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钓寒江雪

——独钓寒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将这首诗与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比较，会有不少有趣的发现：一是写法相似。李诗先把“众鸟”赶走，让“孤云”离开，只留下自己和敬亭山相看相悦。柳诗让鸟“绝”人“灭”，只留下自己独钓寒江雪。二是二十个字中，相同的字有“山”、“鸟”、“飞”“孤”、“独”五个。但两诗的意境、主旨、情趣却绝不相同。李诗的虚静意境、皈依心境、人山一体凸显“爱山爱水”之真趣、真情、真谛。柳诗的冰寒意境、孤高心境、“物我分离”彰显“独善其身”之傲岸与悲寂。写法相似，用字相同，旨趣迥异。这就是大诗人。或许柳诗受到李诗的启发，但柳诗绝不是模仿，而是独创。这表明旨趣对作品的意义远大于形式的意义。

一

这就是吟唱在柳宗元诗中的潇水吗？我到何处寻觅那位从长安远谪而来行吟水湄的诗人呢？在一个高秋之日，伫立在横跨潇水的浮桥上，俯仰天地水云，极目江流上下，我不禁思接千载地想。不远处有公路大桥凌空而过，工厂笔立的烟囱傲上云天，宣告唐朝当年这一边鄙流放之地早已进入了现代。南方的气候已日见变暖，此间已很少有冬雪光临了，何况现在正逢秋日，仍然清碧见底的潇水水面上浮光耀金，到哪里可以找到而且登上柳宗元的一叶孤舟，为他披上一件尼龙雨衣，送上一根新潮的不锈钢钓竿，陪他去垂钓满江的寒雪？

时代衰落，家道衰落，但柳宗元并没有颓废，而是“以天下为己任”。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代，已是如日中天，为后代史家所艳称的“贞观”、“开元”之治，正是所谓威震四邻而八方来朝的盛唐。然而好景不长，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的灿烂光辉黯然消隐，曾经盛极一时的唐帝国，奏起的竟是江河日下的悲歌。北中国满目疮痍，未熄的烽火仍在四处燃烧。全国战乱前有九百余万户，人口五千余万，战乱后仅余一百九十余万户，人口一千五百余万，损失户口达四分之三以上。历史上任何大的动乱，都曾带来可怕的后遗症，非一朝一夕可以治愈，或者竟至于良医束手，药石罔效，这，可以说古今皆然，概莫能外。安史之乱后的政治问题，一是藩镇割据，藩将们割地称王，如一堆堆跋扈的野火，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常常无可奈何；一是宦官专权，那些缺德少才心理变态的小人阉竖，拨乱朝政，飞短流长，像一群黑蝙蝠在朝廷内外翻飞。痛定思痛，乱后思治，有理想有抱负的仁人志士对国势的衰颓痛心疾首，他们呼喊于朝，奔走于野，常常临风回首，想重温盛唐时代的好梦与雄风，于是，一股强大的中兴思潮，就在社会上奔涌激荡。柳宗元之前的中唐诗人元结在任湖南道州刺史时，曾请大书法家颜真卿以擘窠大字书写他作的《大唐中兴颂》，铭刻在祁阳县郊浯溪的巨石之上。千古不磨，至今石刻巍然而且岿然，为千年前有志之士的梦想作无声而胜有声的旁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安史之乱前的唐王朝表面上歌舞升平，实际已危机四伏。从此，那个文化史上梦一般的王朝就一步步走向衰败。

在元结抱恨以终的次年，京城长安迎接了柳宗元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柳宗元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解州镇），又云“山西永济县”，故后来人称“河东柳宗元”。出身于虽已衰落但几代人曾封侯拜相的士林盛族，他决非古今皆然的那种坐享其成败事有余的纨绔子弟，继承了父亲柳镇刚直倔强的性格，父亲的热血也在他的血管中奔流，而身经目睹的时代动乱，以及自幼传承的儒家“仁政”、“民本”的观念，更使得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兴亡之感，如熊熊的火焰燃烧在他的心中，他决心奋发有为，以振兴国家而光耀门庭。少年春风得意，柳宗元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六岁考取吏部的博学宏词科，从集贤殿正字而蓝田县尉而监察御史，刚刚过而立之年，他已升任官阶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他的文名也与日俱隆，直追当时高举古文运动大旗的韩愈。在政治上他踌躇满志，准备一显身手，虽然他的好友刘禹锡曾说他们热心于做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而并不甘于仅仅做一名舞文弄墨的文人，但其时文坛声望最隆者，也是非刘、柳二位而莫之他属的了。

