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讲义《敦煌小说选读》相关问题续探

十五　陈寅恪讲义《敦煌小说选读》相关问题续探

一、引言

2003年9月，笔者在友人帮助之下，通过网上竞拍，购得《敦煌小说选读》一册。此书原为清华大学毕树棠藏品，高28.5厘米，阔16.5厘米，铅印直排，每页12行，每行36字。版心有鱼尾，上象鼻有“敦煌小说选读”6字¹，下象鼻有“国立清华大学讲义”8字。各篇原系相对独立，合装成册，外加红色封面，贴有纸条，上有毕树棠毛笔手迹：“敦煌小说选读”。内文另有毕氏钢笔手迹两处，均题作“陈寅恪先生讲义”。

经笔者初步考证，此书当系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授课时所用讲义之汇编，因其中藏有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以及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失收的陈氏佚文一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故此意义非同寻常。有关佚文的内容、撰写时间、历史价值以及失收原因，笔者曾有专文考证²，此不赘述。本文拟就相关问题再作探讨，以期海内外方家释疑、指正。

二、全书篇目及点校等简况

1.《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　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光九四号》，9页。前书“陈寅恪先生讲义　　毕树棠藏”（钢笔繁体字）。

按：此文有标点，有校勘。具体校勘符号约有三种：①（），表示改正错讹；②（？），表示存疑；③〔〕，表示补入文字。例如：

①如此丽质婵娟，争不忘（妄）生动念。

②身柔软兮，新下巫（？）山。貌娉停兮，才离仙洞。

③知喧哗为生死之因。悟艳质是〔轮〕洄（回）之本。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靠装订线处，有蘸水钢笔所书数字“3”，字迹远较篇首毕树棠题字（似用自来水笔写成）陈旧。

2.《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写本部伯希和收藏第二九二六号》，2页。前书“陈寅恪先生讲义　　毕树棠藏”（钢笔繁体字）。

按：此文无标点，无校勘，仅于篇首、篇末分别注明“（前缺）”、“（下缺）”。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9　第2学期起”。

3.《诸经杂缘喻因由记　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腾二十九》，2页。

按：此文有标点，有校勘。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4”。

4.《舍利佛起精舍因缘　上虞罗氏藏敦煌石室本》，2页。

按：无标点，无校勘。前注“前阙”，后注“下阙”。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2”。

5.《维摩诘经押座文　伦敦博物馆敦煌写本》，2页。

按：有标点，有校勘。最后一段作：“不似听经求解脱。学佛修行能不能？能者虔恭合掌著！经提（题）名目（别本作字此本原作字复改目）唱将来！”其中“（别本作‘字’，此本原作‘字’，复改‘目’）”不知是否陈寅恪选录时所作校注。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5”。

6.《慧远外传　伦敦博物馆敦煌写本》，2页。

按：有标点，有校勘。第一部分篇首注“阙”。第二部分内有句云：“挞遣出九农。长养（此字涂傍注一字似是扬字）并五策。”圆括号内11字，似与上例同。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6”。

7.《目连救母变文》：（一）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写本，（二）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成字九十四号，共3页。

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7”。

8.《目连救母变文》：（三）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丽字八十五号，（四）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霜字八十九号，（五）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写本，共7页。

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10”。

又按：《目连救母变文》各本均不全，合北平、伦敦两地5种写本，始成一足本。各本述同一事者，文字有异同。又，各本均有标点、有校勘，首尾相连，脉络尚清晰。

9.《太公家教》，4页。

按：有标点，有校勘。篇首注“（上阙）卷”。正文首句残缺开篇：“（上阙）代。长值危时。”

