐守章句”，对科举“弗甚留意”，每夜“秉烛观书，不及经艺”。[13]在京都时，黄宗羲“好窥群籍”，常常在“完课之余，潜购诸小说观之”。[14]主要是一些《三国》、《残唐》之类的演义小说，数量计有数十册。[15]黄尊素得知该事后也不予责怪。虽然所购之书不多，却是将来续钞堂藏书中微小而值得称道的一部分。

黄宗羲所处的是明末清初这一新陈代谢的大变革时代，伴随时局的是家族兴衰，那些藏书世家所藏之书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面临着重新分配的命运。因此，明末清初这段时期也正是私家藏书转手买卖的兴旺时期。[16]黄宗羲相中时机，陆续购进了长江以南不少故家散出之书，几乎是“搜罗诸家殆遍。所得最多者，前则澹生堂祁氏，后者传是楼徐氏”，[17]迅速崛起为新兴藏书家。

黄宗羲仰慕的钮石溪世学楼是绍兴知名的藏书楼。崇祯庚午(1630)年间，“其书初散，余仅从故书铺得十余部而已”。[18]顺治十八年(1661)，黄宗羲在武林购到歙溪郑氏丛桂堂流散出来的程雪楼、马石田集数部。为了治学，他习惯于这样的搜书生活:“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19]

因为购书的事情，黄宗羲还与浙西吕留良关系破裂。吕氏与黄氏两人开始时一见如故，继而分道扬镳，最后则反唇相讥，以致不复往来。虽然说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当年(1666)在购买祁氏澹生堂藏书这一点上，双方积压胸中的矛盾由隐秘开始表面化。事情的起因，据全祖望说是“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20]，“用晦”是吕留良的字。于是黄宗羲大怒，遂与之绝交。

黄宗羲自己也说:“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山中所存，唯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橱也。”[21]黄宗羲事后认为书商窃书是受了友人的指使。虽没有点名道姓，但是所指“友人”乃吕留良，天下人皆知。从上可知，黄宗羲选书极其认真，眼光独到，经三昼夜才挑拣出近百种经学书、一百十册稗官书，其中不乏像《礼记集说》那样的珍本书籍。

黄宗羲不是为了藏书而藏书，而是考虑书籍对自己是否有用，这涉及到黄氏的藏书价值观。我们可从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中略见一斑。今不嫌繁琐，移录如下:

丙辰(1676)至海盐，胡孝辕考索精详，意其家必有藏书，访其子令修，慨然发其故箧，亦有宋元集十余种，然皆余所见者。孝辕笔记称引《姚牧庵集》，令修亦言有其书，一时索之，不能即得。余书则多残本矣。吾邑孙月峰亦称藏书而无异本，后归硕肤。丙戌之乱，为火所尽。余从邻家得其残缺实录，三分之一耳。

凡是常见的书籍，或者自己已有的书籍，黄宗羲的购买兴趣不浓。但是，自己未藏的书或者对今后研究极为有用的书籍，哪怕残缺不全，黄宗羲也会欣然重金购买。

(三)钞书

黄宗羲对枯燥的钞书工作颇负雄心。一次，黄宗羲在木莲庵邂逅周仲，见他书架上有其先人云渊先生洋洋数十册的《神道大编》，该书“方广皆二尺余，(宗羲)欲尽抄其所有”。[22]

崇祯十四年(1641)，黄宗羲登金陵黄明立的千顷堂藏书楼。在前几次阅书的基础上，黄宗羲终于在该年把千顷堂藏书全都翻阅殆遍。同在金陵的朝天宫道藏极其丰富，除常见的易学书籍外，凡是和山川相关的内容，黄宗羲均悉数抄录。这些抄本总量应该不会少。

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在范友仲的导引下登阁、阅书、钞书被看作是天一阁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将上楼看书、编目等事在《天一阁藏书记》中都一一记载:

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司马殁后，封闭甚严。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楼，悉发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凡经、史、地志、类书坊间易得者及时人之集三式之书，皆不在此列。余之无力，殆与东里少时伯仲，犹冀以暇日握管怀铅，拣卷小书短者抄之。友仲曰诺。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书目遂为好事流传，昆山徐健庵使其门生誊写去者不知凡几。