古代文人多以治国平天下为志向，所以视出将入相，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为第一要务。

历史给了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一次机会。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继位，立即提拔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实际上主持政务。柳宗元、刘禹锡等时代的精英均得到重用，于是，史家传为美谈的“永贞革新”便拉开了序幕。他们惩办污吏，削弱藩镇，整顿财政，打击宦官，雷厉风行的新政给百姓带来了希望，给国家带来了曙光。然而，阴阳其人的宦官、肉食者鄙的官僚与飞扬跋扈的藩镇，乘李诵中风病重之机，纷纷麇集在急于抢班夺权的皇太子李纯的门下。李诵八月初四退位，历时仅仅半年的永贞革新便匆匆闭幕。八月初六出任“监国”的李纯，迫不及待地立贬王叔文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王任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九月，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贬为远州刺史，恶贬意犹未足，又雪上加霜，在他们赴任途中加贬为远州司马。贬斥之人数众多，贬斥之地区遥远，贬斥之时间长久——除凌准、韦执谊和程异之外，其余五人均在贬所度过了十年岁月。这，就是唐代有名的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八司马”事件。

封建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之说又一次得到印证。有点类似现代的组阁，但性质完全不同。

柳宗元先贬韶州刺史（今广东韶关市），半路上再贬为永州司马。不久之前，三十三岁的柳宗元还运筹帷幄，壮心不已，而在新贵们弹冠相庆之时，他自然是斯人独憔悴了。九月中旬，他悄然而凄然地离开长安，先是陆路后是水程，悲风苦雨和他一路做伴，待到他的孤帆从洞庭湖飘到湘江时，就已是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冬季。途经湘江与汨罗江会合之处，“后先生盖千祀矣，余再逐而浮湘”，他当然想到古今同慨的屈原，便写下了《吊屈原文》这篇骚体杰作。柳宗元说他在屈子之后千年放逐江湘，我们今日又是柳宗元的千年之后了，当你行经汨罗江畔，只要你有心倾耳细听，江风仍会吹来柳宗元吊人亦以自吊的歌吟：

吾哀今之为仕兮，

庸有虑时之否臧？

食君之禄畏不厚兮，

悼得位之不昌。

退自服以默默兮，

曰吾言之不行。

既媮风之不可去兮，

怀先生之可忘？

屈原、贾谊、司马迁、柳宗元，相同的济世之志，相似的被排挤打击，相承的不屈傲骨，相知的妙手文章。面对这样的文化，谁还能无动于衷？

他在运交华盖的放逐途中，仍然抨击朝廷官员只怕自己俸禄不厚官运不昌，而不忧虑国家的治乱兴亡，他虽然有志不申回天无力，但仍表示不改初衷素志，而且决心效法前贤，这，正是古代致仕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可贵传统。山一程，水一程，当年年底，呜咽的湘水还有飞舞的雪花，终于将他的座船送到了永州。

苦闷、委屈、痛心、气愤、绝望，百感交侵伴随了柳宗元的永州十年，但他唯独没有屈服，唯独不肯认错。在这位政治家和诗人身上，既集中表现了中国优秀士人关注国难民瘼的博大襟怀，也显示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

早年春风得意，中年却穷愁苦恨，这似乎是一种象征。有的人从中读出人生之无常，有的人从中读出人生之哀乐。其实，人生本非如此，只是社会不能容忍、接纳屈、贾、司马、柳这等非常之人，而要对其加以打击，才有如此人生的悲恨。这种人生悲恨应当是可以避免的，它由社会的文明程度所决定。

