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振购淡生堂藏书之隙辨证

刘尚恒

【摘要】本文以丰富详实的材料论述了浙东藏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两位藏书家吕留良与黄宗羲从朋友走向“交恶”的各种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对吕黄交恶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吕留良;黄宗羲;吴之振;淡生堂藏书

在清初的藏书史上有两大公案久播人口，一是吴悼记载的康熙二十年(1681)朱彝尊借金陵置酒宴请钱曾之机(一曰朱借龚佳育置酒宴宾之机)以黄金翠裘贿赂其侍书小史，一夜间偷抄钱曾秘不示人的善本书目《读书敏求记》和《绝妙好词》，此后《敏求记》方得以流传于世。此贬之者称其为“诡得”，褒之者则称“雅赚”。吴悼是康雍间藏书大家，熟于书林掌故，其说颇能迷惑人，而事实真相如何，却并非如吴氏之言。笔者尝作《〈读书敏求记〉辨证两题》(見《二余斋说书》，2004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之《书林清话文库》之一种)，为之辨白，此不赘述。再一是全祖望记载的清康熙初吕留良与黄宗羲、吴之振因购淡生堂藏书而产生的争端。这事情闹得很大，以致“绝其通门之籍”、“废师弟之经”、“伤朋友之好”。全祖望也是康乾间大藏书家，尤熟于浙东地方掌故，此说更具迷惑力，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全氏所言，却大有疑问。

一、全祖望所云吕、黄“争端”之启

全祖望记道:

呜呼，吾闻淡生堂书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宗羲)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吕留良字)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淡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焉。交易之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淡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一笑者也。然用晦所藉以购书之金，又不出于自己，而出之同里吴君孟举(名之振)。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亦与之绝。是用晦一举而废师弟之经，又伤朋友之好，适成为市道之薄，亦何有于讲学也。[1]

全氏这段话把这桩公案的起因、经过、结果说得有头有尾，指责吕留良行为是非。而造成这桩公案的关键是《礼记集说》和《东都事略》两种书。

据《淡生堂书目》卷一《经部第五·礼类》载，“《礼记集说》七册三十卷”;卷四《史部第九·杂史类》载，“《东都事略》二十册一百三十卷”。按，宋卫湜的《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统说》一卷，作者“阅三十余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者，所录不在此数焉。”[2]因此该书被视为礼学的集大成之作。是书初刻于宋绍定四年(1231，即江东漕院赵善湘捐资锓本)，此本久不传。今存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斋刻本，藏国家图书馆(其中卷三十四至四十、九十三至九十五、一百至一百六配清代抄本)，有藏印证明历经明代华亭朱大韶和清代钖山秦蕙田所藏，并有黄丕烈跋文两篇。淡生堂藏本为残本。宋王偁的《东都事略》，据《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曾有宋眉山程舍人刻本、明翻宋本，今均不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著录有明抄本和清汪氏鹭振堂影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二、淡生堂藏书散佚与吕、黄购书

淡生堂藏书散佚后，大部为杭州赵昱(号谷林)、赵信(号意林)兄弟之小山堂所购。因为二林兄弟之母朱夫人本为山阴朱燮元(字懋和，万历进士，官至少师，卒谥襄勤)之女，祁班孙遣戍辽左，妻日夕哭泣，其家为取朱氏女甥，使育之以遣日。朱夫人即祁彪佳之外孙女，以“外家之风”缘故，二林“于池北竹林中构数椽，即以旷亭名之”(按，旷亭原为祁承口游息之所，亭额为王徲登亲书，乾隆间，赵昱以四石米易得)。将所得祁氏淡生堂藏书，“别贮而弆之，不忘母氏之遗也”，可见其数量甚多，此在全祖望的《旷亭记》、《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小山堂藏书记》中亦有明确记载。

吕留良和黄宗羲也得有淡生堂散佚之书，这在二人诗文中有记载:吕留良有《得山阴祁氏淡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其子公忠)》诗二首。

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

说与痴兒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

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

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透参达摩禅。(原注:祁氏参曹洞宗)[3]