又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13　第2学期完”。

10.《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下署“陈寅恪”（铅印），2页。

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12”。

11.《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下署“陈寅恪”（铅印），4页。

按：此篇末页背面有蘸水钢笔字“8　第1学期完”。

12.《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下署“陈寅恪”（铅印），2页。

按：篇首天头另有蓝色圆珠笔字迹：“王静如考释，陈为之序。”字体苍老，且以简体书就，或系毕树棠晚年补写。

三、关于清华讲义之编写

上述12篇讲义中，共有11篇在末页背面书有表示次序的数码，此数码应为各篇讲义最初的印发次序。除了第5、6、7篇以外，其余8篇的装订次序与原来的印发次序并不一致。这一差异的形成，以及各篇讲义错漏的产生，应该与当年清华讲义的制发过程有着直接关系。

事实上，装订次序与印发次序不相一致的情形，绝非仅此一例。以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为例，他发给学生的讲义和文章，都是根据授课的进程而随印随发的，其制发过程一般是由助教赵万里将王氏手稿抄成清稿，交抄胥誊写油印，而先已印行的文章则往往直接将印本交给抄胥誊写油印。抄录、誊写、排印诸环节都可能发生错误，当然也不排除王国维本人偶尔笔误的可能。虽说各篇讲义所记页数自为起讫，但在讲义篇数较多的情况下，各篇先后次序难免混淆。遇到个别讲义因仅有一页而未记页数，或者讲课途中随时补发的讲义，汇总编排时更是不易给出准确的顺序。³

王国维于1925年4月就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开普通演讲课并指导研究生，先后印发讲义111张，后来为了便于保存，由研究院办公室按线装书的形式汇订为一册，盖上研究院印章，注明“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王静安先生）”，并于首页之前编附《目录》2页，自《古史新证》至《西吴徐氏印谱序》，共29篇。⁴在这部讲义汇编中，《中国历代之尺度》、《莽量释文》、《蜀石经残拓本跋》、《释乐次》等4篇，无论是写作时间还是印发时间，都晚于那些器铭考释和释文，但在装订成册时，或者前后倒置，或者穿插其间。“由此可知这本讲义的装订次序并不反映当时印发讲义的次序，至少并不完全反映那种次序。”⁵

陈寅恪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二个月（1926年8月），就由吴宓推荐，安排浦江清担任他的助教。1929年研究院解散后，浦江清转至清华大学中文系任助教，1932年任专任讲师，1937年任教授，一直与陈寅恪共事。⁶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浦江清是否承担了《敦煌小说选读》的抄写工作，但浦江清与吴宓一样，也在日记中对于编写讲义留下了一些记载：

（一）《吴宓日记》：

1925年12月30日：“研究院学生来函，不肯应赵元任先生《语音学》考试。又来函，求梁任公著之《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讲义。”⁷

1929年5月19日：“终日编讲义，苦作。”⁸

1929年5月22日：“type-write 讲义。”⁹

1929年9月19日：“晚饭时，有女生来索讲义。”¹⁰

1930年4月5日：“午饭后，女生欧阳采薇来索讲义。未见。”¹¹

1930年4月23日：“9—11欧阳采薇等三女生来求讲书，以考试在即故也。”¹²

1939年10月5日：“宓今日编讲义。于各国文字之源流，多请教于邵循正君。其绩学可佩也。”¹³

1939年10月6日：“下午，编理讲义。3—5至系主任室打印。”¹⁴

（二）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

1932年1月19日：“下午返校，翻看余半年来所讲中国文学史之讲义，因明日考试须预先出题也。……讲义不甚满意，大概再教二三年后方能成书。”¹⁵

1942年12月26日：“上午未出门。读《散曲丛刊》，选关汉卿以下小令若干，抄写付讲义。”¹⁶

1943年1月3日：“此数日留研究所，选元人散曲作讲义。”¹⁷

1949年2月8日：“上午，上中文系办公室。交冯君抄印《唐诗选》讲义若干页。在图书馆查看《新唐书》。下午，读《闻一多全集》中《唐诗杂论》数篇，参阅其所选《唐诗大系》。”¹⁸

