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影评人

在中国，“影评人”有它自己的意思，那些在媒体或者网络上写跟电影有关文字的人，即便不是以影评为主，也都习惯于自称或者被称为影评人。进媒体和上网一样，是没有门槛的，影评人自然一抓一大把，鱼龙混杂。而且，多数人所了解的影评人都是收红包的影评人，多是从网络写手转行过来，有点像落草的梁山贼寇，早些年没事干，就到山下劫个富，在论坛上骂骂大片，有知名度之后就被大片招安了。

我倒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罪，为烂片摇旗呐喊，顶多是让观众浪费了买烟买衣服的钱，同时占用你逛淘宝、打游戏的宝贵时间。而且现实情况更可能是这样的：人们既不知道这些影评人是谁，也不理他们的推荐。如果你是例外，千万别四处张扬，被影评人忽悠，就跟遭遇仙人跳一样，是相当丢人的事儿。

总之，因为现有的影评人不靠谱，有些人就想知道靠谱的影评人是什么样，视线转移到国外，引进了宝琳·凯尔、罗杰·艾伯特、大卫·波德威尔等所谓的优良品种。没几个人看过他们写的影评，只是读过几篇夸大其词的个人简介——人物文章跟简历或讣告是一个路子，总是能让当事人看起来更好一些。因为他们的名气很大，神秘感十足，经常出现在红包影评人的对立面，很容易就在小小的文艺圈里建立起权威，让人相信影评人也可以信赖和仰望。

基本上，这种观点和我的文章一样，都是在胡扯。影评人令人讨厌，因为他们是影迷中的特权阶层。尤其在网络普及之前，个别人的观点就能让导演瑟瑟发抖，而片子并不是拍给个别人看的。

创作者痛恨评论者的例子也能在电影中看到，《云图》里一个作家把书评家扔到楼下摔死，《杰和鲍勃的反击》里杰和鲍勃痛扁大骂其漫画的粉丝。伯格曼曾在采访时说：“也许他们只是嫉妒，因为他们拍不了电影……”这是孩子气的应对方式，也表达了他们的真实看法。

如果说影评人是有存在意义的，那他们至少应该代表一种标准，他们具有非凡的赏鉴力，不但会甄别好与坏，而且能解释好与坏。所以，他们首先具备的是实用性，让无法一天看三部电影的正常人找到值得一看的片子。其次是启发性，他们让被忽略的细节得到重视，他们给不理解的影迷提供答案。这些他们都可以做到，就像我也能表演空中转体三周半，只不过总是以失败告终。

《死亡诗社》里有个古板的语文老师，讲了用X轴、Y轴评定一首诗的好坏的方法。脑子正常的观众都会鄙视他和他的方法，但是当我们回到现实，还是很容易就去相信X轴和Y轴。有了两个轴，就有唯一的交点，这个交点就是标准。但是，就算X轴和Y轴真的存在，也只对个人有效，X轴代表影片，Y轴代表品位，如此每一部电影在每人心中都形成一个坐标。但是每个人的品位都不一样，因此属于电影的坐标不止一个，而是无数个，它们由点连成线，最后变成面，变成无穷大。所以，与其争论电影的好坏是否能以客观的标准评判，还不如承认自己的品位就是低到这个份上了，又能如何？祖国的GDP依然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着，非洲人还是吃不上饭。

宣扬客观标准的人中，少不了看过挺多片子、知道挺多电影史和理论的影迷，无论他们是否以影评人自居，都渴望成为权威（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我也看过挺多的片子，知道一点事，但小丑式的天性决定我成不了权威，我更愿意蹲在权威肩膀上拉屎——为什么要蹲在肩膀上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屎拉到头上。当然，以防你也想成为权威却不得其法，俺在这里就献丑谈谈经验，毕竟在影迷圈混迹多年，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写影评。

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谈谈第二类，因为有槽可吐。首先我会引用一段安德烈·巴赞的话作为例子——巴赞是如此的权威，我迫不及待地要在他的头上拉屎。

巴赞说：“让我们再研究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噱头。在《冒险者》中，夏尔洛从悬崖上居高临下地向追他的警卫投掷石块……那些警卫都被轻重不等地砸晕在地。但夏尔洛没有趁此机会逃之夭夭……他没有发现，他们的一个同事正从背后靠近他……伸手找石头的时候，夏尔洛摸到了警卫的皮鞋。请欣赏他的反应：夏尔洛没有逃跑，因为他显然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也没有在判断自己走投无路后向监狱看守投降。他用一点沙土覆盖了这只碍眼的脚。您笑了，您的邻座也笑了，所有人首先都发出了同一阵笑声。但我在不同的放映厅里‘听’了20遍这个噱头。当观众或至少其中一部分为知识分子（如大学生）时，放映厅里会涌起第二波性质不同的笑声。”