从事业辉煌的高峰，突然被一阵旋风扫落万劫不复的深谷，从车如流水马如龙的长安，突然贬到远在四千里外人烟稀少的边荒之地，柳宗元身心两方面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千载之下的我们都可想而知。唐代的永州，下辖零陵、祁阳、湘源三县，处于湘、桂交界的山区，是远离中原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南荒”，而柳宗元的全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词正员”，所谓“员外置”，即在编制之外。“候罪非真吏”（《陪韦使君祈雨口号》），他不是有具体政务的官员，而是戴罪流放的囚徒，何况朝廷在一年之内连颁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列，柳宗元当然没有北归的希望。且不要说当朝新贵与趋炎附势之徒对他的交相诽谤和攻击了，谤声四起，落井下石，这种炎凉的世态和冷暖的人情，在人生舞台上是传统的保留剧目，时至今日，我们不少人都当过观众或是演员，或者兼有演员与观众的双重身份。柳宗元妻子早亡而未续娶，到永州不及半年，和他相依为命陪他远道而来的老母卢氏，因长途跋涉加之水土不服而染病亡故。柳宗元是独生子，母亲客死异乡，“穷天下之声，无以抒其哀”，他自然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三四年后，由于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磨难，本当年富力强的柳宗元，就已经百病交侵。其中最严重的是“痞病”，脾脏肿大而饮食难进。他从市场上买来可健脾安神的茯苓，竟然是以芋头之类冒充的假药，服用之后病情反而加重，可见当今盛行的“假冒伪劣”产品，早已其来有自。总之，还没有到不惑之年，柳宗元就已齿牙疏松，白发丛生，真是年未四十而齿摇摇发苍苍了。

“至死不悔”所以感人，是因为只有少数“非常之人”才可以做到。

既可看出柳宗元之高洁，亦可看出唐代社会有一定的私人生存的空间。不然，柳宗元因“文”得祸了。是否可以说，唐代没有将“诗文”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

柳宗元贬谪永州十年，前五年客居永州城内潇水东岸高处的古寺——龙兴寺，据说这里原是三国时蒋琬的故宅，吴军司马吕蒙也曾在这里居停。后来柳宗元又移往法华寺构西亭以居。现在，龙兴寺早已渺无踪迹，连一块唐代的砖瓦也无处可寻，而法华寺新近重修，寺门的一副联语，追怀的正是永州昔日的人文之盛，以及如滔滔潇水一样一去不回的时光：“唐代名蓝子厚旧居精篇佳作今犹在，当前胜迹怀素故里法音妙谛又重宣。”我渡潇水而东，直上高岸上的法华寺，凭高远眺，西山虽已童山濯濯，无复当年的苍翠深蔚，但它仍蜿蜒在柳宗元的散文名篇之中；临风俯瞰，潇水的下游虽已有污染，但眼前的这一段也仍然清碧在柳宗元的千古诗句里。然而，柳宗元在哪里呢？他还在独钓寒江吗？我问寺门前见证过千年往事的古樟，苍老光秃的古樟如同齿发尽落的老人，枝桠摇风，似乎在喃喃些什么，可惜我听不懂它的方言。

二

前人有诗说：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此语当然有理，不过，在过去的时代里，不仅是国家不幸，而且诗人自己也有不幸的遭遇，才能写出血泪交迸与苍生息息相通的诗文。如果屈原得意于庙堂之上，李白沦为供奉之臣，杜甫也居则华屋高楼，行则轻车肥马，那中国诗歌史定将黯然失色，如同夜空最灿烂的星辰宣告缺席。柳宗元在政治上失败了，生活也坎坷困顿，但为他的政敌所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把他抛向了生活的底层，陷阱与荆棘造就的，却是中唐第一流的哲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和诗人。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是败军之将，但在精神领域里，他却是可以高视阔步的王者，特别是中国的诗歌史与散文史，他都拥有黄金铸就的一章。

文学是抒写苦难的，文学不是歌咏幸福的。古今中外大块文章都是如此。

天宝盛世之时，永州人口近二十万，待到安史之乱后柳宗元来时，已锐减至数千人。江山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但是，官方对贫苦百姓仍诛求无已。柳宗元年轻时曾赞美一位县令范传真，在《送范明府序》中就引用了他的金玉之言：“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按今天的语言，就是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公仆是人民供养的，应对人民有所报答。到永州之后，柳宗元从朝廷庙堂跌落于民间草莽，对农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他的作品就更能直面现实与人生。在《田家》诗里，他没有像一些诗人在饱食终日之后歌唱田家之乐，而是咏叹田家之苦：“庭际秋虫鸣，疏麻空寂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长官峻，文字多督责。”而最有名的，就是那为今人所熟知的《捕蛇者说》了。如果柳宗元不是“无忘生人之患”，情系苍生百姓，身入并深入民间，而是养尊处优，住则高楼深院，出则奥迪奔驰，游乐则名山胜水与桑拿浴夜总会，他怎么能写出这等千古传诵的名篇？