黄宗羲编写的天一阁书目在社会上广为传抄，扩大了天一阁在藏书界、学术界的影响。其实，黄宗羲不仅给天一阁编了书目，还打算有选择性地在天一阁抄一部分书籍。当然，因为范家族规甚严，所以他先试探性地向范友仲提出自己的要求，希望在空闲时候挑选一些“卷小书短”的书籍来抄录。范友仲满口答应了黄宗羲的要求。

学者爱书热情浓烈，但自己囊中羞涩，常常唏嘘不止。焦竑辞世后，他的藏书出路引起时人关注。黄宗羲当时(1641)正游居金陵，听人说起焦氏欲出售藏书，他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去询问详情。但是，焦氏后人只想整体出售藏书，而当时黄宗羲财力不足，只好就此作罢。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写道:“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一方面，焦氏后人万不得已是不想卖掉焦竑珍藏了一辈子的书，所以惜售不零卖;另一方面，黄宗羲拿不出“二千金”钱来整体盘进书楼。后来虽托人求购，但至“余归而不果”。产生黄宗羲“书归邺仙犹归我”之说的客观原因是资金限制无法占有藏书所有权。

黄宗羲何以津津乐道“书归邺仙犹归我”?借朋友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意图实现抄阅想要书籍的目的。黄宗羲多次鼓动朋友购书，个中原因即在此。康熙三年(1664)，黄宗羲“馆语溪，槜李高氏以书求售二千余，大略皆钞本也，余劝吴孟举收之。余在语溪三年，阅之殆遍”[23]。这次类似于“书归邺仙犹归我”的设想终于大获成功。

黄宗羲的抄书、藏书是为了服务于他的学术研究、文献编选。他在抄书的过程中，筹划着如何确立撰述体例才能更好地统筹文献资料。在写给徐乾学的书信中，他就表示了这样的看法:

《宋元集略》尚未钞完，然亦不过旬日，即当送上也。只是未曾检出，及留在京邸者，不知何时得以寓目?弟初意欲分叙记各体，以类编纂，既而思之，以为不可。盖集中文字，亦未必皆佳，只据一集存其大概，使其人不至湮没。若类编之，则恶文盈目，反足为累。又未见之集极多，后来见之，又难于插上，不若一人自为一集，不论多少，随见随选，故名之曰《宋集略》、《元集略》。先生以为然否?弟架上亦有百余集，亦一概钞出，以请正也。[24]

随着道德、文章得到社会公认，给黄宗羲的抄书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到了晚年，黄宗羲“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25]江南一带的多座知名藏书楼都留下了黄宗羲忙碌的抄书身影。

黄宗羲如此热衷于抄书，除了家中资金短缺无力购置这一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当时的印书业与图书发行业都称不上发达，每类图书存世的数量都不多，而富藏书籍之家除非生活穷困，否则是不会轻易出售其书的。[26]另外，清初私家藏书楼在经过朝代更替这个大变乱后，藏书楼原有的翻刻等出版功能尚未恢复。所以，像黄宗羲那样的清儒要想尽快掌握珍贵文献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靠孜孜抄录。

(四)手稿和著作

续钞堂藏书中有为数不少的手稿和著作，这在续钞堂藏书总量统计中容易被人忽略，其实手稿和著作的收藏正是续钞堂藏书的特点之一。手稿主要是黄宗羲自己的未刊手稿，还有部分是他的老师刘宗周的手稿。刘宗周与满清不共戴天，清兵临近绍兴前绝食而亡，他的部分书稿保留在黄宗羲处。如康熙六年(1667)五月，慈溪郑梁造访黄宗羲，黄宗羲向他出示了刘宗周的书稿著作。康熙二十六年(1687)，督学王颛菴准备刊刻刘宗周文集，黄宗羲取出家里藏的底草以及刘伯绳的原本，加以仔细校勘。刘宗周著述很多，此类书稿、著作总量应该不会少。

