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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地区汉墓的比较

时间:2022-12-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又由于这两个地区分别作为西汉、东汉的都城,是两汉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两地墓葬的发展代表了汉代核心地区汉文化的发展轨迹。在随葬品组合方面,洛阳地区西汉早期墓葬的基本陶器组合为鼎、盒、钫、壶等仿铜陶礼器。基本不见西安、洛阳地区双穹隆顶结构的洞室墓。由于发表材料所限,北方地区部分洞室墓的墓道结构未有详细介绍。北方地区东汉中后期较大的墓葬常见多室穹窿顶墓,少见前堂横列后置多墓室的墓葬形制。

西安和洛阳地区墓葬发现数量众多,研究也比较深入,年代序列和发展特征都已经基本明确[65]。又由于这两个地区分别作为西汉、东汉的都城,是两汉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两地墓葬的发展代表了汉代核心地区汉文化的发展轨迹。

西安地区[66],西汉早期,主要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木椁墓、竖穴墓道洞室墓和斜坡墓道洞室墓。西汉中期,随着小砖在墓葬中的普遍应用,砖室墓成为墓葬的主要形制。西汉晚期,竖穴土坑墓已经基本不见,以竖穴墓道、斜坡墓道洞室墓以及单室砖室墓为主要墓葬形制。东汉早期,出现双券顶砖室墓,东汉中后期出现双室洞室墓、双券顶砖室墓、多室墓。

在随葬品组合方面,西安地区西汉早中期的墓葬多随葬成组的仿铜陶礼器,如鼎、盒、壶、钫等。西汉中期,仓、灶等模型明器已经出现,随葬品主要有鼎、盒、钫、壶、罐、仓、灶等。西汉晚期,陶器种类有所增加,除鼎、盒、壶、仓、罐外,还有井、灯、盘、博山炉、樽等。这一时期,随着陶钫的逐渐消失,陶礼器组合逐渐松散。西汉末期,以罐、樽、仓、灶为主要随葬品组合,鼎、盒、壶等仿铜陶礼器已经十分少见,少数墓葬见有家禽家畜俑。东汉早期,随葬品组合以壶、罐、仓、灶为主,出现井。东汉中期,随葬品以壶、罐、仓、灶、井为主,出现案、勺、耳杯等,以及家禽家畜俑。东汉晚期的陶器种类基本与东汉中期相同。

洛阳地区[67],西汉早期的墓葬形制主要为空心砖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西汉中期,开始用小砖砌筑墓室。西汉晚期主要有空心砖墓、竖穴墓道洞室墓和单穹隆顶砖室墓。西汉末期,空心砖墓基本不见,流行单穹隆顶洞室墓和单穹隆顶砖室墓。东汉中期出现双穹隆顶墓和以横置平面长方形墓室为主体,开一至数个长方形后侧室的前堂横列室墓,东汉晚期流行横前堂墓。

在随葬品组合方面,洛阳地区西汉早期墓葬的基本陶器组合为鼎、盒、钫、壶等仿铜陶礼器。西汉中期以后,陶器组合中日用陶器的数量增加,出现仓、灶等模型明器,仿铜陶礼器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按严格数目配套使用。西汉晚期,陶器的种类有所增加,除鼎、盒、壶、罐、仓、灶外,还有井、釜、甑、灯、盘、博山炉、樽等。西汉末期,除沿用西汉晚期的陶器之外,新增加了案、勺、方盒、耳杯等。东汉早期,日用陶器仍然占随葬品中的多数,鼎、盒的数量骤然减少,成套鼎、盒、壶组合已不存在。东汉中期,除罐、仓、灶、井、灯、案、勺、方盒、耳杯等陶器外,还流行家禽家畜以及奴仆俑等,鼎、盒等礼器基本消失。东汉晚期的陶器组合基本与东汉中期相同,新出现作坊模型和舞乐百戏俑。