黄宗羲也有文记道:

丙午(康熙五年，1666)，余与书贾入山(时淡生堂藏书于化鹿寺)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4]

可见黄宗羲得淡生堂散佚的藏书，其数量也颇可观。黄氏所云的宋卫湜《礼记集说》和宋王偁《东都事略》二书中途为书贾窃去，书贾何人，未言明，二书归入何人，也未言明。

全祖望在《礼记辑注序》中说:“《礼记》之学，莫如栎斋卫氏之书为大备。……吾乡黄先生充宗(斯大)，湛于经学……方崑山(徐乾学)《通志堂经解》未刻也，栎斋之本，世间流传颇少，先生求之不可得。会姚江黄征君(宗羲)自山阴祁氏书阁见之，遽售以归，踔急告先生，而中途为书贾窃去。”[5]全氏此处所言本于黄宗羲，惟谓系吕留良“授意”所为，不知其据。

卫、王二书后见于清初黄虞稷、周在浚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其中谓“宋卫湜《礼记集说》……此书近从□□□□得之”。而张芳的《征刻唐宋秘本书论略·论读藏书宜崇经史》有云:“□□□□□有《朱子遗书》行世。”《征刻唐宋秘本书目》，清道光十三年(1833)杨复吉辑刻于《昭代丛书辛集别编》，光绪三十四年(1908)叶德辉又辑刻于《观古堂书目丛刊》。两种版本挖空处均同。按《朱子遗书》乃康熙中石门御儿吕氏宝诰堂重翻白鹿洞所刻本，收朱熹、石、谢良佐、黄节端所撰辑书凡十五种，今国家、上海、天津等大陆内至少有25家图书馆有藏本。据此，前四个挖空字当为“石门吕氏”，后五个挖空当为“吕氏宝诰堂”，或者“石门吕留良”。按，吕留良于康熙十二年(1573)为搜书出游金陵，得交黄虞稷、周在浚、张芳、王概、王潢、胡征、倪灿诸人，不仅有相互书札往来和唱和之作，而且吕曾借抄书于黄氏千顷斋、周氏遥连堂藏本数十种之多。黄、周、张所言应是信而有征。宋卫湜《礼记集说》一书，后确归吕留良所有。

吕留良和黄宗羲联合出资收购祁氏淡生堂藏书。吕出资三千金，黄“以束修之入参焉”。黄之“束修”几何不知。据康熙元年(1662)吕留良自杭州发给其子吕公忠的家书《谕大火帖》云:“下半年修金已送过一两九钱，尚少一两一钱，又节仪四钱。”[6]如此算来半年束修包括节仪钱在内不过三两四钱，一年不过六七两。兵燹余生，家计至窘，黄宗羲能拿出的“束修”充其量也难过百金，百金与三千金，三十分之一耳。黄宗羲又与书贾亲自“入山翻阅三昼夜”，自言得“书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姑以经学书每种十册计，合计黄得书不下千册之多，相当于吕的三分之一，况且黄氏是亲自择选的。所以沈冰壶谓黄宗羲“择其奇秘难得者自买，而以其余致晚村”。[7]陈祖法谓宗羲“尝为东庄(吕留良)买旧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8]。连全祖望也不得不承认“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如此说来，即使吕留良“授意”书贾，扣下《礼记集说》和《东都事略》两书，亦不为过。

三、所谓“绝其通门之籍”、“废师弟之经”