上引各条记载，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足以表明讲义作为一种为讲课而编写的教材，同样在清华教育史上曾经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清华大学至今仍然有评选优秀教材、讲义的制度，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第一，当年的讲义，从编写到印制再到散发，到底有哪些明文规定的制度？像吴宓那样做事一丝不苟、勤勤勉勉的人，不惜自己打印讲义，但大多数教师是否都交由助教或抄胥代劳？此外，从研究院学生来函“求梁任公著之《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讲义”、“女生欧阳采薇来索讲义”等文字来看，教师发放讲义的做法似乎也不一致。

第二，与此相关，清华讲义的收费情形也无从探究。当时，北京大学教员讲课，有指定课本者，有印发讲义者，课本由学生自购，讲义的印刷费最初似乎未向学生征收，后因“各科讲座大多增发讲义”，1922年10月“北京大学评议会决定再收讲义费每位学生一块钱”，不料由此引发了一场“一块钱风潮”。¹⁹时隔一年，鲁迅在北京的两所学校担任兼课教授，他上课使用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在付印时，由本人负责销售200册，故而也采取了收取讲义费的做法。²⁰虽然清华经费充足而且经济独立，但上述两例或许仍然有助于推测清华讲义费的情形。

第三，作为全校图书资料的大本营，清华图书馆在讲义的编写过程中无疑起到了资料库的作用，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承担了其他的功能——例如讲义的整理成册、入库收藏、借阅流通等等？与此相关的是，毕树棠个人拥有此册《敦煌小说选读》，究竟是图书馆剔旧时为毕购得，还是通过什么其他途径？

四、陈文失收原因补述

《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未能收入陈集的原因，估计是最早整理《陈寅恪文集》的蒋天枢从未见过此文，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

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9日开学，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于1929年秋提前结束。陈寅恪自1926年7月到校后，一直与国学院相始终。1926年暑假后开课，陈寅恪开设题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的“普通演讲”，²¹并指导研究生。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陈寅恪于国学院结束后，“任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中文系和研究所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等。史学系则开‘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²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寅恪“授课之余，精研群籍，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多所涉及。所特好者，用力尤勤”²³，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着力研究敦煌学的第一个主要阶段²⁴。

后来受命于危难之际、独力完成《陈寅恪文集》整理重任的蒋天枢，则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招收的第三届学生，时在1927年。据陈寅恪1956年自述，他与蒋天枢“1928年在清华是师生关系”，²⁵估计是指主要授课时间在1928年²⁶。蒋天枢1930年秋毕业后，先后在北平师范、河南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1943年秋受聘为北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²⁷1949年解放后至50年代末，陈寅恪与蒋天枢虽然天各一方，但师生间书信不断：陈寅恪托蒋天枢“在上海图书馆查材料”，蒋天枢则“常通信问业”。²⁸1964年5月末，蒋天枢抵达广州，“陈寅恪将晚年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²⁹

据此，笔者以为，蒋天枢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1927年至1929年），应该没有看过陈寅恪发放给学生用作讲义的《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一文。离开清华后，1931年至1932年、1937年在北平，³⁰1943年在重庆，1946年在南京，1948年至1949年之交在上海，1953年、1964年在广州，蒋天枢曾有多次拜谒亲炙的机缘，³¹如果陈寅恪有意将此文收入文集，应该不会不向蒋天枢提及。即便是陈寅恪出于某种考虑，无意将此文收录，至少也会谈及，而蒋天枢编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时，于“论著编年目录”内至少也应该稍作提示。³²推测的结果是，蒋天枢应该从未看过，甚至从未听说过老师的这篇短文。至于陈寅恪本人，或因年代久远追忆未及，或者另有他故，致使此文最终未能收入文集。

归结以上所述，似乎可将该文撰作的时间上限定于1930年³³，而其下限似乎可定于陈寅恪携家逃离故都的1937年³⁴。联系到毕树棠藏本中《〈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及《〈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二文的首次发表时间均为1932年，由此推测，《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一文也极有可能撰作于同一时期，约在1932年前后。

