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文明的活力

悠悠三十八亿年，地球上的生命形态从无到有、由低向高，终于进化出人类这一近乎奇迹的结果，对之我们不能不怀有敬畏之心。科学家估计，仅从早期智人进化到现代人就历经漫长的二三十万年，而现代人是唯一幸存的人属。当然，这些数字不可能那么确切，也不是生不满百岁的我们所能体验的。比较确定的是：可以称为文明的人类历史不过五千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还很年轻。

在饥饿的驱使下，这个头脑发达、直立行走的裸猿不止一次地走出东非大裂谷，勇气非凡地散向全球各地。一切生物存在的不二法则就是适应环境，人类各群体在适应其所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物质的、精神的，还有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文明的孕育过程。所有的文明都是人类整体文明的一部分，具有某些共同的性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类了。人类是高智商的，但不是完美的，他智慧而狂妄，富于攻击性，动辄诉诸武力。各文明内部充满争斗，乃至残忍的杀戮；不同文明遭遇时也一样，虽有和平融合，更有暴力冲突、征服消灭，这是人类所继承的动物基因所决定的。好在越来越多有理性的人类正在试图摆脱这一宿命，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各种问题。

文明的分类颇为复杂，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在兴旺；有独立发展形成的，也有其他文明派生出来的“卫星文明”。美国文明一般被置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内，但还是有其鲜明的特点：它创建于启蒙时代，最具理性的构思设计；它没有需要甩掉的历史重负，而是充满好奇和活力地面向未来。这一人类最为年轻的文明自形成后一路高歌，发挥着日益扩大的全球影响。

对任何一种文明来说，最关键的是其初始阶段，即基因产生之际，这一点在欧洲人殖民南北美洲的历史中尤为明显。一旦胚胎形成，以后的发展便往往遵循最初刻下的轨道，除非外族入侵、自然灾害等猝然降临，才会诱发基因突变。文明基因的产生既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美国文明是英国的基因在北美新大陆自由空间中的变异，而它形成的机遇则是15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不可能有美国，这是从时间上定义美国——它是一个产生于现代的国家，跳过了史前、古代、中世纪等历史阶段，直奔现当代而来。当然，哥伦布并非第一个进入美洲的人类，早在最后一次冰期，人类就从西伯利亚经白令海峡陆桥进入美洲，而且可能还不止这一个途径，基因研究表明，早期人类也有可能从欧洲和爪哇等地进入美洲，只是由于大陆板块的漂移，美洲与欧亚大陆彼此隔绝长达万年，相互不知对方的存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谁最早发现了美洲，而是谁的发现导致了最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哥伦布在1492年踏上美洲大陆的意义绝非早期进入的人类可比，这次发现不仅打通了欧美两大洲，还将地球上各自为阵的人类整合成一个世界，从此改变了人类的视野和生活。究其原因，离不开文明发展的落差，地理大发现时的西欧文明已经强大到足以改变美洲，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科技水平都远高于原住民。假设反过来，15世纪的美洲文明水平高于西欧，那么登陆后的哥伦布船队又会遭遇何种结果呢？也许就是美洲人来叩开欧洲的大门了。

英国并不是第一个殖民美洲的西欧国家。当时的海上霸主是西班牙，哥伦布是受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赞助才发现了美洲，虽然他本人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印度，于是便有了奇怪的“东印度、西印度”之称，原住民也莫名其妙地成了印第安人。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荷兰、法国，都争先恐后来到美洲开疆辟土，掠夺财富，横扫了中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协议，狂妄地瓜分美洲，他们将本国的人口、君主制和天主教移植到此，开始直接的殖民统治。

直到1588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才有了更多插手美洲的机会，这时距离新大陆的发现已近一个世纪。有人问起：英国派了哪个将军、多少部队前往北美为殖民开道？学历史需要想象，而想象往往基于头脑中已经储存的信息，这一联想大概来于鸦片战争。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军队，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当时的北美大陆上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政府，当然也没有军队。原住民尚处于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他们人数不详，估计不足千万，也就是不到今天北京人口的一半，想来是山南海北，踪迹难觅。他们散落在整个北美大陆上，主要以狩猎为生，逐水草而居。他们有语言而无文字，有陶器而无铁犁，也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殖民者初到时和原住民一样，都只是随时准备自卫的平民小群体。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与在印度不同，不是去统治原住民，那里也没有南美的财富，英国是放手让移民去荒原上开辟自己的居住区，从而扩大英国的海外领地。作为新教国家，英国的殖民也从一开始就与南美不同，新教具有权力分散的特点，陆续建立的十三个殖民地虽然成立时方式各不相同，有皇家特派的，有以公司名义建立的，还有作为领地的，但具体的治理方式都是地方自治。弗吉尼亚的第一拨殖民者创建了北美大陆上第一个议会，英国议会政治在此扎根。史称“朝圣者”的第二拨移民在到达普利茅斯前，就在五月花号船上签订公约，宣布了立约自治和依法治理的政治原则。第三拨移民是一批有组织有理想有纲领的清教徒，他们创制的“新英格兰方式”更是奠定了美国文明的基础。不同的文明基因就此在北美和南美分别播种、成长、发展，形成了如今南北美洲的不同景象。