黄宗羲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吕留良生于明崇二年(1629)，黄长吕十九岁;论辈份，黄宗羲的侄子黄廉远(仲弟宗炎之子)与吕留良为连襟。宗羲长留良一辈。黄、吕相识在清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秋，地点在杭州之孤山，吕留良有文记道:“(庚子)其秋，太冲先生亦以晦木(黄宗炎，宗羲仲弟)言会予于孤山。晦木、旦中(高斗魁)曰:‘何如?’太冲曰:‘斯可矣!’予谢不敢为友。固命之，因各以砚赠予，从予嗜也。……予又自幸其友之足尚也。因以‘友砚’名吾堂。时黄宗羲以八角砚赠吕。显然二黄与吕、高四人以友朋相交，不是以师生相称。此后吕留良与黄宗羲之间时有书札往还，诗词酬答，同去虞山祝钱谦益八十寿辰。吕尝有《赠余姚黄太冲》诗，其二云:“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神宗以后难为史，刘子(宗周)之徒早失传。洛下久忘加倍算，灯前细注五宗禅。闭门正有商量在，春水逍遥江上船。”完全是友朋间互相探讨学术的语气。康熙二年(1663)四月，黄宗羲到语溪，馆于吕氏梅花阁，与吕留良、高斗魁、吴之振及吴尔尧叔侄相唱和，赏画作，并选宋诗，这些在宗羲之子炳垕的《黄梨洲先生年谱》、吕留良《伥伥集》、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集》中均有记载，恕不一一摘录。月余，黄宗羲因三弟宗会(字泽望)病危返归，仍有诗寄怀留良，云:“书来相订读书期，不是吾侪太好奇。”[11]吕留良也有《次韵答太冲》诗，云:“水阔难填山不移，犹思采药访安期。”[12]康熙三年(1664)二月黄宗羲、宗炎兄弟并高斗魁重来石门。四月吕留良、吴之振偕黄氏兄弟及高斗魁赴虞山探病危中钱谦益。钱氏卒。十月黄宗羲三至石门，十二月旋里。康熙四年(1665)黄宗羲、黄宗炎、万斯选、吕留良、吴之振及其侄尔尧在语溪同拜辅广墓。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庆源人，师事吕祖谦及朱熹，宋嘉定初筑传贻书院，教授学者，著有《四书纂疏》等。黄宗羲与吕留良均有拜墓诗作，分别见于《南雷诗历》卷二和《伥伥集》。同年八月，吕留良自平湖至余姚访宗羲。宗羲作《八哀诗》吊刘汋、张煌言、汪沨、钱谦益、陈祖法等八人，吕留良为之作《跋尾》。康熙五年(1666)黄宗羲仍馆吕留良家，二人合资购淡生堂散佚藏书。

上述为吕、黄购书之前二人交往，可谓友善相处达五六年之久，其中康熙二至五年断续有四年之久黄馆于吕留良家，沈冰壶《黄梨洲小传》云:“石门吕留良与先生素善，延课其子，既而以事隙。”[13]宗羲馆吕家为授留良之子公中(一名葆中、字无党)，非如全祖望所云“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

购书事后，吕、黄有隙，尤其于宋陆九渊，明王守仁、陈献章学术思想上可谓水火不相容。陆陇其《三鱼堂日记》载:“癸亥(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有二十三日，吴志伊、万季野、贞一、姜西铭、冯鲁庵、陈葵献、张汉瞻公酌。贞一极言东庄之失，然皆东庄前半段事。又言东庄之攻阳明，即以攻梨洲。此言甚过。或其初意气相左则有之，岂所以论后半段之东庄乎?季野云:‘东庄所以怨梨洲者，以梨洲有书数其失。又一日众坐中语及罗念庵，东庄不知念庵何人也，梨洲之子唐突之，所以东庄怨益深。’然此皆前半段事，不足道也。”按，“梨洲有书数其失”的《与吕用晦书》，今不见《南雷》各集和陈乃乾所编的《黄梨洲文集》，盖久已散佚，从康熙六年(1667)吕留良《与黄太冲书》所云:“余自越中来，辄言太冲有《与吕用晦书》，淋漓切直，不愧良友，而某竟未之见，何也?……后问旦中(高斗魁)，则曰:‘诚有之，不过责善意耳。’某于是浩叹，谓太冲其果不知某者也。……太冲有责善之言，正某之所欲闻，奈仅书成不一示之耶!……或者又云:‘此太冲绝交之恶声耳，非真责善也，子欲见之，是又起争端矣。’此则大不然。太冲立言有私意在，是太冲自己病痛，太冲所言，自是某之病痛，两者岂相除算哉?……外明人选本及宋元明文集，《易象》二十本，《詹氏小辨》一本、《攻媿集》三本，又《韩信同集》、《金华先民传》，俱望简发，天涯瞻奉，临书惘然。”[14]可见吕留良此时尚坦然对待黄宗羲的指责，并催还所借阅之书。

