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奕冰
提 要：早期兵家讲“主”“客”，兵书以主客对话为主；汉赋“述主客以首引”，虚设主客，就是从兵家来的。最早的兵书是讲诵的，需要默记口诵，所以韵律和谐，节奏感强，便于背诵。兵家讲气势，故兵书在修辞方面讲究，对仗排比，比喻对比，这和汉赋的铺排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
兵书一般是指人类对战争中战胜之法经验的凝练与总结，这类经验应当是起源很早的，可以说自从原始人类有了战争，就有了对这类经验的总结，最早的总结应当是针对生产工具——即武器的使用的总结，例如在部落战争中应当如何使用木棍、石块、石斧、石刀、石矛等最为原始的武器，这种对战斗中徒手与武器战术动作经验的总结，后世《汉志·兵书略》称之为“兵技巧”，即“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也”[1]。到距今三万年左右弓箭诞生后[2]，武器正式脱离生产工具，成为专门的作战器具[3]。
进入文明社会后，战争的规模空前提高，“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二十四史中记录的战争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史记》的《夏本纪》《殷本纪》所记多半是战争。《左传》所记春秋时代的战争更是难以计数。降及战国，战争更频繁，更惨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兵书是对战争和战事的总结，所以中国的兵书经典大部分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4]。《尚书》《逸周书》《左传》等所记载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平原地区，所以战争以车战为主，交战双方一般选择在空旷的平原上摆开车阵，每车有三名战士，一名御手，负责驾驭战车；一名弓箭手，远程射击敌人；一名戈手，扫清战车周围障碍，保证战车顺利前进。每辆战车配备72名步兵在旁协助作战，他们一般手持弓箭或者戈戟，与战车一起构成一个战车群组。这种车战双方一般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鸣鼓而进，鸣金则退，欺诈较少，由战车群组冲击进攻，胜负全凭冲击强度、兵员的多寡以及双方的气势。作战时间非常短暂，失败一方往往一触即溃，丢盔弃甲，自相践踏，溃不成军。最经典战役如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由于周军是统一有序的车阵，面对纣王临时武装的商朝奴隶，阵势一冲即溃，商军纷纷倒戈。车战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齐鲁长勺之战也是典型的车战[5]。这种作战方式可谓是典型的君子之战、贵族遗风，是符合周礼的，作战过程中也体现出人道主义关怀，比如“半渡不击”、“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碍”、“不鼓不成列”。后来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中期，战争中已经是“兵不厌诈”，而没落贵族宋襄公依然在战争中遵守上述法则，结果惨败[6]。
战国已降，战争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首先，周天子更加衰微，战争的目的由春秋初期的“尊王攘夷”争霸战争转变为各诸侯国扩充自身实力的吞并战争。其次，战国中期骑兵的出现，大大加强了军队的机动性、灵活性与远程作战能力。这种吞并战争的实质，决定了古时那种约时而举、鼓进金退的君子之战必将为各国将领所摒弃，取而代之的则是尔虞我诈、变化无常、出其不意、以假乱真的战术战法，并且有时借助阴阳五行之术，战斗变得旷日持久且杀伐惨重。在这种吞并战争中，武将的个人谋略显得愈发重要，往往在战斗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将星，比如孙武、吴起、尉缭、孙膑、商鞅、白起、王翦、王贲、廉颇、李牧、项燕等。如果说《汉志·兵书略》中的“兵权谋”中的“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7]，主要是对春秋以前战事总结的话，那么，《汉志·兵书略》中的“兵形势”与“兵阴阳”，主要是对战国时期的战事的总结：“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8]。
中国兵书的主要经典，就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保存至今的主要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尉缭子》等，虽然并非完全在这时期成书，但是其核心思想是在此时期形成的。其中尤其以《孙子兵法》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孙子兵法》除了在军事哲学上取得璀璨夺目的成绩外，文学价值亦非常值得称道，主要表现为：
第一，语言精练，比喻形象生动
《孙子兵法》仅短短六千多字，却被后世赞为“百代论兵之祖”，“千古武学之圣”，主要是因为它不拘于对具体战役战斗的论述，而是对战争的普遍原理进行哲理化的高度概括浓缩，故而行文简洁，语言形象生动，且条理清晰，读来明快流畅，在句式上有长有短，骈散结合。如《孙子兵法·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开篇短短十九字，就点名了战争的重要性和残酷性，以及国家对战争的态度。又如《计篇》：“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文中仅用“利”、“乱”、“实”、“强”、“怒”、“卑”、“佚”、“亲”等八个字（词）展现出敌人的八种状态，再分别对以八个字（词）说明我军应采取的策略，即“诱”、“取”、“备”、“避”、“挠”、“骄”、“劳”、“离”，非常精炼，言简意赅，准确得当，可以说无一复笔，也无一闲笔。类似的经典还如《谋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少则能战之，不若则能避之。”用“围”、“攻”、“分”、“战”、“逃”、“避”六字表述了对付敌军有生力量的六种方法，非常精炼准确。还有《势篇》中关于“兵势”的论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激水之疾”是大自然山川河流的现象，“鸷鸟之疾”是动物界的情况，《孙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阐明了战争蓄势造势和掌控节奏时机的道理，语言生动，发人想象。同样，在《孙子兵法》中，运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将很多抽象的战争哲学用人们熟悉的自然景观展现出来，使人豁然开朗。例如《形篇》：“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为了阐明军事中的形，《孙子》作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军队实力强大，作战时就如同悬崖上百丈高的瀑布，奔腾而下，势不可挡，通过这种形象的比喻，将抽象的，无形的概念变为生动具体的说明。《九地篇》：“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及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这句是将能征善战的将领比作大自然的常山之蛇，因为常山之蛇灵活多变，警惕性非常高，能首尾相顾，用此比喻善于打仗的将领，非常恰当。《地形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又是用亲密的父子关系来比喻将领应如何对待士卒。
