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特性与中日文化交流

四、日本文化特性与中日文化交流

关于日本文化的特性，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国内外学者专家有许多研究，并有很多例证来说明日本文化的特性。日本是一种容不同体系并存乃至混合于一体的多重文化。这种例证很多，例如政治上新旧制度的并存、衣食住方面的和洋合璧，宗教上的神佛双重信仰，占常用日语词汇一半以上的汉语词，等等。

日本人对不同性质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是日本多重文化产生的原因。日本人生活在一个未受到过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外来侵略、并可根据需要摄取外来文化的环境中。

日本文化还具有均一性的特点。它不会因地区、宗教或者个人差异而不同，可以说，大致是均一、等质的。日本国土狭窄，在狭窄的土地上居住着众多人口，而且，长期以来，如日本人连一些生活上的细枝末节都受到国家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本人养成了凡事以国家、集团优先的思维习惯，这也正是产生文化均一性的原因。

日本文化的特性之一，还有它的日本化。即日本人具有将外来文化日本化为我所用的能力。平安时代，日本人将汉字日本化，创造出假名，于是，诞生了《源氏物语》等杰作。镰仓佛教也是被日本化的一个例证。6世纪传到日本的佛教在镰仓时代脱离了外来宗教的色彩，成为日本的佛教。它宣扬符合日本人的独特教义，其宗教活动得到民众的广泛信仰。日本文化中的现实性也是日本文化特性之一。日本人讲究现实，重视个别事物甚于普遍性的概念，例如将佛教转变成注重现实利益的宗教也是如此。再如，成为江户时代幕藩体制的理论根据的儒学，也是在应用方面、实用方面优于理论方面。现代科学中，日本人在原理应用及商品化方面表现出的能力强于探索原理的能力，也是非常明显的。

日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明治维新以前，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大化革新就是以中国为样板的；日本的文字、绘画、礼仪、建筑等方面，无不带有中国文化的烙印。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更多地从日本方面吸收营养来发展自己，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及当今的改革开放，中国都从日本吸取过有益的经验。近代之后，日本率先打开门户，中国也借助日本这个平台，学习吸收了很多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学艺术。无论世事如何变换，中日之间的文化交往始终不曾间断。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发展，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流中是少有的。日本文化的特点是善于吸收，具有“杂”的性质，而且在吸收外来文化后，能很好地消化改进。

中日两国文化联系历史悠久，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则在不少方面接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主要的一个特点，这种相互影响延至今日，且仍在继续。但是，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多么频繁，相互影响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很盛；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

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日本也表现出一种矛盾与统一。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20世纪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与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日本文化的特性上，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应该认为，总的来说，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

日本文化具有多元并存性，由于日本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舶来品，因此也难免会有冲突。比如神道教与佛教之间，还有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之间，都多多少少存在矛盾。而这些矛盾在日本的不断发展中一一得到化解。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秉承着和魂汉才的态度，不断向中国学习借鉴。日本的长崎对荷兰开放期间，荷兰的自然科学以及基督教义传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进入和魂洋才时代，达尔文的进化论及西方哲学纷至沓来。这些文化教义依然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与佛教并存。

现代日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有趣现象。在幼年时期，小孩子们在七五三节（11月15日）会在父母的带领下到附近的神社祈福。青年时期举办婚礼的地点，多数是在教堂，青年男女在神父的见证下共结连理。组建家庭之后，家中必然是长幼有序，以忠孝思想持家。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在去世之后，家人会请僧侣前来家中主持道场。人的一生之中会和各种宗教发生关系，这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罕见的一种文化现象。

日本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这也是其特点之一。它是将各种不同的文化要素聚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文化。日本文化的特点就在于不排斥其他各种不同的要素，而是努力吸收、同化，即把外来文化加以消化吸收，并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形成日本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保持了日本原有的传统文化。这一点对于日本民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中日两国深层的本质文化是具有共性和特性的。中日文化之间曾有种种迷雾，认清日本固有的文化特征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准确认识和科学理解日本文化特征，更好地理解异文化，为中日交流和友好努力。