康熙八年(1669)夏秋之交，吕留良托黄宗羲弟子万斯选(字公择)带去一封《寄黄太冲书》，告黄“复举一子”，“《潜溪》、《逊志》、《遵岩》、《荆川》等集，不知曾拔忙看定否”，“近得《程北山集》六本，为宋纸印者。又抄得《诚斋集》一本，则旧本所未见。又《吕泾野集》二十本、《蔡蛟滨语录》四本及余明人集数种，俱待晤时呈览。《赵浚谷》、《霍渭岩》二集，并望借看。外书目一纸奉记，以备简发时遗忘。公泽行迫，不及一一。敝衣一件，松萝一觔，聊为寒夜著书之供”。[15]可见吕、黄交恶既起，吕与宗羲及其弟子往还不断，还有书籍借还、鉴赏乃至衣物馈赠。

康熙九年(1670)高斗魁卒，吕留良至鄞县葬其于乌石山。黄宗羲为之撰《高旦中墓志铭》。

康熙十四年(1675)十月，吕留良在杭州，“太冲遣其子主一(百家)持书及诗扇三首来索文”。吕依韵作诗答之。此时吕、黄“交恶”已盛，吕出语辞婉意严。严鸿逵有注云:“今太冲虽与子绝，子固无日忘也。”[16]

直至康熙三十二年(1593)吕留良卒后之十年，黄宗羲还作有《吕胜千诗题辞》[17]。吕胜千，名懿绪字胜千，吕公中之子，留良之孙。留良三兄愿良之子宣忠殉国之后，留良以懿绪为之嗣。

吕、黄“交恶”之时，吕留良与当时著名学者如张履祥(继宗羲后馆吕家)、陆陇其、黄虞稷、周在浚、张芳、施闰章、吴肃公等往还不断切磋学艺，而宗羲之二弟宗炎与吕留良交往一直未中断，留良之卒，宗炎以诗哭之，作《哭吕石门四首》，見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集》卷三十九。

如此看来，全氏所云:“绝其通门之籍”，“废师弟之经”，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所谓“伤朋友之好”，“为市道之薄”

全祖望谓吕留良购淡生堂藏书的钱出于同里吴之振(字孟举)，及购至，吕取其精者而以其余归吴，于是吴与之绝，这样“伤朋友之好”，“为市道之薄”。全氏谓吕购书资金出于吴氏，不知所据，姑不论，然从吕、吴的交谊看，不论购书之前或之后，虽中间也有隙，但友谊一直是笃厚的。

吴之振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少吕留良十一岁。吴十二岁应童子试，即与吕留良定交试席间，年十七(顺治十三年，1656)从吕学赋诗，年二十一(顺治十七年，1660)与吕留良、黄宗炎、黄子钖、朱彝、高斗魁同卖艺。

吕、吴交谊素笃。吴之母范氏临死前对其子说:“朋友中如吕□□，汝宜深交，言必听，事必商，可无失。”[18]就在购淡生堂藏书之次年(康熙六年，1667)，二人产生点矛盾后，吕《与孟举》仍说:“以兄爱弟切，有请必应，叨惠良多。”[19]在《与沈起廷书》更说:“昔弟与孟举，非寻常悠泛之友也。……其母夫人识弟于稠人之中，命之纳交，如其嫡从之属，孟举亦竭情尽欢，表里无间者十有五年矣。……弟受其解衣推食吉凶同患之德，既深且久，梦寐不敢忘，今日但有弟负孟举耳，不可谓孟举负弟也。”[20]