但是，既然人类文明是适应环境的产物，英国文明就不可能在新环境下保持原样不变。适合人口密集区域的领主与佃农的土地契约关系，到了广袤的自由土地上便很难维持，谁能阻挡人们去一望无边的“无主土地”上开垦自己的家园呢？人口的分散使自上而下的教会管束变得不那么容易，牧师们对几十英里外的教徒鞭长莫及，而教会自治本来就是新教的信念。在这个自耕农占大多数的社会里，个人摆脱人身依附，自由自主被认为理所当然。随着社会等级的藩篱被打破，人们对自由平等的向往水涨船高。然而，在种种新关系的形成中，劳动力的匮乏导致了黑奴的输入，给这个原本比较健康的文明带来了严重的出生缺陷。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期里，大部分北美人享受了自治的权利，习惯了自治的方式，任何来自大洋彼岸的国王和国会的干预都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的政治思想日臻成熟，超越了王权专制，他们对共和的信念精炼地表达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独立战争使他们最终挣脱了英国的统治和王权的束缚，赢得彻底的自治权。接着，他们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现，成立了现代世界第一个超大型共和体制——美利坚合众国。

为了一个更完美的联邦，他们反复斟酌，精心制定宪法，作为新国家的根本大法。在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上，宪法设置了一系列巧妙的关卡来分权制衡，既要保证国家的稳定，又要保护公民的创造力。在19世纪结束前，新世界的美国人一直以代表未来的姿态反观旧世界，保持着警戒之心。

239年过去了，美国经历了无数次考验：西部开发既有拓荒者的艰辛，也包含对原住民的无情驱赶，还有耀武扬威的侵略战争；一场无比惨烈的内战结束了奴隶制，而南方的重建又伴随着尖锐的种族冲突；多次规模空前的移民潮冲击，大量身无分文的贫民从世界各地涌向这“穷人的乐园”，带来了不同性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待磨合相融；还有工业化、城市化、大萧条、世界大战等等。如今，它的疆土扩大了不止三倍，人口从三百万增加到三个亿，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稳居世界榜首。美国人以四年重复一次的总统选举替代了王朝兴衰的重复，有效地避免了破坏性的社会震荡，这办法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巨大的智慧，体现了全社会高度的政治共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美国：表面上常现混乱，却并不妨碍它根基的稳定；内部的反对者层出不穷，却从无将其推倒重来的企图，因为天下已经为公。每次面对问题与挑战，美国人以实用主义的心态，寻找解决之法，也每每能有惊无险，继续前行。这一切的奥秘在于，自我更新所需的竞争与变革机制就设置在合众国宪法之内——人民的自决权、官员的竞选产生、宪法的修正案等。若无宪法对自由、开放、多元的保障，美国就不可能保持活力，也就不可能如此稳定，哪一个专制王朝能够在开国239年后不陷入内乱外患的颓势呢？事实上，美国建国后的体制与殖民时期一以贯之，如果加在一起，已经超过四百年。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序言中剖露了自己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良知：“在1915和1916年，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他交战国当中，我的同代人死亡的比例也不亚于此数。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汤因比活到了1975年，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想必他更加发奋著书。当我们将人类不同部分纳入一个整体来观察研究时，我们更容易超越国界，突破自身局限，摆脱自我中心，在平等的基础上客观对待其他文明，而不是那种妄自尊大，居高临下，以各种借口挑动文明斗文明，给人类造成灾难。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太多了。

在研究各种文明的兴衰后，汤因比发现：“自决能力的丧失是判断文明衰落的最终标准。”任何文明在走向解体之前，必先经历停滞，而停滞的先兆就是封闭。当个体的自决权被取消，当一个社会统一到毫无异议，便意味着这个社会不再有创造力，也就失去活力。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一种长期停滞的文明在具有活力的外来文明冲击下都是不堪一击的。美国文明还能走多久，完全在于它是否能保持其活力，继续容纳多样性，拒绝封闭。

文明研究，包括美国文明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术领域，有待大家的探索。本丛书是南京师范大学美国文明研究所的最新成果，它们跨越了美国四百年历史，涵盖多个重要题材：从美国的精神源头清教开始，延伸到社会的世俗化进程、自治传统的保持、政党政治的形成、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现代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的形成演变，试图对认识这一文明本身作一些深入的努力，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