五、关于毕树棠

（一）毕树棠的名号

毕树棠原名毕庶滋，号树棠，后以号行。台湾学者苏云峰所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一书，根据1927年5月刊行的《清华一览》，列有1920年清华学堂图书馆职员简介表，“毕庶滋”条云：“毕庶滋，图书馆职员，号树棠，山东文登人，山东第一师范毕业，尚实英文学校肄业，曾任文登高小校长、师范教员及西伯利亚铁道监管会翻译。”³⁵这大概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毕树棠简介。

值得注意的是，《吴宓日记》关于毕树棠的一条注释，犯了一个不应该的小错误。“毕树棠”在《吴宓日记》首次出现是在1929年7月2日：“晨8—10在Lib.与毕树棠谈。”日记整理者于该页下注释云：“毕树棠（1900—1983），名庶澄，山东文登人。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尚实英文学校肄业。曾任小学校长、师范教员。1921年到北京清华学校图书馆任事务员。抗战期间留平。抗日战争胜利后，复任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1953年调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工作，1973年退休。”³⁶此处毕树棠的原名变成了“毕庶澄”。偏偏山东文登真的有一个在近现代史上小有名气的反派人物毕庶澄（1893，一作1894—1927）。此人是直鲁联军张宗昌的部下，其人其事，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溥仪《我的前半生》、高阳《玉垒浮云》等著述均有提及。毕庶澄与毕庶滋有无关系，笔者学识有限，只好暂付阙如。

有“笔名大王”之誉的陈玉堂，在其所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提供了毕树棠的两个笔名——碧君、民犹。³⁷此外，笔者在网上搜索有关毕树棠的资料时，发现了毕氏的另一个名号——毕树堂。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论坛主页公布的《沈从文研究论文举要》，³⁸收录了署名“毕树堂”的篇目——《评〈从文自传〉》（原载1936年2月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而清华经管校友网转载的一篇郑林宽写于1935年的回忆文章，也使用了“毕树堂”这一名号：“职员方面，比较熟悉的有图书馆几位老师。毕树堂先生当时在编目室工作，业余常写些短文和翻译西方小说。当他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常在报纸副刊上投稿，并撰写些介绍外国文坛动态报导时，竟主动地把新到的、外边不易看到的如英文《莫斯科新闻》、《国际文学》以及美国的《群众》、《新时代》、《现代史料》借给我带出用，并指点我怎样把重要的国际文坛消息介绍出去。”³⁹“堂”、“棠”同音，因音同或音近而派生出其他字号的例子，自古以来比比皆是，排除网络文字常见的失误因素之外，毕氏的这一名号极有可能确有其事。

（二）毕树棠的几件大事

毕树棠一生除致力于清华的图书事业外，还是清华文界元老之一，同时又是一位颇具声誉的翻译家。据笔者粗粗梳理，毕树棠至少有以下几件大事可以载入史册，值得今人研究。

一是直接参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在吴宓、浦江清等人的引导与鼓励下，参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活动，应该是毕树棠从事现代文学创作活动的起始阶段。1925年2月，吴宓到北京清华学校筹办研究院，任研究院主任。1928年1月至1932年12月，吴宓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清华的不少教师应邀参与其事。据毕树棠自述，“我有时去投稿，偶得吴公及其门生浦江清、赵万里诸君所称许，因之关于英美文学的稿子，我借清华图书馆英美书刊之便，写得较多。”⁴⁰1929年10月6日《吴宓日记》则云：“夕，宴毕树棠、浦江清、朱自清、叶崇智于室中，皆《文副》撰稿人也。”⁴¹1930年1月21日：“晚7—10在室中宴叶崇智、毕树棠、朱自清、浦江清（5.10），谈新文学。”⁴²除《大公报·文学副刊》外，毕树棠的文章另见《国闻周报》、《新月》、《宇宙风》、《文学季刊》等期刊。