黄宗羲提倡藏以致用，告诫学生“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27]藏书和读书的目的是增长学识，提高身心修养，而不是囤积居奇把书籍视为古董，那样将会玩物丧志、一事无成。黄宗羲利用自己的典藏来进行学术研究，在这一点上很好地起到了表率作用。作为浙东学派的一代宗师，黄宗羲著述等身。他自己撰写、编选的刊刻书籍自然是其藏书楼的必藏品，也很好地充实了续钞堂的藏书规模。据《浙江藏书史》统计，黄宗羲著有《明儒学案》62卷、《易学象数论》6卷、《孟子师说》4卷、《南雷文约》40卷、《明夷待访录》2卷、《留书》1卷等数十种，所纂辑有《明史案》244卷、《明文案》217卷、《明文海》482卷、《明文授读》69卷。这些是黄宗羲较有代表性的诗文集、著作，共计1127卷[28]。虽然黄宗羲著作在续钞堂藏书总量中所占比例很小，但是放眼中国藏书史，我们可以发现藏书楼主自己的著作达到千余卷，这应该是没有几个藏书家能做到的。

在黄宗羲宏富的著作中，《明夷待访录》是他的代表作。全书分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13个部分。撰写这么一本著作，如果没有家藏数万卷各类书籍提供参考，是无法想象的。一般来说，学者型藏书家的藏书内容是和他的著书立说内容紧密关联的，要么是藏书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进行撰述，要么是确定撰述提纲后再行搜罗书籍材料，要么是边写边搜集资料。从这几方面看，藏书事业和著述活动是相辅相成的。这也就是章学诚所认为的学术研究必然导致藏书事业的兴盛，而宁波地区藏书家运用丰富的藏书在纂修史学著作中走在了全国前列。[29]

续钞堂藏书门类极为齐全，各科各类书籍均有收藏。黄百家曾把续钞堂的藏书文献细分为经、史、子、集、选文、选诗、志考、经济、性理、语录、天文、地理、兵刑、礼乐、农圃、医卜、律吕、教育、小说、杂技、野史、释道、俳优等23个门类。[30]黄宗羲之所以能顺利编成各种各类著作、文选，是因为他有续钞堂内丰富的资料文献可资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续钞堂藏书楼中由于删繁去粗、避讳、清初政治高压等诸多原因汰余下来的黄宗羲诗文稿，其真实情况如何，因为未有刻本传世且黄宗羲藏书多次遭灾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能从个案中窥其大概面貌，比如康熙三年(1664)六月万斯选来拜访黄宗羲，见他诗稿零落，就答应替他编选诗集。结果，万斯选在淘汰原诗稿三分之二的基础上编印了《南雷诗历》。康熙二十七年(1688)，黄宗羲在《南雷文集》、《吾悔录》、《撰杖集》和《蜀山集》的基础上，自己编选《南雷文定》，淘汰的文稿也有三分之一。黄宗羲对汰余下来的书籍资料并不是焚火烧毁了事，而是加以细心归拢不忍舍弃，这从他着手编过《汰存录》[31]可以知道。那些略显零乱的汰余诗文稿的存在，是藏书楼中不可忽视的一小部分。

(五)学界、门生赠书

学者之间互赠自己撰写的书籍是常事、雅事。从记载的史料来看，黄宗羲就收到过学界同仁的多次赠书，试举下面几例足矣:

崇祯十一年(1638)，黄宗羲去宣城拜访沈眉生，尽管未遇到友人，但却得到了沈眉生的弟弟沈治先和梅朗三、麻孟琐、徐律时、颜庭生等十余人的款待，留住了十天。期间，他们请黄宗羲登梅朗三的藏书楼，发其藏书，梅朗三还赠以《陈旅集》。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收到陈确寄来的《性解》诸篇文章。

特别是过年贺寿时候，文人间更是频频赠书。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母亲八十寿辰时，黄氏就收到孙奇逢送来的《理学宗传》一部。李清也有著作《鹤龄录》为寿。[32]

黄宗羲门下弟子众多，特别是在宁波、海宁、绍兴、金华等地更是桃李遍布。作为师长，黄宗羲收到弟子门生撰写的习作、刻印的书籍更是常事了。在此，不予赘述。只是要指出的是学界同仁、门生赠书在续钞堂藏书中所占比例极其微小。