购淡生堂藏书后之第四年，康熙九年(1670)，吴之振去北京，吕留良以背疮作恶，未得亲自送行，于是作《送孟举北游》诗两首，《临行余以背疮作恶不得执手》诗一首、《与吴孟举书》信札一通，叮咛关爱，情辞亲切。吴之振也有《□□□□》(似为《答吕用晦》)诗两首，其中有“个中只有兄知我，藉藉讥评恐未当”，“兄患疡疽势正啴，梦中语笑报平安”等语，吕又作《孟举以诗见寄次韵奉怀》诗回答。均见于吕氏《文集》卷三、《零星稿》、吴之《黄叶村庄诗集》卷一。

康熙十年(1671)吴之振辑《宋诗抄初集》成。吴之《凡例》云:“癸卯(康熙二年)之夏，余叔侄(其侄吴尔尧字自牧)与晚村读书水生草堂，此选刻之始也。时甬东高旦中(名斗魁)过晚村，姚江黄太冲亦因旦中来会。联床分檠，搜讨勘订，诸公之功居多焉。”[21]且吕留良为之作《宋诗抄序》而署吴之振之名。《诗抄》中所系各家小传，凡八十二家八十三篇，出于吕氏之手。

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为搜书刻书出游至金陵。吴之振致书怀留良，并相约作庐山之游，二人诗书往还不绝。当龚定孳欲约留良至北京选房书时，吴为之代谢辞，吕氏谓“孟举可谓深知我矣”，“叹老兄知弟之深，爱弟之切，而教弟之至也”。此见吕氏《零星稿》及《文集》卷3。

迨至吕留良卒后之十一年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时，吴之振检点吕留良为他所作的《寻畅楼诗稿序》时，有识语写道:“此老友□□序余癸丑(康熙十二年)以前作也。□□墓有宿草，余年齿亦衰颓，学业日益荒落。重阅此序，念老友勉励之语，不觉泪渍于纸也。康熙甲戌(三十三年)冬日，竹洲居士。”[22]

如此看来，全氏所谓“伤朋友之好”、“为市道之薄”，何其之有!

五、吕、黄“交恶”的另外两个事端

吕、黄“交恶”另有两个事端，一是为刻明刘宗周遗集事，一是为高斗魁墓志事。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南京左都御史，以屡劾宦官佞臣，为忠良请命，时遭削籍革职，授徒讲学，创证人书院、讲学蕺山，提倡“诚意”、“慎独”，黄宗羲、陈确等皆为及门弟子，清顺治二年(1645)南明政权亡，他绝食二十三日而卒，享年六十八岁。

姜希辙之雨水亭所刻《子刘子遗书》，时在康熙五年(1666)。该书半页十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双边。包括《子刘子学言》3卷、《圣学宗要》1卷、《周易古文抄》3卷。今国家、南京大学两家图书馆有藏。书之卷末有“学人姜希辙校刻”、“后学吕留良同校”。同校者还有张履祥、姜壵、高斗魁、学人黄宗炎、徐辕缙、万斯选、吴之振、黄百家、吴尔尧。《周易古文抄系辞》卷末有“后学吕留良同子公忠校”。

吕留良谓“今每卷之末，必列贱名，于心窃有所未安”，其“未安”者有四:其一，“今此书(《遗书》)未曾一见原稿，直太冲传本耳，未知其于原稿无一字一句之误否?”其二，“所刻之为人删定而非全体可知矣，某又何所依托而校之乎?”其三，“某末尝磨对者，反每卷数见，尤所不安也。”其四，“至小儿公忠，则并无计工之劳，岂以其受业太冲门下故亦滥及耶?”于是吕留良要求将其父子之名，“一一为某刋去”[23]。至于吕所致宗羲刻资三百金事，尚未在其列。

第二件事是为高斗魁墓志铭之争

高斗魁字旦中，号鼓峰，鄞县人，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少黄宗羲十三岁而长吕留良六岁。明亡后，不事举业，从黄宗羲讲学。宗羲仲弟宗炎因抗清下狱将被处死，高百计将其救出。其他明故臣蒙难时，高亦破产营救，或遇害为其主丧葬事。高以精研医理，擅长岐黄之术，著有《医学心法》、《桐斋集》等。康熙九年(1670)五月病卒。临终赋诗有“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随”之句。