将官吏视为服务百姓的“役”，那意味着政府成为服务机构，等于否定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种卓识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一千年后的永州现在称为零陵市，人烟稠密，市区繁荣，马路宽阔，商贾云集。我只是来去匆匆的数日之客，到哪里去寻找那位姓蒋的捕蛇农民呢？街上熙来攘往说着零陵方言的后生，有谁是他的后裔？一时无从问讯，也无法查询，于是我跨过凌空于潇水之上的公路大桥，直趋西山下的愚溪，柳宗元的柴门也许还会为我们而开吧？

视群山为囚牢，可见柳宗元心灵之悲怆。柳在《愚溪诗序》中说：“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是悲怆心理的“无可奈何”的反讽、自嘲。

愚溪原名冉溪，是永州城外潇水之西西山脚下的一条小溪。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夏秋之交，柳宗元从城内搬到这里，度过了五年岁月，出于象征与反讽，改冉溪为“愚溪”。有名的“永州八记”的后四记——《袁家渴记》、《小石城记》、《石渠记》、《石涧记》就写在这里，而前四记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西小丘记》、《小石潭记》所写的景物，也或在愚溪之旁，或在愚溪之内。柳宗元在《囚山赋》中曾说：“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他把永州群山视为囚禁他壮年和生命的囚笼。但是，痛苦的心灵需要解脱之时，山水又是慰藉苦痛灵魂的好友，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而在创作的领域中，美好的山水又常常成为作者人格的象征、情怀的寄托。在柳宗元之前，以自然为题材的篇章只是吉光片羽，在这方面也没有卓然特立的作家，是柳宗元以他的代表作《永州八记》，为中国的山水游记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并且开辟了散文创作的新天地。

要注意的是，托物言志，借山水诉说心绪并非独立的自然题材作品。一般以为，自然题材作品应当赋予自然独立的品格，人由此获得启示，而不是借此诉说诗人自己的心志。从这个角度，也许只有李白的一些山水诗堪称真正的自然题材作品。

我和王开林随身携带着《柳河东集》来寻访愚溪，准备按图索骥。“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愚溪当年是山水清幽之地，现在，溪畔有一条石板街道，两侧聚集商肆人家，已俨然小小市镇。导游在溪边指点说，这就是柳宗元当年卜居之所了。“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以前每读柳宗元的这首情韵悠长的《夏昼偶作》，总是为他这位北方人担心：他怎么能经受得起炎方暑热的煎熬呢？如今我们沿溪徘徊寻觅，在竹林中侧耳倾听，竟再也听不到那位山童敲打茶臼的声音从唐朝传来。时越千年，江山虽未面目全非，也差不多不可复识，如果不是我们手中摊开的《永州八记》指引迷津，我们路过这里也很可能纵使相逢应不识了。

当我们踟蹰溪畔，想象柳宗元的旧居究竟位于何处之时，一位年已花甲的老人见我们并非浅游之客，便趋前热情地解说，担任义务导游。原来他是曾贬于永州的宋代抗金名将张浚的二十八代孙，是柳子千年后的知己，或者说“铁杆柳迷”，名张序伯。柳宗元在《钴潭记》中说他买“潭上田”，“崇其台，延其槛”，老人居然引我们细察溪上一户人家的屋基，说是其下的青色条石时属唐代，是柳宗元当时“崇其台”之台，而其上之石则是后人所垒，柳宗元当年就居息于此。《钻潭西小丘记》开篇便说，“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潭。”老人遥指对岸竹树中逶迤而下的一条小道说，柳宗元当年就是从那条小道下来，惊喜地发现小丘之美。虽然我们穷尽目力，仔细搜寻，却怎么也再看不到柳宗元从小道飘然而下的一角司马青衫，但我们绕行到那里回望两岸，那些“突怒偃蹇”的群石，却仍然从柳宗元的游记中奔出，若牛马之饮于溪，若熊罴之登于山。

