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湖畔，又是李花似霜、樱桃如雪，洁白的玉兰绽放出一朵朵心花。岁岁清明，今又清明，这些白花似乎发出通知：又到一年一度清明扫墓、祭奠亲人的时节了。
我家居住在玉皇山前的复兴里街。清明时节，来南山公墓扫墓的车辆车水马龙、络绎不断。我的岳母与外婆的坟茔就在南山公墓，叔公的坟在九溪。祭扫还算方便，可我父母祖先的坟墓却在宁海老家的大畈洋山冈上，回去扫墓就显得路远行艰了。
人的一生，一头一尾，就是生和死，以生始，以死终。生下就在房屋居住，死了就在坟寝安息。活着，年年拍手高唱生日快乐；逝去，岁岁清明扫墓，向亲人表达哀思，感怀先辈的恩德。
父亲重修始祖野鹤公坟墓，现仅存的墓碑
忠孝，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第一大美德。扫墓也是全球华人每年的重要活动。不如归！不如归！清明时节，杜鹃声声叫唤，很多华侨就不远万里从全球各个角落赶来，祭扫亲人的墓庐。现今我已是古稀之年，一生扫墓的次数记不清有多少。“少年不识愁滋味”，孩提时，我把每年清明扫墓当作一桩踏春游览的赏心乐事。我的家乡是浙东濒临象山港、三门湾的宁海。官拜秘书阁学士的野鹤公，从北方迁到宁海。他的坟墓就在当时缑城南门的水竹居岭下。
到了我们父亲这一代，因为薛炯于1898年以台州府县试、府试、院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预科，后转入浙江武备学堂。1906年毕业，留校任教官，擢升排长、连长，成了光复会员，投身革命。
辛亥革命前夕，薛炯叔公际会风云在杭州做了官，就提携亲戚，把几个兄弟子侄都叫到杭州，入伍清营当“新军”，包括我的父亲。所以参加杭州辛亥革命光复之役的宁海薛氏家族竟多达6人，都担任连级以上的军官。
我父亲后来去广州参加大革命，随着北伐军进入南京，在中央军事委员会担任军需长。抗战时，打完长沙会战就解甲归田。回到家乡，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买坟山重建祖先坟墓，二是新建薛氏祠堂，三是重修《宁海市门薛氏大宗谱》。当然这三件大事是会同杭州薛炯叔公一起完成的。
每年清明节，全城薛氏子孙都集合到城南水竹居岭下野鹤公的墓前祭扫。父亲每年把这件事视为头等大事。因为他被大家公推担任族长。早在清明节前，父亲就研墨撰文，毕恭毕敬把祭文拟就，让做小学教师的母亲剪好多条白色纸幡，并且准备好扫墓的香烛、供品，宰鸡杀鱼，把祭奠仪式的大小事项安排停当。
叔公薛炯和父亲同修的《薛氏宗谱》
清明那天，大家按辈分列队在野鹤公的墓前，祭奠仪式正式开始。点上香烛，大家一齐跪倒在地，由父亲宣读祭文。那时我少不更事、年幼无知，听不懂这些四字八对的文言赋句，只知道最后一句是“伏惟尚飨”。念完这句，就意味着可以放鞭炮、分清明麻糍了。
清明麻糍是用米粉加艾青作为原料捣制而成，外面再撒上一层松花粉，本没有什么稀奇。因为和清明节联在一起，又经过祭祖仪式，就染上了一层神圣色彩，显得弥足珍贵。每个男孩子可分到2块，感到十分荣耀似的带回家。其实家中的缸里，过年时捣的白米麻糍（年糕）浸在水里还有不少呢。
父亲年年热衷于清明扫墓祭祖。我和弟弟从小受到他的影响，对这件事也一直极为重视。每年跟着父亲提着放祭品的套篮，出《徐霞客游记》第一站的宁海西门，到崇寺山、大畈洋等地去祭扫爷爷、太公以及列祖列宗的坟墓。当时父亲已经60多岁，以其矮胖身躯山上山下地奔波，居然能准确找到荒烟蔓草中的祖宗十八代坟墓，追思慎远，向我们讲述祖先的历史。大畈洋薛家坟山离县城20多里路，而且墓地全在山岙、阡陌之间，道路崎岖泥泞，没有车辆可代步。父亲却从不坐轿，全程步行前去，对祖宗的虔诚，由此可见。
那是多美好的春天啊！出了西门，绕过溪流弯弯的松林，穿过流水哗哗的十几孔大石桥，沿着田间小路，过草湖村、华湖村，翻越马鞍岭经过木坑郑村，就到了祖坟所在的麻车村。一路上，田野上长满青青的麦子和秧苗，油菜花金黄一片，蚕豆花如成群的紫色蝴蝶，蜜蜂在紫云英（苜蓿）间嗡嗡作响，燕子不时从田间飞掠而过。
特别一进入山区，泉水、瀑布在山涧、水渠淙淙流淌；满山漫坡都是杜鹃花，从山坡崖畔挂下，如一簇簇野火，也像一片片彤云；松树上的松花则像一支支点燃的金蜡烛，散发出浓郁芳香，插在苍郁的枝形灯架上。这一切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春天立体画，有色彩，有声音，有香气，有氛围。因此，永恒留在我脑海中的家乡春天，就是油菜花、蚕豆花、紫云英，就是映山红、松树花……连在城市里吃到松花糕团上的杏黄的松花粉，也像嗅到家乡春天的气息。
