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谈到“朱注”

（品读史之五）

毛泽东读过的《论语》，现在保存下来的是宋代朱熹《论语集注》的下部。在两千年的时间里，《论语》注疏注解类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可朱熹的《论语集注》最为出众，由于明清统治者的提倡，此书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同类著作中无与伦比。

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公安部长 罗瑞卿等人。

毛泽东与张治中相识相交，始于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和张治中三上延安。这次，张治中、罗瑞卿等陪同毛泽东南下视察。

在合肥，张治中、曾希圣和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泽东向张治中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四大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的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79页）

“朱注”，即指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这里，又具体指其中的《论语集注》。《四书集注》是朱熹注释儒家经典《四书》的重要著作，也是一部儒家理学名著。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以及《孟子集注》七卷。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谥号文公。婺源县（原属徽州地区）人。青年时师事李侗，为二程（程颢、程颐）四传弟子。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程朱理学集大成者。他建立的理学，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

儒家文化先有“五经”，后有“四书”。“四书”说法始于南宋，是由朱熹确立的。“五经”之内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等“四书”这些儒家经典，在先秦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孟子》《大学》《中庸》，直到韩愈、二程，特别是到了朱熹，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朱熹重新选定文本，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分出，与《论语》《孟子》并提，合称为“四书”。

朱熹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成书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基本上是朱熹自己的注释；《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成书于淳熙四年（1177），多引用二程及程门弟子的言论注释。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程颢、程颐和朱熹则是这一道统的继承者、发扬者。

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做法烦琐。朱熹注释则注重阐发“四书”中的义理，并往往加以引申和发挥，其意已超出“四书”之外。总之，朱熹注释“四书”，目的不仅仅是整理和规范儒家思想，宣扬和贯彻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书”纳入到自己的理学轨道，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思想体系的间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集注》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

朱熹集注《论语》最为精心。他引用二程的话说：“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论语集注·读论语孟子法》）程朱用当时的价值观论述了为《论语》《孟子》作集注、深研细读《论语》《孟子》的意义。

在《论语集注》中以《学而篇》用力最深，认为“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论语集注·学而篇》按语）。朱熹在解释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话时，说道：“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孝悌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以“爱之理，心之德”的概括解释孔子的“仁”。颇具道学家义理之学的特色。

朱熹倾毕生心力注《四书》，前后经过四十余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朱熹称其“集注”乃多年研究成果，“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而且“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四书”经过他的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漳州，刊刻四书，“四书”之名由此确立。“四书”的产生，确立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使中华文化由“五经时代”发展到了“四书时代”。“四书”突出《论语》、孔子和孔子思想。

朱熹集注《四书》，其主要目的是借此宣扬程朱理学思想。在注释中，选取前人注解并附己意，多从义理上发挥。他把理学家特有的许多概念和思想加给《四书》，如在《大学章句》一节中，加进了他认为原文缺佚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的思想命题。此书注意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原书的思想体系，剖析疑似，辨别毫厘，而疏于名物训诂。书中就哲学、政治、教育等方面大量发挥理学论点，力图赋予孔孟思想以理学色彩。

朱熹死后，《四书集注》逐渐风行，被视为“六经之阶梯”。南宋以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明清时期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御定此书为读注本，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四书集注》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是研究儒家学统及朱熹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谈到有实无名问题时说：

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太灵了。到了唐朝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地位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毛泽东虽然评说朱熹没有具体讲到《论语集注》，但是说“宋朝朱熹以后，（孔子的）圣人地位就定了”，显然主要是肯定了《论语集注》在维护巩固孔子地位中的历史性作用。

毛泽东谈《论语》，谈“朱注”，谈朱熹在《论语》集注疏解中的功劳和贡献，表明他对“朱注”和《论语》传播史是相当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