唐代山水只能从唐代诗文中寻访，不可在千年之后的当今寻觅。作者如此写来，一见其心之虔诚与痴迷；二见其心之伤痛与苦恨。

它们在溪边俯饮一千多年，至今仍没有扬蹄离去，它们登山已千年岁月，到今天也仍在半途，没有攀上小丘之顶。这些不磨不卷之石，是要为柳宗元的游记作一群铁证，不，作一群石证与实证吗？愚溪纵然不是容颜全改，也绝不是柳宗元的旧时相识了。小丘之西的小石潭隐约犹在，只是今人“煞风景”地筑了一条石坝，将下泻的溪水拦腰截住，无可奈何的它，就成了深不见底的浑水一汪。“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柳宗元见到的那百许头游鱼呢？现在早已经去向不明。有人头戴太阳帽在石坝上垂钓，那已经不是古时的蓑笠翁，而是现代的休闲客了。一根尼龙钓丝、两节塑料浮筒，能钓得起沉淀在潭中的千年日月吗？水库下溪流中与溪岸边的巨石，有一些已被炸掉砌屋修桥，溪水也已近乎干涸，水面漂浮着一些塑料袋易拉罐之类的现代垃圾，在污染柳宗元清新幽美的文章。参与污染的还有附近一座造纸厂，站在溪边抬头而望，即惊见一柱昂然直上的烟囱在傲对青空，喷吐它满肚子的乌烟瘴气，一股难闻的气味隐隐传来，四周风云见之变色。你如果还想学柳子当年在这里“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那你就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永州八记》的第一篇，是《始得西山宴游记》，西山“萦青缭白”的美景已长留在柳宗元的作品中，眼前的西山已是童山濯濯，楼屋房舍踵接肩摩。愚溪几不可识，西山不复可游，我们便去数里外潇水边之“朝阳岩”，也就是柳宗元诗中所说的“西岩”，以尽我们对前贤的敬意。

元结在任湖南道州刺史期间，曾经泛舟潇水探胜寻幽，发现了永州城郊这一处临水的洞壑，遂命名为“朝阳岩”。柳宗元追寻元结的足迹来过这里，我们追寻柳宗元的足迹，也不远千里而来。日正当空，在朝阳岩凭栏回望，青青翠竹从唐朝一直绿到如今，远处波光粼粼，半江瑟瑟半江红，那是潇水在清点它散落在水面上的黄金与白银。近岸处仍然如千年前一样清可见底，几尾小鱼毫无戒心地在水中悠哉游哉，开林说：

风景依旧，唯独少了诗情。

“柳宗元写于这里的《渔翁》一诗，有道是‘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日月不居，此间的清湘楚竹倒是依旧，你听到那一声欸乃正从千年前遥遥传来吗？”

“我从小有些耳闭，现在更听不清。不过，柳子这首诗真是妙绝，我们作为楚人，与有荣焉。说来不免自私，柳子如不流放到这里，楚地虽有此胜景，但却不会有这一千古绝唱呵！”

前四句呈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已达高度统一之意境。后两句虽很美，但分散了诗的凝聚性，因此删去后两句，诗作更纯粹。

“从古到今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开林接着说，“但到底有多少能够流传呢？柳宗元此诗，结尾还有‘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两句，从宋代苏东坡到清代沈德潜，数百年间，不断有人表示此二句可以删去，七古变成七绝，更觉有余不尽。人生苦短，艺术长存，可见柳诗之与江山同寿。”

我也不免临清流而感慨：“当今作者多如过江之鲫，印刷技术更远胜古代，月月年年，出版的诗册文集堆山积海，但有多少真正能成为经典而传诵于后人的心头与口头？”

此时，开林沉默不语，大约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柳宗元倒是可以解答的，但到哪里去找他释疑问难呢？举目远眺，远处的水面上静静地泊着一条渔船，虽然时令是高秋而无飞雪，但我们也不禁对望一眼，心存希冀：那仍然是柳宗元千年前独钓寒江的孤舟吗？

三

独钓寒江，有远谪南荒离群索居的孤独，有坚持信念不随俗浮沉的孤傲，在千山鸟飞绝而万径人踪灭的境况中，孤独之感与孤傲之情时常袭上柳宗元的心头。但是，在雪满江干寒凝大地的冬日，也有二三知心好友来敲叩柳宗元的柴扉，嘘寒问暖，把酒论文，更有此生不渝的死友，从远方送来关怀和鼓励，如同熊熊的炉火。

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培养或打击是很独特的。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中华民族的许多精神因子得到培育并不断成长。明代“大阉之乱”却使中华民族精神生长的水土大面积流失。“文革”之祸又是一次对中华民族精神构成深度创伤的烈祸。柳宗元所处的时代不能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代，甚至可反过来说——是个不错的时代。