黄宗羲在利用家藏“若干万卷藏书”[33]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保存了很多文献。黄宗羲后人黄百家称，“壬寅(1662)以来，余家所得野史遗集，绝学奇经，殆不胜纪，道虽穷，书不可谓不富。而家大人方将旁搜遍采，不尽得不止。则是目所未见，世所绝传之书，数百年来沉没于故家大族而将绝者，于今悉得集于续钞堂，使之复见于世，是虽人之不幸，而实书之大幸也”。[34]黄宗羲在自己营建的续钞堂书楼里，不但藏书、阅书、研究“三”管齐下，而且还为抢救文献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结语

续钞堂藏书的五种来源，好比百川细流，最终滔滔江水都流入了续钞堂这座书籍的海洋。续钞堂藏书宏富，在诸多藏书中，“所藏宋元文集极多”，单单“明文集约五六千本”，珍贵书籍更有号称“天壤间罕遇者”的薛居正《旧五代史》。[35]在修《明史》过程中，黄宗羲的续钞堂藏书充当了明史纂修的“资料库”，这很好地说明了黄宗羲藏书中明代资料文献占有绝大部分。而黄氏在天文、象数、律吕、算数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相信家藏中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

黄宗羲将自己一生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概括为“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36]他的游侠生活因为正值南明战争时期，故而藏书事业陷入停滞。

黄宗羲对续钞堂藏书是很珍视的，几乎陷入痴迷，“家大人身心性命一托于残编断简之中，故颠发种种，寒以当裘，饥以当食，忘忧而忘寐者，惟赖是书耳”。[37]纵观黄氏一生，跌宕起伏，其自称经历了九死一生。那些珍贵书籍伴随黄宗羲四处迁移避难。据黄宗羲后人回忆，黄宗羲搬运、保护书籍是很花心思的，“以仓板百许，横施两木，每二板列书五层，其中约共三百本，绳缚之为一夹，亟载至四门，而他物弗顾也。至，则屋又其湫，无容书处，于是前为堂，后为灶突，隔书中央，层叠而上，以当垣壁。海滨之人见而异之”。[38]

尽管是严密保护，但是相对于黄宗羲九死一生来说，那些藏书遭遇的命运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黄宗羲生前续钞堂的藏书历经山兵夺书(1646)、里媪荛儿窃书(1648)、龙虎山堂火灾(1662)、浦口故居火灾(1662)、浙东大水(1690)等不同程度的损失。续钞堂藏书最严重的损失是在黄氏死后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黄家那场大火，包括《旧五代史》在内的藏书“失去大半”[39]、“遗书仅存五分之一”[40]。如此算来，续钞堂鼎盛时期的藏书量保守估计突破10万卷无疑。[41]黄宗羲的藏书因为在身后不久均已散佚，他的一些著作也遭到了清朝政府的禁毁，有的已经失传，哪怕现存的黄宗羲诗文集里也未见到记述续钞堂藏书的专文。[42]因此，之前有很多学者对续钞堂藏书总量进行了多个版本的推测，如梁启超大概地推测出“他(黄宗羲)家里藏书本甚多”[43]，但没有指明确切数字;有认为“黄氏藏书至少有六万卷”[44];甚至认为“所藏3万余卷”[45]。这些都低估了续钞堂藏书总量。

续钞堂从书楼建立到书籍彻底散失，只存在了短短的52年光阴，随后续钞堂藏书又流向了“二老阁”。康熙五十六年(1717)，黄宗羲尚存的焚余三万多卷藏书归慈溪郑性所有，占郑氏“二老阁”建阁时藏书量的半壁江山。黄宗羲的藏书在经历多次水火大灾后却还能留下三万多卷书籍。笔者对黄宗羲集中保护、整体搬移十万余卷藏书的可行性表示怀疑，认为较合理的解释是黄宗羲在特殊情况时(如战乱、匪情、避难等)将珍贵书籍随身携带，而普通藏书则散放在多个地方。至于藏书点有余姚双瀑、老柳、龙虎草堂、兰溪、黄竹浦家中续钞堂等多处可供选择。正是由于分开放置书籍，缺乏看管守护力量，才会发生诸如山兵夺书作铠甲、里媪荛儿窃书覆酱瓿等匪夷所思事情的发生。关于黄宗羲的具体藏书处、藏书迁移情况，笔者愿意今后和广大藏书史研究者一道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总而言之，续钞堂藏书肇始于黄宗羲的祖先，而藏书的主体部分则由黄宗羲自己购、抄所得。黄宗羲限于自身财力和所持藏书观，在他的藏书活动中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辗转大江以南藏书楼抄录了很多珍贵典籍。笔者认为在续钞堂藏书中，无论是量还是质，黄宗羲自己的著作和编选的文集都是很可观的一部分，且这些都是黄宗羲对典藏文献耙梳整理后的思想结晶，弥足珍贵。黄宗羲之所以能“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46]，是因为支持这位学者型藏书家从事学术事业的背后有一座满目琳琅的续钞堂藏书楼。