虽然汉代两京地区的墓葬面貌有所不同,但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的演变规律上是基本一致的,即墓葬形制“由竖井墓道向斜坡墓道发展,单室向多室发展,土圹向洞室发展,券顶墓向穹隆顶墓发展”,在随葬品构成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西汉早期到西汉中期,仿铜陶礼器向模制生活明器仓、灶、碗、罐转变;二是,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模制生活明器井、樽和祭奠器案、盘、耳杯的出现;三是,东汉中期至东汉晚期,模制生活明器的大量流行和家禽家畜俑、奴役俑的大量出现。”[68]

本书第三章在探讨北方地区汉墓阶段性特征时,曾对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随葬品构成进行总结。两相对比,我们会发现北方地区汉墓是沿着汉代两京地区的发展轨迹而发展的。但具体到某一种墓葬形制或者某一类陶器组合,北方地区汉墓的进程相对较慢,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首先,在墓葬形制上突出表现为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木椁墓消失的时间较晚。西安地区土坑墓在西汉中期以后已经基本不见,竖穴土坑木椁墓在西汉中期时也已经很少见,而在北方大部分地区,竖穴土坑墓延续使用至西汉晚期,竖穴土坑木椁墓的使用时间则更长,可至西汉末至东汉初期。从部分墓葬使用未经修整的圆木制作木椁来看,木椁墓的制作更多地是就地取材,在使用上也不仅限于级别较高的人群。如果说汉代墓葬结构的演变“以木构墓葬的衰落和砖、石结构(包括砖石合构)的兴起为主线”[69],那么在北方地区这一演变的过程显然更为长久。而在北方地区出现的一些砖木混合结构的墓葬,可以看成是以木椁墓为代表的旧有传统和以砖室墓为代表的新制度在北方边疆地区的融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旧有传统的影响在北方地区消失的较晚。除了旧有文化传统影响消失得比较慢之外,环境因素也为木椁的使用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据史念海先生的研究,黄河中游地区在两汉时期分布有一定数量的森林[70],为椁木的取材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其次,洞室墓的发展不及汉代两京地区充分。北方地区发现的洞室墓多为单室券顶。只在鄂托克旗凤凰山墓地发现开凿在岩层中的洞室墓发现少数双室结构,但多为硬山顶。基本不见西安、洛阳地区双穹隆顶结构的洞室墓。由于发表材料所限,北方地区部分洞室墓的墓道结构未有详细介绍。大体上来说,北方地区竖穴墓道洞室墓延续时间不及斜坡墓道洞室墓长。前者只有单室结构,在西汉晚期以后基本不见,而后者在东汉时期仍然存在,并且出现了双墓室的结构。

再次,砖室墓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时间为西汉晚期,在山西朔县等地更是晚至西汉末至东汉初期,较汉代两京地区为晚。北方地区东汉中后期较大的墓葬常见多室穹窿顶墓,少见前堂横列后置多墓室的墓葬形制。

从随葬品组合来看,北方地区西汉早期的墓葬由于发现数量较少,已有材料中尚未发现鼎、盒、壶、钫等完整的陶礼器组合[71],仿铜陶礼器组合主要见于西汉中晚期。由仿铜陶礼器向日用陶器的转变发生在西汉晚期。西汉中晚期以后,陶明器在北方地区开始大量出现。从北方部分地区陶明器的发展轨迹来看,在萌芽—发展—鼎盛—衰退—回升五个阶段的演变特征上与西安、洛阳地区是一致的,但在每个阶段都较两京地区晚一个时期[72]。已有研究表明,汉代模型明器的传播是在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明器组合(井+动物俑+建筑明器+加工工具)与关中地区明器组合(仓、灶)相互作用下,向外辐射传播的[73]。这也部分解释了北方地区陶明器在发展上较两京地区略微缓慢的原因。另外,在两京地区能见到一些体现农业生产的模型,如碓房等在北方地区比较少见,或许与边疆地区的气候或生产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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