“永贞革新”开始之时，许多官僚政客因为成败未卜，故而采取观望态度，而革新夭折之后，政敌们固然磨刀霍霍，要将王叔文等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一般官员为求自保，也纷纷表态支持唐宪宗李纯的新政权。最可见出人心翻覆似波澜的，则是同一阵营中人的倒戈易帜。例如郑余庆接到进京的调令之后，迟迟不肯到任，他要等到局势明朗之后坐收渔翁之利，韩皋见到调令立即来到长安，但一觑形势不对便马上反戈一击。上述这种人情世态古已有之，但可谓于今为烈，在过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中，各种人物都纷纷登台亮相，被迫或自觉地扮演了脸谱各不相同的角色，时至今日，虽然有的人像变色龙一样随时而变，但举头三尺有神明，历史却如无所遁形的明镜，将他们一一记录在案。

给流放中的柳宗元以精神鼓励和安慰的，应该包括他早已故去的父亲和同来而未同归的母亲。柳镇性格耿直而仕途不顺，逝世前五年也就是五十岁时，才做到殿中侍御史，但不久因为得罪权臣宰相窦参而被贬为夔州司马，年已十六七岁的柳宗元，远送乃父至百里之外的蓝田县城，父子依依惜别之时，倔强的柳镇的临别赠言，竟然是“吾目无涕”。若干年后，这4个字当然成了回响在永州的暮鼓晨钟。曾经为柳宗元启蒙而毕生相依为命的母亲卢氏，在两个女儿病殁备受打击之后，她以六十七岁高龄的北人，又毅然随贬官的独子南来。在永州，她对爱子说：“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柳宗元听到母亲一番暖如三春晖的教言，他当时的感受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却不难想见。而在精神上陪伴柳宗元独钓寒江的，除了他的至亲至爱，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有他志同道合而至死不渝的朋友。

记住这样的父亲，记住这样的母亲。所以有柳宗元之精神，主要的是他承传了父母之大德。

天地无私，人间有情，崇高而生死以之的友情，更是人间最可宝贵的一种情分。美国诗人爱默生有一句妙语：“友谊是人生的调味品，也是人生的止痛药。”中国人素重友情，将春秋佳日登山临水的称为“逸友”，将奇文共欣赏的称为“雅友”，将直言规谏的称为“诤友”，将品德端正的称为“畏友”，将处事正义的称为“义友”，而那些可以共生死的刎颈之交呢？那就是不可多得的为人所艳称的“死友”了。柳宗元贬到楚之南这荒州远郡，故交零落，消息闭塞，既无即拨即通的电话，也没有即发即至的电传，只有一条和岁月一样悠悠的古驿道，姗姗来迟的新闻早已成了泛黄的旧闻。既没有作家协会，更没有现今名目繁多的种种学术团体，他的诗文只能发表在纸上，供自己长夜反复吟哦。所幸的是，不久之后陆续来了一些贬官流人，共同的命运与志趣，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沙龙”，其中有南承嗣、元克己、吴武陵、李幼清和终生不仕的白衣卿相娄图南。他们一起饮酒赋诗，臧否人物，纵论家事国事天下事。今日的读书人应该感谢他们，他们给柳宗元带来冬日的温暖，夏日的清凉，他们陪柳宗元登山临水，催生了一代文宗一记而再记的文章。

与后代相比，再次印证这个时代不坏——这些戴罪之人居然能搞“沙龙”！

其中，学生辈的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吴武陵和柳宗元交谊最深。吴武陵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考取了进士，但第二年因得罪了当朝宰相李吉甫，就被流放到永州。吴武陵之来，于柳宗元如炎夏的清风，空谷的足音，他们朝夕相处而成为忘年之交。柳宗元在长安动笔因贬官而未竟全功的重要论文《贞符》，在吴武陵的催促鼓动之下成为全璧。总共六十七篇以笔记形式出之的《非国语》，也是由于吴武陵的帮助推敲而最后完成。以至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要感慨系之地说：“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全唐诗》只录存了吴武陵两首诗，其中《贡院楼北新栽小松》有句是“叶少初凌雪，鳞生欲化龙”，可见其志向高远，而《题路左佛堂》则是：