第二，行文气势磅礴
《孙子兵法》中还大量运用排比、对偶的句子，行文气势磅礴，论点毋庸置疑，这也是先秦兵书的一大特色。如《计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这七个连续单句排比从国君、将领、天时地利、法规号令、军队、士兵、赏罚七个方面来阐述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又如《势篇》：“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刑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再如《谋攻篇》：“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等等。总的来说，《孙子兵法》中各式各样的排比句运用产生了很强大的表达效果，因为排比这一连串结构相同语气一致的句子整齐地排列起来表达相关内容，看起来整齐醒目，读起来一气呵成，语气强烈，表达效果明显，给人不容辩驳的感觉。
第三，节奏明快，韵律铿锵
先秦时期很多子书都注重押韵，目的是为了便于记忆，兵书亦不例外。为了能让将领诵读记忆，兵书的押韵显得尤为重要。
在《孙子兵法》中主要有《计篇》中：“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两个“能”字，两个“近”字前后押韵，形成相抱之势。《谋攻篇》中：“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善”字（音）反复出现，如音乐旋律中的中心音律，不断敲击听者心灵。《形篇》中：“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胜”字前后相抱押韵。《虚实篇》中：“故我欲战，敌虽高沟深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战”字（音）重复出现，“沟”（古音侯部）、“救”（古音幽部）邻韵通叶。还有此篇“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不但“形”（古音耕部）、“声”（古音耕部）、“命”（古音耕部）押韵，而且“微乎微乎、神乎神乎”还具有歌词吟唱手段。《军争篇》中：“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向”（古音阳部）、“逆”（古音铎部）阴入通叶，“从”（古音东部）、“攻”（古音东部）押韵，“食”（古音职部）、“遏”（古音铎部），“阙”（古音月部）、“迫”（古音铎部）入声通押。这种语句押韵的现象在《孙子兵法》和其他先秦兵书中是很常见的。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兵书的这些文学特点对后来赋体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为三点：
第二，兵家讲气势，故兵书在修辞方面也颇为讲究，对仗排比，比喻对比，这和汉赋的铺排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秦兵书一般行文气势磅礴，令人无从辩驳，上文以《孙子兵法》为例，已做论述。汉赋“极声貌以穷文”，行文气势宏大，波澜壮阔，例如枚乘《七发》中描写观涛的一段：
太子曰：“善。然则涛何气哉？”
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对潮水作的生动描写，非常具体、形象。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论述赋的体制特征，总结了“假设问对”、“恢宏声势”、“排比谐隐”、“征材聚事”等四个特征，其中前三个都和兵书关系密切。
作者简介：伏奕冰，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汉］班固《汉书》卷三○，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2页。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考古》1977年第3期，载为28945年；杨泓、李力《中国古兵二十讲》载为28945±137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5页。
[3]早在弓箭发明之前，人类在与狩猎过程中与猛兽近身肉搏，已经使用木石打制矛、棒、斧、刀，但这些同时也在生产生活中扮演切割、砍伐的角色，即是生产工具又是战斗武器。由于弓箭精确的打击性和强大的杀伤力，使得其专门司职于战斗，兵器也正式从生产工具中独立。
[4]伏奕冰《论汉代学者对先秦兵书的整理研究》，《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5]见《左传》庄公十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82页。
[6]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97—398页。
[7]［汉］班固《汉书》卷三○，第1758页。
[8]［汉］班固《汉书》卷三○，第1760页。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83页。
[10]饶宗颐先生有《释主客：论文学与兵家言》，从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说起，提出“客主”与赋体的关系。此文虽寥寥数百字，对问题只是点到为止，却对我们启发良多。
[1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70—1572页。
[12]同上，第376—377页。
[13]同上，第581—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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