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父亲多活了七年

上大学期间，我特别操心父亲的身体健康。他一辈子那样辛劳，从50多岁开始病多起来。当时是人民公社时期，吃的大锅饭，温饱都成问题，更谈不上什么营养成份。赶上三年困难，人吃玉米芯、榆树皮等充饥。父亲得了肝硬化腹水，在当地治疗半年多日益严重。1960年冬我已到大学四年级，在一个穷学生分文无有的情况下，和生产大队交涉借钱，动员父亲到西安治疗。在西安中心医院住院98天，腹水消除了，父亲身体瘦成了一条棍，腿和手不能伸动，不能翻身，只能躺在床上。医生说：“我们只能治到这程度，你准备办理出院手续。这样年龄的病人，回去该考虑后事了”。

我先从西安回到家，设法凑钱，安排人拉架子车到赤水火车站接人。出院那天恰是冬至，我设想天不亮从家里出发，走30里路到火车站，争取搭早晨六点半火车，争取上午办完出院手续，搭下午一点半火车返回，按下午五点钟左右把父亲拉回家，免受冷冻之苦。

为了实现出院设想的计划，我晚上睡了一会就出门上路。那时家里没有什么钟表，人凭估计的时间出发。当时我想晚上行路不怕什么神鬼，不会遇上土匪窃贼，就怕撞见狼。出门时拿了一米多长的棍子壮胆护身。

走到村外觉得冷风袭袭，把围巾拉到耳朵上，戴上口罩。走了一会觉得脚下有渍渍声，低头一看原来地面上厚厚一层霜。这时候有点心惊，心想一定要走，实现出院接人的计划。

当晚天晴，有点浮云，能见度还可以。行走在高塘塬的川道里，河在川道谷地，流水的呼鸣声格外响亮，加之阵阵冷风吹得河岸上的芦苇发出沙沙的响声，增加了阴森感。川道的路大部分在半塬之间，一边是崖，一边靠高坎，弯弯曲曲，一阵上坡，一阵下坡，走到有些地方总是担心迎面来个狼怎么办？当时又急又怕，但思想很集中，走的发热，口罩、围巾都解了，准备应对突如其来的事情。

在川道里夜行走几里就有村子，一走到村头就有狗吠声。一个狗一叫，巷子的狗先后都吠起来，有的直冲到我跟前，好在有个棍子对付。这样的情景遇到好几次。

这一夜行路毛骨耸然，心惊胆战。但总算是按计划在早晨六点十分钟赶到了赤水火车站。我是买去西安六点半火车票的第一个人。当时我按平常步行的速度计算，估计是在深夜两点钟左右出门上路的，走了四个多小时，想起来真是后怕。

当天上午办出院手续顺利，我签了字就离开。我知道还欠150多元住院费，院方没有提及，但我心里有数。我在办出院前回家时，听村里人说“医院来人调查你家的情况，走的时候还买了一些鸡。”村里人关于我家的情况回答说：“住院的老汉是队里的饲养员，儿子正在上大学，再没有其他人和收入来源”。

出院时大学同班一个同学给我帮忙，我俩用被子把父亲包严，雇三轮车拉到火车站买了车票。在候车大厅被治安警察询问纠缠。警方见连椅上坐的人看不清头和脸面，问也不答声，认为这人病重，说：“这是谁的人，不能上车，快送到医院去。”我说：“这是刚出院的，要上车回家，已买了票。”警方坚持说：“不能上车，出了问题我们担不起。”我说：“不会出什么问题，出了问题不要铁路方负责。”当时对能否上车的争执激烈，引来围观的人很多。最后警方默许上车。这时距开车时间约20分钟，我俩把父亲连背带抬跑步上了火车。

上了火车我俩已气喘吁吁，坐下休息时我对父亲的情况有点担心，但也不敢叫问，怕乘警寻麻烦。车行到临潼站时我见老人的被子动弹，叫了一声，听见父亲有应声才放心了。下火车后，接人的已在等候，当天下午四点多回到家。

我把老人接回家，安排好他的生活和医疗。在生活方面和生产队商量好，每月给15斤面粉、15斤小米，在家里作饭吃。给邻居求了个情，把他家一条狗杀了，每天吃萝卜炖狗肉。在医疗方面我充满能治疗好的信心，认为虽然病成这样了，饭量很好，身体有希望好转。因此，立即在周围访问名医。终于找到了一个医生，坚持继续治疗。

当时，确实有钱的困难。为了病人的生活和治疗我把一些农家用具变卖了，把大学发的助学金补贴了。那年冬季后半学期，师大因师生中的浮肿病多暂时停课，我借此请假待在家里，春节过了之后才返校，在家里把父亲侍候两个月。也应了“好人有好报，功夫不负有心人”这话，我的父亲经过半年多治疗养息，逐步由胳膊腿能伸到能够翻身、坐起、走路，到生活能够自理，一年之后能下地劳动，还活了7年多。

父亲病好我非常高兴。村里人议论说：“没想到出院时病成那个样子，现在好的能做活，娃给他了大一条命。”我在高兴之时，回想起办出院那晚上夜行之事，心想：“现在谁和我睹一万元，我也不干。”

父亲病好之后，我已参加了工作，家里经济情况好转，过到了不愁吃、有钱用的日子。这时候一辈子性格内向的父亲在和邻友亲戚交往中，表现出了满足和幸福情趣，劳动热情高，总想把家里啥事都弄好。那几年是他一辈子过得最愉快的时期。这使得刚参加工作的我没有了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