我真的没见过比他更不要脸的人了，“当观众或至少其中一部分为知识分子时，放映厅里会涌起第二波性质不同的笑声。”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像他这样的聪明人，从卓别林的行为中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所以有了第二轮的微笑不语。还有一些蠢货呢，只是在那里傻笑而已。

另一个装逼的例子来自《七宗罪》的评论音轨，与大卫·芬奇、布拉德·皮特一起讲片的是个英国电影学者，这家伙胡说八道的能力跟巴赞不相上下。影片后半段有一场车内戏，角色包括两位警官和自首的杀手，杀手说：“坐看五个无辜的人死去（镜头切换到杀手），直到你们觉得该设置陷阱（切换到皮特）。告诉我，你们又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切换到摩根·弗里曼）……”然后这位老兄开始借题发挥，说镜头的切换暗示了角色的命运——杀手“死去”了，皮特落入了杀手设置的“陷阱”，弗里曼则看到了证明杀手有罪的“证据（即箱子里的人头）”。就像伍迪·艾伦在《安妮·霍尔》中说的，“知识分子看起来才华横溢，其实狗屁不通。”

遗憾的是，证明他们狗屁不通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上一段言论，听起来有模有样，一定能唬住大多数人，然后他们会说：“之前没觉得，听您一说再看就不一样了。”我相信也唬住了学者自己，他肯定会忍不住偷偷地表扬自己：“这真是个天才的发现啊！”

沿着巴赞们的足迹，诸多小巴赞玩起了模仿秀，他们意识到电影不光是看的，还得想。只要片子合适，愿意边看边想的人一定能体会更多妙处，但是一不小心就会想得太多，变成牵强附会。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找到了导演或编剧想说的，多数都放在明处，你只要把它们联系在一块就好。比如《卡波特》开场不久，卡波特花钱让一个黑人乘务员当着好友的面表扬他的新书，这就是极端虚荣和自恋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全片还有相当多的细节与其形成共鸣，他的悲剧也与此相关。小题大做的情况，则是把多余的东西强加给导演或编剧，讲《七宗罪》的英国佬就表现得好像福尔摩斯，如果创作者把想法隐藏得这么深，深到没几个人看得到，那还有什么意思？另外一种如同展览馆里的解说员，面对油画中的裸女或者用树根雕出来的大鸡巴，生搬硬套地拔高，让人相信你看到的不只是一根鸡巴，更是人性之美。基本上，截图拉片党都可以归到这一类，他们一帧一帧地看电影，分析打光、构图和摄影角度，赞叹大师的精巧设计，装出一副很懂美学的样子。

镜头当然重要，但它们对观众的影响往往是下意识的。我觉得，只有在先有感觉的情况下，分析镜头才有意义。先说几个反例：《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用手持摄影方式拍摄，画面一直在晃，可以说这跟角色的情绪，以及关于失忆的故事有关，这是在纸面上合理的说法。但如果导演用很稳定的镜头拍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后来“晃”成为装文艺最简单的办法，晃就像艺术家的长发和胡子，如果你什么像样的作品都拿不出来，长发和胡子至少让你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

让我最难忘的镜头之一来自《西部往事》，莱昂内用一个出其不意的抬升镜头制造了强烈的对比：前一秒只有孤零零的站台，让你以为置身于大漠黄沙，随后才发现火车站后面就是繁华的西部小镇，如同从贾樟柯电影中的小县城瞬间穿越到上海徐家汇，脑海中浮现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也是《西部往事》的主题之一。于是，配合上音乐的变化，俺无法自控地流出了猫尿。不过，猫尿是流在前面的，注意到镜头的抬升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事实上，就算你始终没有注意到，也无所谓。同理，只有当多数人都看到了窗外的男孩，《公民凯恩》的大景深镜头才有意义。我承认男孩很显眼，不过仅此而已。

插一句贱话，在我的传记片榜单中，《公民凯恩》不但比不过《卡波特》和《社交网络》，甚至要排在《焦裕禄》的后面。然后回到正题，影评人能做的唯一贡献，也就是把影片最基本的思路给整理清楚，那还不如直接看导演和编剧访谈呢。再说这也没什么难的，只要你能撑过高考，把片子看懂就是小菜一碟，多数人只是不愿意动脑。可能正因为这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太低，才会有那么多人不可自拔地装逼，以此来彰显其工作的价值。而且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影评人特别愿意自问：“我们需要影评人吗？”再把写影评说得特别了不起，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特有帮助……

其实，真正被需要的职业从来不会跳出来证明他们是被需要的，比如挑粪工。所有文史类的大学教授和影评人在挑粪工面前，都跟大粪一样没有价值。不服就去找周总理。

以上，都是从客观角度分析的，也许是对的，但多半是错的。而无论对错，这都不是我拒绝承认影评人作用的主要原因。因为人都是跟着主观情绪走，然后用客观做理由和借口。所以，真正的原因已经写在文章的第七段：俺天生就是这么个德性，做不了权威，也不让别人做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