注释:

[1]赵尔巽.清史稿[C]卷四八○.

[2]民国十五年重辑的《余姚竹桥黄氏宗谱》卷十二将黄震列为竹桥黄氏的远祖之一。

[3]吕留良.吕晚村家训[C]卷二.

[4]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A].黄宗羲全集(第十册)[C].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17.

[5]顾志兴.浙江藏书史[M].杭州出版社，2006.479.

[6]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出版社，2001.893.

[7]黄宗羲.藏书印文[A].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C].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82.《浙江藏书史》第486页将此印误记作“忠端是始梨洲足，续难难不忘□贫。不忘宝□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此心。羲”。

[8]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A].鲒埼亭集[C]卷十一.

[9]黄炳垕.黄宗羲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3.15.

[10]黄炳垕.黄宗羲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3.41;叶方蔼[A].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382.

[11]黄炳垕.黄宗羲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3.18.

[12]赵尔巽.清史稿[C]卷四八○.

[13]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A].鲒埼亭集[C]卷十一.

[14]黄炳垕.黄宗羲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3.11.

[15]黄宗羲.家母求文节略[A].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C].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4.

[16]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269.

[17]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A].鲒埼亭集外编[C]卷十七.

[18]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A].黄宗羲全集(第十册)[C].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18.

[19]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A].鲒埼亭集[C]卷十一.

[20]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A].鲒埼亭集外编[C]卷十七.

[21]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A].黄宗羲全集(第十册)[C].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18.

[22]黄炳垕.黄宗羲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3.16.

[23]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A].黄宗羲全集(第十册)[C].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18.

[24]黄宗羲.与徐乾学书[A].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C].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68-69.

[25]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A].鲒埼亭集[C]卷十一.

[26]曹国庆.旷世大儒——黄宗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59.

[27]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A].鲒埼亭集[C]卷十一.

[28]谢国桢《黄宗羲学谱》、吴光《梨洲遗著总数考》等文章的考证和统计，认为黄宗羲的著作至少有一千三百卷左右，约一百一十二种，字数达二千万言。

[29]章学诚.《与阮学使论求遗书》[A].章氏遗书[C]卷二十九.

[30]黄百家.学箕初稿[C]卷一.

[31]黄炳垕.黄宗羲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3.27.

[32]黄炳垕.黄宗羲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3.38.

[33]黄百家.学箕初稿[C]卷一.

[34]黄百家.学箕初稿[C]卷一.

[35]徐秉义.明文授读序[C];黄宗羲.南雷文定[C]三集附.

[36]黄炳垕.黄宗羲年谱[M]卷首黄宗羲“自题”.北京:中华书局，1993.

[37]黄百家.学箕初稿[C]卷一.

[38]黄百家.铁灯檠记[C].

[39]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A].鲒埼亭集外编[C]卷十七.

[40]郑性.黄梨洲先生南雷文约序[A].

[41]虞浩旭先生在《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一书中也认为续钞堂“藏书总量约在十万卷以上”。

[42]骆兆平.黄宗羲与续钞堂[A].《书城琐记》[C]，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13.

[4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6.40.

[44]曹屯裕主编.浙东文化概论[M].宁波出版社，1997.197.

[45]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Z].北京:中华书局，1995.2415.

[46]赵尔巽.清史稿[C]卷四八○.

(作者单位: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