可是，随着少年时代的结束，建国后不久我就负箧到外地读书，就不可能每年回乡扫墓了，只能由父亲带领弟弟和堂侄每年清明到大畈洋上坟。大学毕业，我虽回家乡来过，但大都不在春天，而且由于当时极“左”的社会气氛，仿佛扫墓属于封建迷信，特别我们这样的家庭。1958年“大跃进”时，要把城南薛氏祖先的坟墓迁葬，父亲只得把这些坟墓迁移到大畈洋山岙。
父亲老了，每年扫墓这件大事也交给了弟弟和堂侄。到了1966年春夏之交，父母在不到两个月内先后去世。我当时在杭州郊区康桥公社搞社教，无法回去送葬。父母就葬在爷爷的墓边。
从此，每当清明时节，我只是默默地垂首肃立在杭州书房的窗前，遥望南天，心里念着那几句诗，进行无声的祭奠：“我心灵的坟茔上，年年飘着白幡……”
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1978年清明节，我才回家乡同弟弟一起去为父母、爷爷、太公上坟，才在他们坟头插上第一支真正的白幡。从此，我基本上每年或隔一两年在清明节回家乡扫墓。
特别1990年以后，台湾的嫂嫂带着儿子、女儿、外籍儿媳妇，会同大陆分散在东西各方的兄弟姐妹，一起浩浩荡荡回家乡扫墓。由于曾在中国台湾地区财政部门当高官的哥哥生前有这样的愧疚：“生前既不能迎养（父母），死后复不能营葬，为人子者，不孝之罪，又何甚于此者？每一思及，愧疚不能自已……”所以嫂嫂一定要带领子女回家乡替代哥哥填补愧疚。
当时嫂嫂已年近八旬。这位满族皇家格格的后代，一辈子从没走过乡间小路，更不用说爬山。可她一定要在子女搀扶下扳开茅柴荆棘，爬上没有路的半山腰，跪倒在父母墓前不住叩拜。身为美国费城大学核物理教授的大侄儿，也不断用照相机拍照，特别将爷爷墓碑上的“源远流长”匾额拍走，带回美国让他子女看看。他意味深长地说：“薛氏血缘不光流到中国台湾，也流到美洲新大陆了。”
前年清明节，我更回乡参加薛氏子孙盛大的祭祖活动。中国台湾明基医院派到南京的著名骨科专家是我小侄儿，他特地赶到杭州，会同我一起回到他从未谋面的宁海。原是上海瑞金医院外科主任、现已定居加拿大的堂兄弟也早早打来电话约定：清明节，在家乡见面。
清明那天，有100多人参加的祭祖活动在南门外黄土岭下野鹤公新修的墓前举行。按辈分，比我大一辈的只有一位近90岁的堂叔，仪式首当由他主持。大我一岁的加拿大的堂兄弟致开幕词，宣读祭文则由我担当。虽然这四字八对的文言赋句我读起来仍然佶屈聱牙，但我努力模仿父亲当年的模样读出感情。
2009年清明我和弟弟及子侄祭扫父母亲坟墓
仪式后，拍照留念，我名正言顺站在第一排中间，小侄儿则被安排到第二排。素来不认识的堂兄弟姐妹肩并肩排在一起。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叔叔，这一下我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骨肉兄弟’，什么才是‘探祖寻根’。”
是呵，在海外华人看来，回乡寻根，这个“根”的实体，就是祖先的房屋和坟墓。也是在1990年那年，我那位去中国台湾已暌违40年的堂叔回杭州老家来探亲寻根。堂叔从中国台湾带回了几张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发黄照片。第一张照片就是“宣统三年（1911），3月28日，摄于湖滨‘二我轩’的薛炯叔公半身玉照。他全身披挂戎装，勋章挂满胸前，璎珞披肩，盔帽上还有一个鸡毛帚般的顶缨，双手扶持着一把锃亮马刀，显得威风凛凛，一双鹰隼般的眼睛炯炯发光。
第二、三张照片，是旧中国的地契、房产证、印花税等文件与当时建造墓庄的情景，管墓的小屋就是今天屏风山疗养院的锅炉房。
辛亥革命后建造的南班巷祖居现在已经有了“七十二家房客”，但原貌犹在。可是薛炯叔公在九溪的自建墓地，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当地公社改造成了茶园，坟墓被拆毁。辛亥革命一代功臣竟被曝尸荒野。幸亏当年管坟墓的亲弟弟看不过去，偷偷将尸骨装在陶瓷中，草草埋在山坡松林中。
我心灵中永远飘着高高的白幡
杭州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对堂叔那次回杭十分关怀并施予帮助，同意我们重修了九溪山坞的薛炯叔公坟墓，并请著名书法家蒋北耿重写了墓碑。这样，第二年清明节，堂叔就从中国台湾携儿子回九溪扫墓。后来堂叔在台北去世，在杭州的后代及我们每年都会去祭扫。堂弟也带着子女回来探亲寻根。
啊，又到春花烂漫、春风春雨的清明时分了。每当午夜梦回，听闻杜鹃声声，我心中就想到是该为先人扫墓的时候了。在这中国传统的神圣祭祀节日里，不论是踏上南山公墓或是九溪的路，还是默立阳台向东南家乡方向凭吊九泉下的祖辈，我的心头永远飘着哀思的白幡！
（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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