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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汉代墓葬的族属判定

时间:2022-07-1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北方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最近也有学者将北方地区的部分“汉墓”认定为“南匈奴”墓葬:如内蒙古包头张龙圪旦M1[24],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和包头召湾部分墓葬以及陕西绥德黄家塔墓地[25]等。将这些墓葬归入匈奴墓葬的证据之一就是其中普遍出现的殉牲现象。上述匈奴墓葬中具有特色的铁器均未见于北方地区汉墓中。其中骨勺是匈奴特有的,在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汉墓中尚未发现。

由于北方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最近也有学者将北方地区的部分“汉墓”认定为“南匈奴”墓葬:如内蒙古包头张龙圪旦M1[24],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和包头召湾部分墓葬以及陕西绥德黄家塔墓地[25]等。

将这些墓葬归入匈奴墓葬的证据之一就是其中普遍出现的殉牲现象。在已被认定为匈奴的墓葬中,殉牲确实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殉牲的使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的墓葬中就已经出现[26],是当地畜牧经济发达的一种体现。但殉牲习俗可能是在自然环境相同、经济方式类似的情况下出现的文化趋同现象,并不能将其当做推断族属的依据。

北方地区由于处于半湿润与半干旱、暖温带与温带的交错地带,形成了农牧交错分布的特点[27]。在北方地区的汉墓中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游牧特色:例如在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墓地发现有带双耳扁壶,便于悬挂,易于携带。墓地使用殉牲的墓葬比例较高。殉牲动物种类比较繁杂,除代表游牧经济的马、牛、羊等,还有猪、鸡等代表农业经济的家禽家畜类,并且有代表两种经济类型的动物骨骼在同一墓中共存的现象。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地区汉墓中大量存在着体现农业经济生产的物质材料。例如,在北方地区汉墓的随葬陶明器中,陶仓的种类繁多,有些在发现时里面还装有稻谷。在磴口地区发现的陶仓上,模印有持戟守卫,充分体现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达、粮食储备充足;栩栩如生的鸮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祈求粮食丰收,免除鼠患的愿望。对纳林套海汉墓出土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纳林套海汉代居民的植物型食物来源以C4类植物和以C4类植物为食的动物为主,粟和黍等北方旱作谷物仍然是当地居民日常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但同时在日常饮食中动物性食物摄入具有相当高的比例。说明此时的河套地区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极大的发展[28]。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从对北方地区汉墓殉牲的统计情况来看(见书后附表二),呼和浩特八拜M2、包头召湾M51等西汉中期的墓葬中就有用猪骨殉牲的现象,说明在农业经济中,殉牲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葬俗。

此外,在北方地区其他墓葬中也有殉牲的发现。例如,在山西右玉常门铺M4(西汉中期)随葬羊骨骼,并盛放于漆盒之中,应当是祭奠墓主人用的。汉代曾对匈奴实行互市政策,双方的产品可以进行买卖和交换。因此马、牛、羊等殉牲若非大规模出现,而是偶见于某一个墓葬,很有可能是通过贸易手段得来的,并不能全面反映当地的生业方式,更与墓主人族属无关。

事实上,在两汉时期,不仅北方地区的墓葬中有殉牲,在关中地区西汉早期的墓葬中也多见有殉牲。例如,西汉早期的咸阳杨家湾M4,不但墓室内有羊骨架,7号陪葬坑中也发现牛、羊、马骨等,可能是供祭祀用的[29]。西安龙首原西汉早期墓葬,殉牲种类有羊、狗、马等,是汉代“新的财富观念在葬俗方面的直接反映”[30]。因此,北方汉墓中出现的殉牲现象除了与当地经济生产方式有关外,也是汉代葬俗观念在边疆地区的反映。

从陶器上来看,匈奴墓葬中随葬的陶罐主要有细颈鼓腹罐和大口矮领罐两种。前文在分析北方汉墓发展第三阶段Ⅱ区和Ⅴ区时曾指出,绥德黄家塔M9出土的陶器与匈奴墓葬出土的陶器接近,为细颈鼓腹罐,底部有穿孔;包头张龙圪旦、召湾M29周围采集的陶器与匈奴墓葬中的大口矮领罐形制类似。除此以外,目前北方地区尚未有其他汉墓中发现具有匈奴特征的陶器。在族属推断中,研究者多举神木大保当的矮领大平底罐与包头召湾、张龙圪旦等地陶罐之间的相似性来论证后者与匈奴的关系。实际上,包头张龙圪旦M1和召湾墓葬中所出的矮领罐,即本书划分的BⅤ式矮领罐(图64,3、4),与典型的匈奴式陶器有明显区别。这种矮领罐是东汉中后期汉墓中常见的陶罐形制,在洛阳烧沟西汉晚期(图64,6)、朔县东汉中后期(图64,5)的墓葬中都能见到。其与神木大保当墓地所出的陶罐(大保当墓地报告划分的C型、E型罐)(图64,1、2)形制类似说明了汉文化对匈奴文化的影响,而不能反证前者具有与后者相同的族属。神木大保当墓地本身除了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遗物外,有相当一部分陶器与北方地区东汉中后期的陶器在形制和种类上都十分类似(图65),仅从陶器上已很难分辨出它与匈奴的联系。

图64 陶罐对比图

1、2.神木大保当M3∶7、M3∶9 3.包头召湾M60∶2 4.包头张龙圪旦M1∶2 5.朔县GM232∶8 6.洛阳烧沟M1001∶4

从铜器来看,具有匈奴特点的青铜牌饰(图61,1~5)、透雕铜环(图61,16~18)等并没有在上述认定为“南匈奴”的墓葬中发现,也没有出现在北方地区其他墓葬中。当然这与墓主人的性别和墓葬年代有关。透雕铜环一般出自女性墓葬,青铜牌饰在东汉时期以后的北方地区匈奴墓葬中也已基本不见。前文曾提及朔县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过一件青铜牌饰(6M50∶8),但从年代和形制上看,更可能是受到了汉代以前北方长城地带文化因素的影响。李家套子、大保当墓地发现的铜车马器、带钩等(图61,8、9、21)与中原及北方汉墓中的相同。