二是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批评。除了上引《评〈从文自传〉》之外，最著名的莫过于《鲁迅的散文》一篇。这篇最初发表于《宇宙风》第34期（1937年2月1日）的文章，其后经常被人提起、最常被人引用的是这样几句：“最初写小说，一定就成功，却止于《呐喊》与《彷徨》；继之写散文，也一定就成功，却又止于《野草》和《朝花夕拾》。”“缺乏一个哲学家的完整的中心思想，因此在气度上有了限制，不能产出长篇的巨作。”“杂感是他的独造，殊难与他人相提并论，其实只可算他的散文的糟粕。”毕树棠对鲁迅散文（尤其是杂文）的批评，今天应该到了平心静气地予以再评论的时候，不能再随意地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三是参与晨光版美国文学丛书的翻译。毕树棠一生译著颇多。据舒乙回忆，赵家璧经营晨光出版社时，曾经组织《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翻译出版，译者队伍集中了当时一大批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其中就包括毕树棠。⁴³此外，毕树棠曾于1942年“在中德学者联合创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德学志》（4卷1期、2期）上发表了《苏德曼论》的长篇专论”，对有“自然主义巨擘”之称的德国戏剧家、小说家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作了十分全面深刻的评论。“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总结苏德曼文学创作的最翔实的一篇、也是最后的一篇文献。”⁴⁴由此不难看出毕树棠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广博与深湛。

至于毕树棠直接参与清华校园文学活动的描述，还可参阅张玲霞新著《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⁴⁵

而毕树棠次子毕可松所撰《回忆父亲毕树棠》⁴⁶，虽说篇幅不长，但作为一篇家传，仍可补充相关史料之不足，尤其是文中对于这位“着实作了清华的Watchman”的清华前辈，有着不少亲切而感人的回忆。

（三）毕树棠与陈寅恪

毕树棠与陈寅恪初见，时当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时期。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陈寅恪抵京在1926年7月7日。⁴⁷7月10日及12日，吴宓两度陪导陈寅恪参观图书馆，⁴⁸陈、毕二人相识，或即在吴宓导游图书馆前后。共事清华期间，吴宓在其日记里对陈、毕之交游并无直接记载，但据毕树棠自述，他为了协助顾子刚、浦江清为陈寅恪准备讲课用的书籍和参考文献，“有时到陈先生办公室，有时也到他家里去”，与陈寅恪也很熟悉。⁴⁹另据卞僧慧回忆，陈寅恪晚岁整理诗文时困难重重，“在搜集旧著时，力有不及，或托诸友生。如《狐臭与胡臭》一文，曾刊在清华中文系一刊物上。1964年秋，周一良先生因事南来，特探望先生，因以搜寻此文相托。当时清华图书馆毕树棠先生，从20年代即专司本馆中外杂志之管理，竟遍觅不得。此文刊出值卢沟变起前夕，曾否入藏，毕先生已难追忆。周先生转而他求，最后从出版时在系中任教之余冠英先生处得之。今收入《寒柳堂集》中。先生旧作当然不至篇篇如此，仅此一端，当时困难情状，亦可想见矣。”⁵⁰

行文至此，又浮现出新的问题：毕树棠既已知晓陈寅恪四处搜集旧作，即使以常理来推测，他也不大可能不将珍藏的《敦煌小说选读》寄赠给陈寅恪。再者，毕树棠1983年4月才因车祸不幸辞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982年出版的《陈寅恪文集》以及1981年面世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毕树棠理应见过。他是否与蒋天枢就陈寅恪佚文事进行过联系，现在也只能悬而不决了。