同年十一月，黄宗羲、吕留良同亲临鄞县，葬高于乌石山。黄为之撰《高旦中墓志铭》，谓高之医术“工揣测人情于容动色理之间，巧发奇中，亦未必纯以其术”，又改“明月冈头人不见”为“人共见”，且铭有“日短心长，身名就剥”之语[24]。

吕留良谓“旦中与余义同车笠”，二人且有儿女亲家之好(高之女许吕之四子晦中)。葬高时，吕“芒鞵冒雪哭而往”[25]。吕留良就黄宗羲康熙十年(1671)《与李杲堂(鄴嗣)、陈介眉(钖嘏)书》中所云《高旦中墓志铭》予以反驳。吕说:“今谓旦中‘工揣测人情于容动色理之间，巧发奇中，不必纯以其术’，试取此数语思之，其人品心术，为君子乎?为小人乎?谓旦中之医为下品，其不敢知;谓旦中之人品心术为小人，此某之决敢信也。”况且“太冲尝遣其子百家字正谊者，纳拜旦中之门学医矣。……太冲当时仅以不一救正之，而反标榜之，又使其子师事。”既然高之医不纯其术，何必让儿子投之门下?

其二，所谓“身名就剥”问题，不过是黄宗羲“讥其不学太冲之道而抹杀之也。旦中生平，正志好义，才足有为，其大节磊落足传者颇多，固不得以医称之，又岂遂为医之所掩哉?”“旦中身无违道之行，口无非圣之言，其生也亲人，其殁也人惜之。虽则旦中之日虽短，而身名固未尝剥也。太冲欲以私意剥之，亦乌可得耶”?

其三，至于“旦中临绝有句云:‘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冲改‘不见’为‘共见’，且训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见，即墮鬼趣。’夫旦中之神，共见于明月冈头，真活鬼出跳矣!旦中之句，以鬼还魂，道之正也。……即‘不见’、‘共见’，以诗家句眼字法而论，孰佳孰否，老于诗者能辨之。此文义之失，又其小矣”。

吕留良还说:“凡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原与史法不同。称人之恶则伤仁，称恶而以深文巧诋之，尤不仁之甚。”如今“飘风自南，青蝇满棘，本不足与深辨之。但念旦中畴昔周旋，今日深知而敢辨者，仅某一人而已。若复闵默畏罪，是媚生贵而蔑亡友也，故欲直旦中之诬，则不得不破太冲之罔耳。”[26]吕斥黄“不仁之甚”，表示不得不为旦中之辨。

其实黄所撰的这篇《墓志铭》，不仅遭到吕留良的有力反辨，而且也为吴之振所叹息，他的弟子万斯大就曾劝黄改动“旦中之医行未必纯以其术”和“身名就剥”两语，黄执意不听。然而黄这篇颇有微词丑诋的《墓志铭》，高氏子弟终不复刻于石。

黄宗羲至所以作如此丑诋高斗魁的“墓志铭”全祖望道出其中缘故:当吕、黄交恶之时，“先生(高斗魁)为之调停而不得，而梨洲颇卞急，深以先生不绝庄生(吕留良)为非，其作先生墓志，遂有微词”。[27]在这一点上，全氏算说了真话、公平话。