图65 神木大保当98M1陶器组合

1.壶 2.灯 3.博山炉 4.方盒 5.井 6.鸭俑 7.鸡俑 8.勺 9.盘10.盆 11.方形案 12.灶

从骨器来看,匈奴墓葬中普遍随葬的骨勺、骨筷、弓弭等骨器。其中骨勺是匈奴特有的,在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汉墓中尚未发现。所谓的骨筷,实际是长条骨器,其用途可能相当广泛。北方地区的汉墓中也曾发现此类条形骨器,但数量很少,可能是用作发簪或是算筹[33]。骨质弓弭在北方地区的陕西甘泉M14[34]、宁夏吴忠韩桥M7[35]有个别发现,并且在中原地区的洛阳烧沟[36]也有。因发现数量很少,分布零散,难将其与族属判定挂钩。

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清楚的基点遗存相比较来确定族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方法之一[37]。上文从葬俗、随葬品两方面对北方汉墓与匈奴墓葬进行的对比,其实质也是对两类墓葬中文化因素的分析和考察。虽然匈奴墓葬和北方汉墓在某些方面体现出共性的特征,但文化因素的构成上有明显的差别,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匈奴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分析中,有学者已经正确指出:匈奴的文化因素中有一部分源自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关中和关东地区,经过改造、融合后形成匈奴本民族的特色,并在两汉匈奴遗存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并成为区别于汉墓的重要标志[38]。所以两汉匈奴遗存中不同于汉墓的部分文化因素,其实并不是匈奴固有的,其源头应当是更早期的中国北方地区。前文在分析北方汉墓汉初文化因素构成时已经提到,北方地区西汉初期的文化构成中也有汉以前的文化因素。随着时代的演进,北方地区格局的变化,汉以前的文化因素一部分被匈奴吸收,有一部分仍在当地,融入到汉代文化中。因此北方汉墓中发现的不同于典型汉文化的因素,其源头是两汉时期的匈奴文化还是当地早期文化,需要仔细分析,才不至于在发现相同文化因素时,就在族属问题上即刻划上等号。

从以往人种学研究的结果来看,匈奴与汉族居民具有不同的体质特征,而人种上的同化时间较文化同化要晚一个阶段,所以人种学证据也应当是判断墓葬族属的重要参照。经过国内外学者的长期努力,匈奴的人种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已经基本明确:匈奴族的人种构成是多元的,至少包括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两大类。我国青海和陕北地区的人骨材料与蒙古地区的匈奴人关系更为密切,属于北亚蒙古人种[39]

北方地区汉墓中经过人种学研究的材料主要包括: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呼和乌素墓地、杭锦旗乌兰陶勒盖墓地、鄂尔多斯三棵圪坦墕墓地、陈圪梁墓地、凤凰山墓地、杜四圪坦、清水河姑姑庵、磴口纳林套海等。呼和乌素墓地颅骨的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呼和乌素组居民在人类学特征上应属于蒙古大人种,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最接近。”[40]乌兰陶勒盖墓地人骨肢骨测量数据显示,该墓地居民的身高值与蒙古族最为接近[41]。对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居民人骨的测量结果也表明,一部分居民的体质特征属于“古中原类型”[42]。清水河姑姑庵的汉代居民所表现的体质属于“古中原类型”[43]。磴口纳林套海先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在体质特征上纳林套海人基本上介于古代东亚族群和古代北亚族群之间,体现了一种混合体质性状的趋势,很有可能是汉匈民族融合的结果[44]

总之,从墓葬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来看,北方汉墓和匈奴墓葬既有共性,又存在一些差别,但差别是主要的。在人种学特征上,北方地区大部分居民属于蒙古人种的“古中原类型”,而有别于大通上孙家寨、神木大保当等以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为主的匈奴人,但汉匈之间存在杂居和融合的现象。具有匈奴特点的器物或葬俗只是极个别地出现在北方地区的汉墓中。匈奴墓葬中由于受汉文化因素影响而出现的汉式器物使得两者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这种相似性非但不能为北方汉墓的族属判定提供依据,还从反面证明了汉文化对匈奴文化的影响要远大于后者对于前者的。

北方地区汉墓是汉朝为了抗击匈奴,对北方边地实行大规模开发和移民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匈奴的两次内附带来了北方边疆的和平稳定,为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汉匈混居,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匈奴墓葬和汉人墓葬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也正因为此,根据现有材料还很难将部分北方地区汉墓的墓主人认定为“南匈奴”。首先由于南匈奴汉化程度很深,它与汉人的区分已经十分困难,另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在南北匈奴分裂之后归汉的匈奴才能称为“南匈奴”。但实际上,西汉时期附汉的匈奴也有一小部分一直生活在北方地区,要将这部分人与“南匈奴”区别开来,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45]。在实际工作中,即使是在同一座墓中汉文化因素和匈奴文化因素一望而知,哪种因素所占比例大,依据哪种因素来断定墓葬的族属,仍是需要仔细考量和推敲的问题,并需要多方面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已认定的匈奴墓葬在北方地区分布很少,与文献记载的匈奴两次大规模内迁似不对称。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有大量的汉化程度很深的匈奴内迁,他们的丧葬习俗已很难通过考古学材料来反映出其原属的文化面貌。这一问题的解决,应该寻求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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