此外，毕树棠解放后曾向清华大学图书馆捐赠了120种古籍⁵¹，这批捐赠的古籍中不知是否包含了《敦煌小说选读》。这些，同样只能留待高明指教了。

六、结语

三联版《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收录了陈寅恪在《须达起精舍因缘曲》、《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等三种佛曲上所作的札记（荣新江辑录）。⁵²陈氏为上述三种佛曲所作的跋文（凡4篇），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⁵³而《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则录存《两晋南北朝史》⁵⁴、《唐史讲义》、《元白诗证史讲义》等三篇讲义。笔者设想，日后如能修订再版陈集，是否可以考虑将《敦煌小说选读》一并收入？

最后，引用陈寅恪的两段话作为全篇的结束语：“总而言之，考据之学，本为材料所制限。敦煌本是否为鸠摩罗什所译，尚待他日新材料之证明。今日固不能为绝对否定之论，亦不敢为绝对肯定之论，似为学术上应持之审慎态度也。”⁵⁵“此则未得确证，姑作假设，以供他日解决问题之参考，所谓仅资谈助者是也。”⁵⁶

注释：

1　全书合计41页，仅第16页版心误作“敦煌小说读选”。

2　张求会《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考释》，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　据裘锡圭《〈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前言》，见王国维著《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4　据季镇淮《〈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跋》，同上，第333页。

5　据裘锡圭《〈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前言》，同上，第5—6页。

6　据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7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5页。

8　同上，第4册，第256页。

9　同上，第4册，第256页。

10　同上，第4册，第293页。

11　同上，第5册，第50页。

12　同上，第5册，第61页。

13　同上，第7册，第86页。

14　同上，第7册，第86页。

15　浦江清著《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第64—65页。

16　同上，第229页。

17　同上，第232页。

18　同上，第289页。

19　据北京大学总务长蒋梦麟回忆，系每学期收一块钱；而据北大学生田炯锦回忆，则是“每学期每一门功课收讲义费一元”。详陈明远著《文化人与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6页。

20　《文化人与钱》，第49—50页。

21　据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39页；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6页。按：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一九二六年”条称“暑假后开课，先生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似不尽准确。见蒋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22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75页。

23　同上，第75页。

24　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一文认为，陈寅恪1927年至30年代初期发表的第一批敦煌学研究成果，与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敦煌劫馀录》等，“标志着中国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陈寅恪先生在早期敦煌研究中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把题跋研究发展为有广阔世界文化视野的专题研究”。姜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此据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25　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43页。

26　1927年4月，蒋天枢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三届新生考试，报考的导师原为王国维，未及报到而王已自沉，遂改由梁启超“指导写作”、陈寅恪“负责授课”。见朱浩熙著《蒋天枢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1928年6月14日，研究院为刘盼遂、戴家祥、蒋天枢等22名学生举行毕业典礼；7月，研究院教务会议批准罗根泽、蒋天枢等10人继续留校研究1年。是年陈寅恪所授课目为《梵文文法》（每周2小时）、《唯识二十论校读》（每周1小时）。见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66、67、74页。

27　据《蒋天枢传》，第5、6、7、8、9各章。

28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43—144页。

29　同上，第420页。

30　据《蒋天枢传》，第42、60—61页。

31　陈、蒋历年见面之记载，分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33、140、142、156、175页。可参阅《蒋天枢传》，第88—90、99、108—111、126—132、177—185页。

32　据《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前言，“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二日就所钞得者辑成此目”，“编年目录写成后，曾寄广州，请师订正”。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93页。

33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始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敦煌小说选读》各页版心下镌“国立清华大学讲义”而非“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讲义”，据此亦可推断各篇讲义并非印发于国学研究院期间。

34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一九三七年”条：“日军既入北平，散原老人终日忧愤，疾发，拒不服药，旧历八月初十日弃世。”“先生料理父亲丧事，于满‘七七’后，携家仓皇逃离北平。”见蒋著，第112—113页。

35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114页。

36　《吴宓日记》，第4册，第266页。

37　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38　网址：http://chinese.pku.edu.cn/bbs。（检索日期：2005年1月23日）

