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的社会化

1.3　体育的社会化

体育的社会化

事实上，体育活动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已是一个相对古老的问题了。只是在现实生活中，以健康为目的的体育活动参与常常是因为健康的危机感上升到意识的层面时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从个体社会化发展的角度看，体育活动为人的社会成长和成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特别是2007年美国俄亥俄大学的Steven Riess博士在心理学研究中发现体育活动被归属在人类15种基本欲望之中，表现为基因遗传的特征。说明体育活动应该是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基本内容。长期以来，体育社会心理学家立志于解读体育活动在个体社会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试图通过研究个体参与体育活动过程，揭示心理特征和规律，进而从科学的层面上推进体育的社会化。

所谓体育社会化现象，是指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逐渐被社会所接受，成为人们经常从事的生活事件。体育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体育社会化实际上反映了体育活动参与的程度。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运动心理学家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探索其社会和心理的特征。但是，早期解释体育活动参与的研究主要基于生物社会学（sociobiology）的观点，认为体育兴趣倾向对体育活动的参与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兴趣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个人的基因遗传。当时的生物社会学研究成果成为体育社会化解释理论的主要来源。例如，Grotevant等在1977年提出的遗传基因会影响兴趣倾向类型的理论假设曾被运动心理学家用于解释体育活动参与。具体地讲，Grotevant等以114个亲子关系的家庭和109个收养关系的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测试被试朝向社会的特征来调查兴趣倾向类型。Grotevant等根据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或姐妹关系）各占一半基因的原理，对这些配对关系进行兴趣倾向类型的相关分析。同时，对于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来说，他们推测由于没有基因遗传的连带，以上这些兴趣关联应该没有意义，至少其相关程度要低于以上情形。结果数据支持了这个假设，表现为亲父子兴趣关系与亲姐妹兴趣关系都呈现了有意义的正相关（父子兴趣关系r＝0. 19；姐妹兴趣关系r＝0. 34）。然而，对于收养关系的家庭来说，这些配对关系均大于0（就是在关联性方面没有意义）。这样，他们认为：“尽管这种影响是微弱的，但由于不同基因的个体反映了不同的兴趣类型，这种效应的确是存在的。”基于这种解释，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有体育天赋的个体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一般个体。而且，有体育天赋的个体成为优秀运动员的可能性也要高于一般个体。

但是，也有一些体育社会心理学家指出，这一观点不但不利于推进体育社会化，反而可能会伤害一些人的体育活动参与积极性。鉴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极力提倡和普及竞技体育运动使得许多没有体育天赋的孩子也成了优秀运动员的事实，体育社会心理家认为，具有运动天赋的个体，可能有参与体育活动的倾向，但不可能自动地成为职业参与。只有当个体拥有一个成长的社会环境，并为其提供体育活动的机会和支持时，才能使运动得到发展。这种观点强调了社会环境在儿童体育兴趣形成中的角色作用。例如，当时研究美国体育社会方面的运动心理学者Iso-Ahola和Hatfield指出，Grotevant等的研究结论实际上还有更深刻的解释含义，并列举了Grotevant等对同性同胞、异性同胞和父子的兴趣相关性的比较分析，指出同性同胞的兴趣类型最为接近（同性同胞的兴趣r＝0. 36；异性同胞的兴趣r＝0. 08；父子的兴趣r＝0. 17）。Iso-Ahola和Hatfield解释，兄弟（或姐妹）所处的环境应该比其他关系所处的环境更加相似，才会出现这种兴趣高度相关的现象。这一现象说明了兴趣倾向的类型也要受到个体所处环境的影响，并且这种环境的效应可能是由于平辈交流的文化、思维、价值观更加接近的缘故。Iso-Ahola和Hatfield进一步指出，这种解释对体育社会化的含义在于，具有体育天赋的个体可能会倾向于参与体育活动，但不是必然的结果。如果社会环境为这些个体提供了发展运动才能的机会和支持，才能实现体育运动的真正参与。当时，Iso-Ahola和Hatfield还列举了一些对体育社会现象观察的实例，指出美国的高尔夫运动比赛主要以白人运动员为主，很少有黑人参加。以他们的解释，这是由于当时的高尔夫运动在美国还是一个相对昂贵的体育活动，黑人一般没有条件从事这项运动，所以不会出现更多的职业选手。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黑人却主宰了美国的篮球运动。Medrich等曾在1982年调查了764名美国六年级的学生，当问及这些学生“最喜欢和朋友做什么”时，回答最多的是参加体育活动，特别是团队体育活动。其中45%的男孩子和26%的女孩子表示愿意参与流行的团队体育活动（当时篮球和垒球在美国是最流行的团队体育运动项目），而这些被试中黑人学生占40%、白人学生占22%。当时的调查发现，黑人孩子对团队体育项目（如篮球、垒球等）产生极大的兴趣是因为他（她）们的父母普遍赞同参加体育活动，但希望在这方面不要花销太多。而篮球和垒球在美国是最普及、最受喜爱，也是消费最低的体育活动。当时在美国，因为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就可以从事这项运动，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黑人孩子在公共的免费运动场上玩耍篮球。美国篮球运动的流行使一些有篮球天赋的黑人孩子得到了训练和比赛的机会，最终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优秀的职业球员。当然，除了社会的环境提供了这样的氛围，还需要个体对环境的认知。Greendorfer和Ewing发现，在美国黑人孩子更看中体育活动，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认知体育活动参与“机会”的影响。这些研究说明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为黑人孩子提供了篮球运动的氛围，通过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使得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篮球运动中去。因此，除了性别和种族的环境效应以外，还有社会互动效应。