六、结语

吕、黄二人从友善到“交恶”，应该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黄宗羲与吕留良生活在大离乱的明清之际。明代自万历以后，朝政腐败、宦党争起，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在内有农民义军和外有金兵的双重打击下，彻底完蛋，满族贵族入主中国，建立清王朝。黄、吕二位饱读儒家经典的汉族士人，出于传统的“严华夷之分”思想，面对清王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疯狂的军事镇压，经济和文化野蛮压榨，都参加到反清洪流中去。黄毁家纾难，建“世忠营”，亲率义军与清廷对抗，直至失败。吕同样散巨财助义军，跟随三兄愿良参加抗暴斗争，并且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痛，兵败之后，其侄宣忠慷慨殉难。吕虽曾改名参加过一次清朝秀才考试，后多自责自悔。黄、吕都多次拒绝清廷招聘，誓不为清朝官吏，他们皆称得起“抗清志士”、“明之遗民”。这是黄、吕二人前一段“友善”的坚实政治基础。到了康熙年间，清廷平定了“三藩之乱”，陆续击破各地抗清义军，明朝的皇子皇孙们或俘或死或投降，统治者坐稳了江山，“反清复明”已经到了“事不可为”地步，共同的政治基础没有了，学术思想上的分歧矛盾便上升了。

况且黄、吕二人家庭和社会经历各不相同，思想文化自然有差异。黄出身官吏兼书香人家，从父亲黄尊素起，黄氏子孙文名武功历代不绝，成为余姚望族。黄尊素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后为阉党魏忠贤迫害致死。宗羲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随父宦游，结交学人，从学刘宗周，遍读家藏书，讲学四方，到了中年便与孙奇逢、李顒并称为三大儒，晚年“居乡甚不满于众口。”[28]

吕留良祖、父两辈不过是邑库生，举人，最多做了个县知事，主要靠农、商起家。吕留良本人还在金陵、福建等地刻书售书，还能为人把脉治病、精于医学。他尊程、朱之学，以评点时文讲章抨击陆、王。

同为“抗清志士”、“明遗民”的大学者顾炎尝谓:“梨洲、晚村，一代豪杰之胤，朽人不能比也。”[29]可见于黄、吕推崇备至。黄、吕之间产生学术思想上分歧、争辩，以致弄到相当激烈程度，固然是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但毕竟属于正常的、不足为怪的。这些分歧、争辩(或谓“交恶”)，非本文主旨，且章炳麟、钱穆、邓之诚诸大师皆有评说，故从略不论。

全祖望私淑黄宗羲，传梨洲之学，同样无可非议，但全氏将黄、吕“交恶”，一古脑儿推到吕留良因购淡生堂藏书事上，有违事实，失之公允。吕氏生遭家国之痛，死受著述焚毁之灾，戮屍暴骨之惨，株连族门之祸，复加如此诋语，且达数百年之久，可悲也甚。啼嘘之余，不揣浅陋，特为之辩白如上。

注释:

[1]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小山堂祁氏遗书记》。

[2]《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经部·礼类三》。

[3]清吕留良《吕晚村诗集·梦觉集》。

[4]清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二《天一阁藏书记》。

[5]同①卷二十三《礼记辑注序》。

[6]清吕留良《吕晚村家训》卷二。

[7][13][23]清沈冰壶《黄梨洲传》，转自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庵日记甲集·同治八年十月十三日》。

[8][28]清陆陇其《陆子全书·三鱼堂日记》卷十。

[9]清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六《友砚堂记》。

[10][12]同③《伥伥集》。

[11]清黄宗羲《南雷诗历》卷一《寄友人》。

[14]同⑨卷二《与黄太冲书》。

[15]同⑨卷二《寄黄太冲书》。

[16]同③《零星稿·黄太冲书来三诗见怀以韵答之》。

[17]清黄宗羲《南雷文定五集》卷一。

[18]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言行见闻录》。

[19]《吕晚村墨迹·与孟举》。

[20]《抄本晚村诗文集》，又同卷三作《与某书》。

[21]清吴之振《宋诗抄凡例》。

[22]清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卷首。

[23]同⑨卷二《与姜壵书》。

[24]清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七。

[25]同⑨附录吕公中《行略》。

[26]同⑨卷二《与魏方公书》。

[27]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集》卷四十一《高隐君斗魁小传》。

[29]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78页，1959年中华书局。

参考文献:

[1]卞僧慧.全谢山小堂祁氏遗书记考证.1936年12月稿本复印件

[2]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3年9月

[3]徐定宝.黄宗羲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清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

(作者工作单位:天津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