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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推进的积弊与精神质量的剧降

时间:2022-02-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当前,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中的中国,亟须解决的文化难题是文化正义的缺失、文化生态的失衡与人文品格的低劣,或者说是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生态正义”问题。
文化推进的积弊与精神质量的剧降_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

一、文化推进的积弊与精神质量的剧降

世纪之交以来,消费逻辑走强后的文化发展积弊日重,精神文化质量不高,社会伦理效果不良,公民素质、媒介素养亟待提高,急功近利思想日盛,活命哲学流行,外在的经济高增长与内在的人文低品质严重阻碍了新型生态文明的建设步伐。资本逻辑的专横与现代科技的偏执,导致消费主义的加剧和经济理性的扩张,而大众文化娱乐化在成功收割笑声后直接导致人文智力的大幅度下降,并不断踏越公共伦理的底线,造成社会大众道德的相对化甚至虚无化,活命哲学潜流涌动,人类共享的公共伦理与审美空间大面积毁坏,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越来越飘渺甚至被人遗忘[13]

也许,短时期的文化生态失衡是中国“改革”“开放”应该交纳的“学费”之一,但是,在最近的10多年间,消费型的娱乐文化大行其道并借助国家垄断性传媒大肆宣扬,却是让人异常揪心的事情。国家级传媒平台,应该也必须传播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形象和“改革”“开放”30年水平的文化艺术作品,而不是融汇侮辱弱势群体、色情、低俗甚至恶俗的并“被”冠以“大众”喜爱的文艺节目与影视作品。抵制“三俗”现象,要警惕文艺创作的一味娱乐化,重视人文关怀,提倡心灵阅读;要强调艺术创作服务大众,在反映生活和人民感情方面充分大众化的同时,强调文艺创作在精神上陶冶人心,在强调艺术语言浅显明白之时,也要强调思想的深刻性,担负好文化引导人们向上向好的使命。要抵制“三俗”,还应关注一些媒体的“稚化”现象。正是一些媒体的“稚化”现象将观众绑架了;他们低估了观众的眼光,俗化了人民的心灵[14]。众多媚俗的戏谑与恶搞现象,首先是对严肃文化中的思想性、拯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嘲讽,也是对商品化赤裸裸的投机。我们要处理好时尚娱乐与人文关怀的关系,坚守艺术创作的道德力量和文化关怀,勇敢地承担起当代文化的公共责任[15]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华夏大地动乱频仍;政治动荡不断,文化断裂很深。“文化大革命”遗留下的人性危局与文化断裂,我们尚未来得及有效应对和及时修复,“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导向又使我们手忙脚乱无法自圆其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16]政治动荡,我们可以纠正;经济落后,我们可以赶超;然而,文化的断裂与人性的危机,或者说文化道统的接续与人性价值的复苏,也就是说“人”的立身之本与精神之根问题,却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解决的。

当前,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中的中国,亟须解决的文化难题是文化正义的缺失、文化生态的失衡与人文品格的低劣,或者说是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生态正义”问题。“美丽中国”不但表现在自然生态的平衡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态的和谐上;不但表现在国民生活的富足上,而且表现在公众文明的养成和国家影响的品质上。正如《南方周末》2013年的“新年献词”所说:今天,我们断断不只梦想物质丰盛,更希望性灵充盈;我们断断不只梦想国力强盛,更希望国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国,救亡与启蒙,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压倒谁。而宪政便是这一切美梦的根基[17]。2012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实行30周年纪念大会”上肯定宪法享有至上的法制地位,指出要“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18]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制环境,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19]。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这个沧桑古国的艰难转型;惟如此,国家与人民,才能重新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20]。文化无法与政治绝缘,文化发展亟需制度文明的保障与推动;让政府的力量为文化建设打工,让政治为文化繁荣服务,那么,文化中国的复兴与魅力中国的重现也就为时不远了。

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制度正义的实现首先要靠政治智慧的大力推动,彻底摆正“权大还是法大”、“党大还是法大”的关系,改变“法制积极、法治消极”的旧习,学会“按规则行事”(play by rules),给中华民族一个更加开放、透明、公正的空间。打破旧的意识形态禁锢,对改革开放的推进意义重大。只要转变“稳定压倒一切”的极端化政治思维、破除原有的思想垄断、调整过时了的审查制度,以限制了权力的责任政府的方式“法制化”治国,从“威权管理”的旧模式走向真正的服务型政府,文化生态失衡问题就能够得到及早的纠正,当然,消费时代的伦理自觉与传媒制造的法制规范也是不可少的。以上这些措施都是些能够立竿见影的“刚性”手段与有形改变,再辅之以文化生产者的人文自觉、文艺批评家的美学引领、文化消费者的品位提升等等“柔性”手段与无形的交往和沟通,接续本民族的人文传统、融合外来的先进文化而培育出新时代的新文化与新公民,并不需要寄望于遥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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