这样，用社会环境影响理论解释体育活动参与问题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许多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试图从社会环境影响因素来探索体育活动参与的心理机制。在这个研究领域，对少年儿童体育活动参与程度的研究是热点之一。我国的相关研究显示，国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现状呈“U”字形，并且主要以老年人群参与为主，青年人参与度最低，只有老年人群的1/6。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我国少年儿童体育活动参与问题开始凸显，体质状况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5年，对我国10万名在校学生调查表明，2/3的学生每天参加体育活动不足1小时，1/4的学生基本不参加体育活动，而且，60. 4%的学生完全没有参加体育活动的习惯。从地区研究来看，有82.9%的学生每天参加体育活动不到1小时；58. 5%的学生每周参加体育活动在1小时以上的天数小于3天。虽然，国外少年儿童体育活动参与率高于我国，但也不容乐观。2007年周丽君等的一项中美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比较显示，中国学生每天参加体育活动超过1小时的人数是5. 3%，而美国也只有35. 2%，超过一半人数的活动时间不足1小时。所以，长期以来，体育社会心理学家特别关注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参与问题，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以实现推进体育的社会化。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少年儿童参与体育活动的程度反映了心理行为发展的水平。有关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少年儿童活动行为的认知和社会性成分也随之增加。幼儿期的儿童在活动时通常表现为缺少游戏互动、游戏规则和游戏策略；同时，对游戏兴趣的时间也较短，而且不适应多人同时游戏。一般地讲，对于2～2. 5岁的幼儿来说，玩耍时表现了显著的独处性。所谓独处性表现为儿童活动时只专注自己的活动兴趣，与他人无关，即使旁边有其他小孩也视而不见。到3～4岁时这种独处玩耍的特征会减弱。当儿童到3. 5～4.5岁时，活动中开始出现互助行为。而且，这个时期的儿童活动会出现一些简单的合作行为，但这种合作行为只有当活动的目标一致时才会发生。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儿童一般要在5岁以后才能出现一般意义上的合作行为。例如，Nelson和Kagan基于一个连续的实验研究发现，5岁以下的儿童由于不能理解相互依赖的含义或没有互助的需求，通常在行为上合作失败。所以，5岁是一个合作行为形成的关键期。这个关键期会持续发展到6～7岁，然后进入一个“群体年龄”（group age）的过渡期，一直到8～12岁。儿童在过渡期以前参与竞技性体育活动通常较少，但是，一些具有游戏性的体育活动为其提供了实践机会，并发展了体质和技能，进而增加个人情感和对环境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研究发现，儿童参加体育活动人数从6～7岁开始迅速增加，到10～11岁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这个现象反映了10～11岁年龄段的儿童正处在参与体育活动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说，许多儿童一般从6～7岁开始参加体育活动，到10～11岁以后，有的儿童可能会认真地考虑继续参加竞技性体育活动，希望发展成职业运动员，而有的儿童则只是把体育作为休闲娱乐来参加。随着年龄的增加，儿童的社会活动形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娱乐生活方式的选择也相应地增加，从而减少了体育活动参加的频率。也有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减少可能反映了个体认知方面的变化。例如，对游戏性的体育项目感到枯燥乏味，没有挑战性，而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又会让人感到竞争带来的社会压力感，使其变得不喜欢体育；还有的少年儿童可能认为，体育活动是一种规则性的游戏，参与时多少会让人感到受约束，从而减少了对体育的兴趣；另外，体育活动在一定含义上表现了竞争性，需要一定的技能支持，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体育活动被认为是那些具有体育天赋的人玩的游戏，等等。