39　郑林宽《十八罗汉今何在，明岁值年倍思亲——回忆七级经济系学习生活片段》，此据清华经管校友网下载，网址：http://166.111.96.6/alumni/news/n3_030802.htm。（检索日期：2003年11月21日）

40　毕树棠《琐忆吴宓》，原载《泾阳文史资料·吴宓专辑》。此据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追忆吴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41　《吴宓日记》，第4册，第300页。

42　同上，第5册，第12页。

43　舒乙《赵家璧的两个高峰》，载《解放日报》2002年11月18日。

44　吴晓樵《苏德曼与中国文坛》，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18日。

45　张玲霞著《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6　载宗璞、熊秉明主编《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399页。

47　详《吴宓日记》，第3册，第188页。

48　同上，第3册，第190页。

49　毕树棠《忆陈寅恪先生》略云：“我和陈寅恪先生相识，是我与吴雨僧先生相过从之中开始的。当时，吴先生住清华西客厅，陈先生也住过那里，可是陈先生初住城里，上课时才来清华，在西客厅吃一顿午饭。……在其他时间里，他来清华，也总是在西客厅休息，我常常去看吴先生，有时就得见陈先生，简单地谈几句话，慢慢就熟了。其次是业务的关系。陈先生于1926年到国学研究院讲学，用的一些中外书籍和参考文献几乎全是清华图书馆所未入藏的，都得临时置备供应。当时主要由顾子刚先生与浦江清助教承办，我们做他们的下手，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所以我有时到陈先生办公室，有时也到他家里去，慢慢也就熟悉了。”（见倪文尖编《文人旧话》，上海：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毕树棠在此文中，还提到了陈寅恪《敦煌小说选读》一课相关研究成果的形成——“由北京图书馆和伦敦博物馆等处所藏的敦煌写本中选用若干篇，就原文加以考订与解释，即成精辟之论述是也”。又曾引用《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以证明陈寅恪“研究过比较语言学甚深”，“更可知其治学之精神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如认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对于王国维死因的分析，“似比他论更高更深些”；“陈先生之文章亦绝不枯燥，然亦不华丽，似另有一种语言的句法组织，而又与我国考据传统之文章息息相通，似乎颇有些科学性，令人有耐读而不易学之慨”；陈寅恪虽“不以诗称”，但“陈先生的文学鉴赏之才还是非凡的”。（同前，第2—6页）凡此种种，足可见毕树棠不仅钦敬陈寅恪治学之精神、方法与成绩，而且对于陈氏之学确曾作过较深的研究。

50　卞僧慧《未继承父业者即不能整理遗著欤？》，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21日。按：《狐臭与胡臭》一文，最早刊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语言与文学》（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6月出版）。详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所附《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蒋著，第198页）、马幼垣《陈寅恪已刊学术论文全目初稿》（载中山大学历史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9页）。

51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古籍的历史》，此据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网页下载，网址：http://history.lib.tsinghua.edu.cn/treasure/shoucang.htm。（检索日期：2003年11月21日）又，据清华新闻网消息，2005年5月26日，毕树棠的子女将父亲的书信、手稿、翻译稿等44件遗物以及各个时期的照片32张，一并捐赠给了“老先生衷心热爱的清华大学”。网址：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10550。（检索日期：2005年8月11日）此外，网上书店“布衣书局”曾发布毕树棠藏书《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号》（上、下册）相关信息，另附毕氏生平，均可参阅。网址：http://www.booyee.com.cn/bookdetail-used.jsp?bookid=36712。（检索日期：2005年8月11日）

52　见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9—311页。

53　分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3—196、203—210、353—354、192页。

54　《两晋南北朝史》题注云：“高等学校交流讲义。”见《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3页。

55　陈寅恪《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95页。

56　陈寅恪《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同上，第233页。

（原刊于《九州学林》，2005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