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的精神品质与文明养成的化育活力

一、文化复兴的精神品质与文明养成的化育活力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文化繁荣。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须特别关注文化生态平衡与全球性博弈。也可以说，从内因方面来看，当代文化大发展的关键是寻求国内文化生态的平衡，即在传统习性与现代发展、西方文明与自我探索、文化道统与革命伦理、市场逻辑与人文涵养等诸多矛盾关系中找到真正的契合点。从外因方面来看，当代文化大繁荣的关键是妥善应对文化的全球性博弈，即在改革开放与民族特色、国际规则与本位维护、借鉴先进与盲目引进、力争双赢与避免零和等诸多矛盾关系中搭建起坚实的对话平台。借用著名作家王蒙（1934—）的话，即是“发展时代要在雄辩的文艺和亲和的文艺之间寻找平衡，消费时代要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寻找平衡，全球化时代要在英美文化的影响和保护传统文艺之间寻找平衡”。在市场竞争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后革命体制”下，伴随消费主义的冲击，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当代中国的文化主流形态发生更替、审美基调出现大幅调整，这场与社会“大转型”联动的文化大变迁，引发了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以及审美伦理的深度失范，文化“正能量”的释放成为难题，特别是当代文化的精神品质的剧降和审美品格的异化等。

尽管文化自有其旺盛的生命力，但其精神品格的被污损与被侵蚀也是不容忽视的。哪怕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酷十年——文化被打倒、尊严与人格荡然无存、意识形态的空洞和虚无迷雾笼罩，一旦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整个中国社会立刻充满活力，无数文学和影视作品引导人们反思苦难的经验、思考什么才是正常的以及更好的生活。出人意料的是，文化和政治的调整并未按“八十年代”的最初逻辑一直持续下来，进入20世纪的最后十年，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一代人要么躲进象牙塔，要么下海经商，整个社会迅速被追求财富和利益的“海啸”所包围；经济的亢奋与实绩掩盖了精神的贫乏与扭曲，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同时，官方大力推进的主流文化并未显示出自身的包容性与化育性，这导致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判断以及自我评价越来越走向物质化的单一标准，个体没有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化选择，整个社会都“向钱看齐”，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空前强大并深刻塑造着社会各阶层、影响着社会各领域。

著名华语作家龙应台（1952—）结合自己从事文化管理多年的经验说:“文化不仅只是唱歌跳舞，文化发生的场所不仅只是音乐厅美术馆，文化政策也不仅只是大厅大堂的形象工程。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4]龙应台进一步指出: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而自由需要文化政策的制度保障才能长久，属于公民的文化平台得以建立，是看不见的工程，是“立国”的依据，更是支撑民主前行的力量^[5]。事实上，无论与香港、台湾比较，还是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大陆当今的文化状况已相当堪忧:国家层面调节不力、缺乏引导，知识阶层因专业化而有意无意地分化，民众精神信仰虚空纷乱，社会各阶层互不信任，整个民族文化出现“为食”、“为利”而“缺德”、“少节”的精神病症，发展节奏出现了只顾当前不管身后——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人口领域、无论是环境危机还是社会公平，以及鸿沟般的地域、城乡落差——甚至是自欺欺人。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文化存续的正义问题——包括制度性、行业性、伦理性甚至审美性的，尤其是民众中出现的道德滑坡和精神萎靡，如何才能尽早扭转并走上良性轨道，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文化生态的正义问题，从外相上看关涉文化种类保护、文化族群博弈及其相关的体制转型等，但是，从内里看关涉的焦点仍旧是精神品质与文化活力。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外部的、发达文化体的竞争压力和面对来自内部的、文脉接续的整合压力。

多样性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思想的自由流动和交换碰撞可以创生出更好的思想。同时，多样性也带来自己的挑战，如何应对分歧并保持和平成为历久不衰的生存考验。具体来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自有独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叫“欧洲乐园”，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国”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乐园中唯一不属于欧洲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称）。“乐园”里的这个亚洲小国却在一个乌七八黑的、阴森森的水流通道里，游客坐着小船，沿途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着山羊胡的蜡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欧洲乐园”反映的不过是英国作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则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诧异而危险的^[6]。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我们需要特别尊重“文化差异”，但这种“文化差异”必须是真正的，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象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真正的“文化差异”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想像奔驰、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险；同时，扭曲一个文化固然可能点燃有趣的“创造性的误解”，却更可能导致毁灭性的仇恨。

除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奇观化”扭曲，面对全球化时代异常突出的“文化同质化”的危险，我们同样不可小觑。英国著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2）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年出版）以“美国梦”的实践为基础，矛头主要指向所谓的“科技主义”，描绘了科技主义的乌托邦及其恐怖。在“新世界”里，统治者利用高科技手段，成功地使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社会安定就是一切，影响安定的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及各种差异荡然无存。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失去了真正的创造力。小说中描写的这个未来世界，和我们曾经历过的受到高度控制的社会，以及正在经历的娱乐至上的社会，都颇有相似之处。

被认为能够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Aldous Huxley，1894—1963）的《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年出版）并驾齐驱的美国作家艾拉·莱文（Ira Levin，1929—2007）的作品《这完美的一天》（This Per fect Day）向我们展示了在高度同质化的世界里，人类是如何丧失个体精神和自然属性的。在这部作品里，未来的人类生活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使用一种语言，利用基因工程连每个人的身高肤色也都一样，所有人看起来都彬彬有礼、心情愉快，而整个世界由一台超级电脑管理。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却打破了这看似“完美”的安排，让读者看到隐藏在“一致”的表面下是对人类精神的麻痹、对人类自由的践踏以及对人性的摧残。

尽管有内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发展落差，但是，中国今后20年的发展，必须解决文化整合与文明提升问题。当今世界，衡量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其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国民素质、国家形象等能不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能不能赢得更多的国际认同，能不能占领世界文化高地。未来中国的发展，关键不在经济上的GDP，而在于能不能建立一种为所有人都提供充分的机会、让每个人都施展自己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制度，能不能推出一套凝聚人心、达成共识的价值理念，进而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整合全社会的精神资源，促进人心凝聚，团结广大民众，最终推动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最大程度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的真正形成，这才是“中国梦”的文化内涵。正如哲学史家袁伟时（1931—）在其网易微博中所说:“中国梦是什么？我的答复:自由说话，自主发展，自在生活。”^[7]我们期待一种强大的改变和修正，期待“经济为纲”的突破，以便更好地协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共构”关系，实现最广泛的“发展正义”与“生态公平”；期待经济领导的中国、GDP领导的中国能够重现昔日文化领导的中国、诗教的中国，具备文化厚度、显现文明伟力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

中国传统经典《礼记·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这就是现代中国人所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代的“平天下”内涵主要是指建立公平社会）。理所当然，现代文明的形成和推动，离不开政治的智慧引领、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社会的自觉遵守，并落实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从某种层面说，在短时的、刚性的“法纪规制”和“奖惩引导”之外，文明和教养是长久的、柔性的日常生活当中熏陶的结果，熏陶出来的东西与刻意培养出来的不同，它是日常生活无形中形成的并易于遵行，这曾是“诗教中国”的“以文化育”的精髓所在。从深层次上分析，“教养”和“文化”之间并不能天然地画等号，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很“有文化”但是很“没教养”，有的人没有太高的学历和学识，但仍然很“有教养”、很有“文明”的分寸与尺度，其实，教养与文明常常是由某种天生的素质和一点一滴的日常积习构筑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