当然，也有研究显示，10岁以上的儿童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并没有显示下降的趋势。例如，Csikszentmihalyi等早在1977年曾对13～18岁少年儿童的业余时间活动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把聊天、逛街、看电视作为经常的业余活动，但参加体育活动仍然是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然而，这种状况也许只是反映了西方国家少年儿童的业余生活方式。2007年，我国一项少年儿童余暇时间生活方式的调查表明，87. 9%的人业余时间是在室内以静态的方式度过，而且社会活动非常稀少，活动形式非常单一。这不能不说我国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开展还需要体育工作者做大量的工作来改变这种状态。

另外，研究还表明，体育社会化在性别方面也存在差异。一般来讲，男孩子在活动行为方面比女孩子表现为更具有独立性、探索性和活泼性。而且，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倾向于参加刺激的、体力的、技能的社会活动。另外，男孩子的好胜心也比女孩子强。所以，传统的观念普遍认为，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倾向喜欢体育活动，更具有体育的天赋。这是人们在实践观察中形成的“性角色刻板定势”（sex-role stereotype）。然而，有趣的是，随着社会的迁移，时代在变化，文化在发展，但这种传统的刻板定势却没有改变。2007年，我国一项青少年生活方式调查表明，女孩子喜欢学习，而男孩子喜欢运动。研究表明，女孩子每天要花43分钟用于学习，比男孩子多11分钟；节假日女孩子的学习时间要比男孩子多增加17分钟；男孩子每天参加体育活动29分钟，女孩子只有6分钟；节假日男孩子体育活动时间增加51分钟，而女孩子仅增加2分钟。西方国家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例如，Medrich等的调查显示，美国71%的男孩子会参加课外体育活动，而女孩子只有47%。当问及“在假期，你通常喜欢和朋友做什么”时，45%的男孩子回答参加体育活动，而只有26%的女孩子是同样的回答。另外，在参与的体育活动方面，女孩子回答喜欢参加个人和两人活动，以及室内活动。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学者认为，少年儿童活动行为既不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也不完全受家庭社会实践或者社会结构条件的影响。造成女孩子较少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可能是“性别隔离”（sex segregation）对活动形式的影响。

影响体育社会化的社会因素

如上所述，社会环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用体育的社会化。那么，我们的问题是，究竟那些具体的社会因素会影响体育的社会化呢？下面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家庭影响因素

青少年、儿童的社会环境起始于家庭。而且个体童年的成长过程有大部分时间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度过，所以父母不仅会影响儿童参加体育活动的社会环境，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儿童首次参加体育活动时，一般是由家长带领，并在整个的参与过程中都离不开父母的鼓励。有关研究表明，父母的鼓励会直接影响孩子参加体育活动。也就是说，孩子接受父母的鼓励支持越多，越有可能参加体育活动。其中父亲的影响要大于母亲的影响，特别是父亲对体育的兴趣与孩子参与体育活动的频率存在着高度相关。这种现象可能是与传统意义上的“性角色刻板定势”有关。即父亲在通常情况下比母亲参与体育活动更频繁，这样，父亲的体育行为实际上为孩子的体育参与环境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的角色参与模式。