从某种程度上说，吴使柳再生。所以如此，一是吴知柳识柳悯柳，一是柳知吴识吴爱吴，生命就可在相激中再生。

雀儿来逐飏风高，

下视鹰鹯意气豪。

自谓能生千里翼，

黄昏依旧委蓬蒿。

这是一首极少为今之论者道及的诗，其实它的象征性意象中有深远的寓意，显示了这位青年才子爱憎分明的情怀，难怪柳宗元和他一见如故，并视为忘年知己。

与柳宗元可以称为“死友”的是刘禹锡。出生于吴郡（今江苏苏州）的刘禹锡，二十多岁和柳宗元同登进士，有同年之谊。长安相聚的时期，他们和吕温、韩泰等同为国家的精英俊彦，同气相求，切磋学问，研讨国事，用刘禹锡后来给柳宗元的赠答诗来说，就是“弱冠同怀长者忧”。刘禹锡日后在《洛中逢韩七中丞吴兴口号》一诗中，还旧情难忘地回忆说：“当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治所在武陵（今湖南常德市），他和柳宗元通过古驿道交换诗文，互致书信。刘禹锡性格开朗豪放，和沉郁内向的柳宗元不同，故有“诗豪”之称。我几次往游常德，总是希望能寻觅到他遗落在那里的哪怕是半张手迹，而在秋晴之日，他豪迈俊爽的《秋词》更在我的心宇飞扬：

诗仙、诗圣、情圣、诗佛、诗人、诗魔、诗鬼、诗豪、诗家天子，人们给了唐代诗人最高称誉。这些称誉都有其“真理”，值得探求。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首诗，他应该寄给过相濡以沫的柳宗元的吧？一位“独钓寒江”，一位“晴空一鹤”，意象虽异，精神相同。刘禹锡如果从朗州去愚溪拜访过柳宗元，他们定会互相对诵过上述诗篇。刘禹锡在柳宗元逝世后3年所作的《伤愚溪》中，曾经说：“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情景如绘，似曾亲历。

仅就这里引用的刘禹锡《秋词》诗句即可感知，刘确实是豪迈不羁。我们不能责怪柳宗元性格的忧郁，但我们可以赞赏刘禹锡性格中的豪迈。不妨设想，刘若与柳一样忧郁，恐怕他难以二度回京了。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在放逐十年之后，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等五人，同时接到回京的诏令。他们二月间回到长安，态度强硬而才子心性的刘禹锡写了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讽刺的是那些反对永贞新政而飞黄腾达的衮衮诸公，由于这首诗作了导火线，3月14日五人又全部贬为远州刺史。柳宗元任刺史的柳州（今广西柳州），离京城比永州更远。刘禹锡任连州刺史，即今日广东北部山区的连县。刘禹锡与柳宗元结伴南行，至湖南衡阳依依惜别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彼此赠答诗篇，然后才临歧分手。柳宗元四年后以四十七岁的英年病逝于柳州，临终前写信给刘禹锡，请他编定自己的诗文集，并且写了托孤遗书，托他抚养儿女。刘禹锡扶母亲的灵柩从连州北归，恰恰在途经四年前分手之处的衡阳时，接到柳宗元的遗书和讣告，他不禁失声痛哭，“如得狂病”。他发誓说柳宗元的儿子“同于己子”。不久，他编定了三十卷的《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亲撰序言，以后又将柳宗元的遗孤抚育成人。柳宗元在新贬柳州途中曾写有《再上湘江》一诗：“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他没有能再回京城，但十三年后，刘禹锡却回来了，铮铮傲骨秉性不改的他，竟然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快意与讥讽兼而有之：“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高歌一曲，虽然表达的是当年友朋的共同心声，可惜幽明永隔，柳宗元还能听到吗？

起初刘被贬为播州刺史，播州比柳州更偏远。柳宗元考虑刘母年龄大，愿意同刘对换。后由于裴度向宪宗说情，刘改任连州刺史。刘柳交往，谱就了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曲真正的“友谊之歌”。

潇水下游已经有诸多污染了，但朝阳岩附近的碧水仍然像千年前一样清且涟漪，盈盈在《渔翁》诗中的清波，今天仍然可以洗亮我的眼睛。一千多年时间的漫漫风沙吹刮过去，物是人非，多少帝王将相恶棍小人早已杳无踪迹，多少庙堂文学多少无关民生痛痒的游戏文章早已化为土灰，但二十个字的《江雪》却连一个字也没有磨损。我后于柳子已一千多年，在我之后千年的游人如果再来零陵，也仍然会看到柳宗元还正襟危坐在他的绝句中，独钓那中唐的满天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