关于家庭因素对体育社会化的影响，研究还显示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具体来讲，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远远大于母亲的影响，而父亲对女儿的影响仅仅略大于母亲的影响。有趣的是，研究发现，对于善于交际的男孩子来说，兄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姐妹的影响（甚至大于母亲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善于社交的女孩子中也表现为同性效应。这样，演绎地假设推出姐妹对于女孩子来说应该是重要的信息，影响其体育行为。但是，研究发现却是女孩子的体育行为更多的基于兄弟的影响。这样，似乎更说明了体育的性角色模式对女孩子的影响。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家庭成员对善于交际的女孩子影响要大于男孩子。基于这一事实，有研究人员建议，为了鼓励女孩子参与体育活动，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来帮助她们克服社会倾向的性角色刻板定势。从研究的数据上看，虽然还没有提供有力的直接支持证据，但目前的相关研究似乎表明这种干预的演绎推理是有道理的。

总之，实证性研究表明，家庭对孩子的体育参与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父母的作用大于孩子间的作用，而且，父亲的作用尤为重要。那么，为什么会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呢？基于研究发现，父母的性别可能并不是关键，而父母的体育实践应该才是一个潜在因素。一般来讲，父亲过去的体育实践经验多于母亲，主要是因为其年轻时获得体育活动参与的期望和鼓励较多。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假设，如果母亲过去和现在的体育实践经验要多于父亲时，母亲对孩子体育活动参与的影响应该大于父亲。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能会问父母对孩子的体育社会化影响，究竟是取决于角色模式，还是社会期望，抑或两者都有？换句话说，父母对孩子的体育社会化影响应该是基于孩子的成就意识，自己参加体育活动。在此基础上，父母提供参与机会，并表现为对孩子能力的期望。运用成就态度与信仰的社会化观点，或许可以回答以上问题。具体地讲，Parsins等以五年级至十一年级的学生和其父母为调查对象，就父母对学生的成就、自我概念和有关的信仰的影响进行了问卷调查。虽然研究不是直接针对体育的，但也反映了一些相关的信息。该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的成就期望和信仰表现为性别的刻板定势，并中介地作用于孩子的成就自我概念。也就是说，当父母表现为对孩子的能力信任时，孩子的自我概念和期望就会受到激励，而且这种激励要远远大于孩子自己过去实际成绩的影响。另外，父母的角色模式似乎对孩子的自我认知、任务认知、实际成绩影响并不大。这样，推而广之，如果父母相信自己孩子有能力从事体育活动，并且让孩子们知道父母的这种信念，将会营造有利于孩子参加体育活动的家庭氛围，而且，这个家庭氛围可以通过父母的直接鼓励和肯定来增强。但是，值得提醒的是，这种家庭氛围也可能因为父母迫使孩子参加自己不喜欢或不愿意参加的体育运动而产生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足以使孩子的体育稳定动机转化为非稳定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最终减少孩子的体育活动参与动机。

学校影响因素

有研究表明，学校可能并不是孩子最初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环境。但是，学校应该是儿童学习运动技术的重要社会环境。例如，孩子在学校与同伴参加篮球运动，可以学到新的篮球技术，通过平辈间的互动促进参与的程度。而且，教师对孩子体育社会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学校作为体育社会化中介的另一个显性特征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物理场所。特别是中、小学校为孩子提供运动训练，是孩子们在体育方面成功的主要场所。而且，有研究显示，孩子在这一时期的体育成功远远大于学术成功。

从另一个方面讲，学校的体育环境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归属感。对于学校的全体学生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学校体育运动队的知名度来获得自我荣誉感。对于一个社区来说，学校声誉在一定程度取决于学校的体育成绩。当然，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的社会要比中国的社会更为显著。而在中国的社会中，家长可能更看中的是学校的学术声誉，这也是不同文化国家的体育认同社会化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

平辈影响因素

在少年儿童成长期，一般地讲，年长的孩子可能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依赖别人的观点。有学者对8～18岁孩子的自我判断依据进行了观察，当问及孩子“谁最了解你”时，76%的8～10岁孩子回答是母亲（6%回答是父亲）；但是，对于16～18岁的孩子来说，只有31%的调查对象回答是母亲。当问及孩子“你有多聪明”或“你有多好”时，24%的8～10岁孩子依靠自己来判断聪明或好的程度；然而，有69%的16～18岁孩子的回答是依靠自己的判断。同时，研究还表明，好朋友的影响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总体上讲，这些研究揭示了，虽然少年儿童对“我是谁”和“我怎样”的自我判断信心会随年龄增加而增加，但仍然会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别人的观点，特别是对于自己有着重要意义的人。这种现象在体育的社会化过程中也会观察到。事实上，体育与朋友、群体是有密切关系的。早在1957年，Helanko就曾发表了有关少年儿童体育活动参与的研究，后来成为体育社会化的经典研究。在该研究中，Helanko把体育定义为有组织的群体活动。他认为，一个孩子一旦参加到体育活动中，就自动地成为体育活动影响的主体。而且，在该群体中的状况要取决其运动的技术水平。后来，许多学者通过观察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有研究发现，许多体育明星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来自朋友的鼓励；有观察研究还发现，当学生希望结交更多的朋友时，通常更倾向于选择体育活动，而不是学术活动；还有的研究观察发现，以女孩子体育著名的学校会吸引更多的男孩子参与体育活动，等等。虽然这些研究显得过于陈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来推翻平辈的作用在体育社会化中影响的观点。

一般地讲，对于群体性体育活动（如篮球、排球等），孩子们通常更愿意与朋友一起参与。有研究发现，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朋友越多，越倾向于参与体育活动。但是，男孩子中的这种现象并不存在线性增长的关系。具体地讲，如果一个男孩子有一个朋友，参加体育活动的可能性为49%；有两个朋友，参加体育活动的可能性会达到81%。但是，当大于两个朋友时，参加体育活动的可能性增加就没有意义了。在西方国家体育活动与平辈朋友有关的研究还表述，约90%的孩子放学后或周末会与平辈的朋友一起参加体育活动；71%的男孩子和47%女孩子会参加学校以外的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这些统计数据说明，平辈和朋友对体育活动参与的可能性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当然，这些研究还不足以区别朋友和平辈的作用。同时，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些关系。

在这里，我们也许感兴趣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平辈影响来促进体育社会化一类的问题。例如，如何利用平辈影响，让更多的女孩子参加到体育活动中等问题。如前所述，在体育活动参与中，存在着“性角色刻板定势”，使女孩子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远远不如男孩子。这样，当与传统观念相悖的时候，朋友的参加和支持显得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到体育社会化的情景中，可以解释为，在传统相信体育活动是男人游戏的社会中，为了让更多的女孩子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就需要来自更多的朋友支持。这一观点主要得益于其他社会研究领域的启发。例如，在有关吸毒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发现，朋友中吸毒人数越多的环境，越有可能染上吸毒的习惯；同样，Kandel在1978年曾对一些非社会道德活动进行了观察，发现这类活动的初次参与和维持都需要来自同类人群的支持。虽然体育行为对于女孩子来说并非与社会传统不符行为，但传统观念期望程度并不像男孩子那样高。所以，来自朋友的鼓励越多，才越有可能参与体育活动。正如Iso-Ahola和Hatfield指出的，女孩子要成为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就需要更多的信息资源来克服自己在过去体验中的刻板定势。在体育社会心理学的领域中，有大量的研究指出平辈和朋友的支持有利于体育活动参与。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平辈影响效应和父母影响效应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结合。对于青少年来说，由于父母的交流会随着孩子的成长逐渐从生活中撤出，这样，平辈群体友好关系的影响会超过父母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平辈朝向”（peer-oriented）的孩子要比“成人朝向”（adultoriented）的孩子更具有反社会行为的倾向，自我否定的情感也更强。这样，在没有成人指导的情况下，这类孩子就容易产生反社会行为。这些研究发现建议，成人应该多关心孩子，不要让孩子独处或放任无原则的平辈的交流。为了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人应更多地鼓励孩子参与健康的体育活动，为他（她）们营造一个和谐的体育社会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