如今的中日文化交流传统领域长盛不衰，新兴领域方兴未艾。以往中日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文物、书法和传统戏剧方面。近些年，拓宽到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赴日演出的大中型文艺团体在80～100个；举办大型文物展览10～20个。还有旅居日本的1000余中国艺术家，他们活跃在每个城镇和乡村。中国文化在日本可以说是月月有出展，周周有演出，日日有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是加强两国人民友好的重要纽带。1956年3月23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创立，协会宗旨是“推动文学、艺术、学术、报道、体育运动等广范围的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是以法国文学家中岛健藏、话剧导演千田是也、作家井上靖、作曲家团伊玖磨等为中心创立的、以促进日中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为宗旨的民间团体。成立之时，日本和中国之间尚未建交，日本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取得护照也常常遇到阻碍。当时访问中国必须路经香港，在香港办理入境签证手续之后，经过广州才能到达北京。全程需要三天的时间。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广泛地团结了要求日中友好的日本文化界人士和团体，组织统一战线及基地开展活动，为1972年的两国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于1971年开展的被称为“乒乓球外交”的活动、1972年开展的“上海舞剧团外交”的活动，至今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长期以来，中日文化交流在增进两国关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温家宝总理和福田首相将2008年确定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并就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文化交流应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与欧美相比，可以说，有着比较相近的文化背景，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有利条件，但也正是由于具有这些有利的基础条件，让双方忽视了对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与本国文化的差异。貌似相同的文化，容易使人们误认为相互理解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状态下，一旦出现分歧，比与欧美人更容易发生误解甚至产生敌意。其实，中日两国从较浅文化层次上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到较深文化层次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都很不一样。因此，通过文化交流加强沟通，增信释疑，促进了解的重要性，在今天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中日两国领导人出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需要，共同倡议举办了“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通过举办这些有重大意义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两国国民的相互了解，加深了感情，为今后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基础。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应把“轰轰烈烈”与“润物细无声”相结合，主动开展交流，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目前，日本政府在1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事务所（日常工作和举办的活动与文化中心相似），在海外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在北京设立的事务所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还在成都等地开设了“文化角”、“中日友好之窗”，对宣传日本文化，加强海外对日本的了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当前中日关系的现状赋予中日文化交流以特殊的使命，官方、民间友好交流、商业运作等各种方式结合起来的文化交流机制，与日本的文化机构建立广泛的联系，积极开展对口的、大规模的、深入的文化交流，加强中日文化交流的力度，将更有利于中日文化的交流。同时，积极发挥日本民间团体和友好城市的力量，以及各地方和各领域的友好组织和机构。中日关系虽然出现过风风雨雨，但这些中日友好的团体长期以来开展友好交流的工作从未停止过。中日两国之间，有200多对友好城市，其数量居各国之首，充分调动“友城”间交流的积极性，对整体的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极大的补充。充分利用友好团体和“友城”关系这一平台，将使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和宣传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有一个现象应该注意。即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创并发展中日友好事业的老人相继故去，还健在的也大多年老体弱，有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已不具备当年的实力，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参加者往往老面孔多，新生代少，友好团体和华人圈参加的比较多，日本主流社会的参与明显不足，这样的交流已经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早已进入了“大文化”交流的范畴，交流的对象也更加广泛，除文化艺术团体外，日本的媒体、大企业等从事文化交流的也越来越多，并有一定的实力。尤其是近年来，一批战后出身、与中国没有渊源关系的新生代正崛起于日本政坛，或成为各领域的中坚力量，其中有不少人不了解中国，也有人对中国抱有偏见，尽管如此，绝大部分人还是承认中日文化的特殊关系，对彼此的优秀文化有认同感。因此，文化交流进入这些领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要开拓更加广泛的交流领域，需要通过有着特殊渊源关系的中日间文化的沟通，才有助于消除隔阂和偏见，促进两国间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更好地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

中日文化交流正在进行中，但中日友好事业却面临着新老交替时期，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已是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刻不容缓的大事，在两国关系出现波折时期，思考中日关系的未来，中日民间交流显得尤为可贵，青少年间的各种交流更是寄托了各方的期待。特别是青少年文化交流显得更有现实意义。青少年文化交流有自己的特点，开展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活动，不断地加强文化对话，在加深了解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推进中日青少年的文化交流，为开辟中日关系良好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近几年，中日双方都策划开展了很多青少年文化交流的项目，如中华全国日语演讲大赛，大学生日文作文比赛，俳句大赛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中日文化交流是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具有很深的意义。对我国来说，促进文化政策具有很大的培育文化产业意义，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中日文化交流值得期待。日本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植根于民间的友好是中日关系的根基。中日两国要想推动彼此关系的发展，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继续发挥民间主渠道作用，特别是民间友好团体的作用。日中友好团体曾在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日本，主张日中友好的团体不计其数，诸如日中科技交流协会、医学交流中心、气功协会、武术太极拳联盟、少林寺拳法联盟等团体。专门从事与中国进行交流的民间团体，最著名的有7家，它们是“日中友好协会（以下简称日中友协）”“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协会”和“日中友好会馆”，人称“日中七团体”。

日本民间对华友好团体的建立经历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1949年，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内山完造等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同年，部分日本政治家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1950年，日中友协正式宣布成立；1954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第二个高潮是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后，日中经济协会成立于1972年；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成立于1973年；日中协会在1975年成立。

文化与政治是相联的，中国开展民间外交，也离不开文化交流。民间外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介绍中国。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开始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其外交的理论根据。2005年，胡锦涛主席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概念。现在，文化外交被摆在了仅次于政治、经济的中国外交的第三大支柱位置上，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外交手段。

中日建交30多年来，中日友好交流在民间是有基础的，民间的沟通和两国人民的了解都越来越深入。2007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团体在北京举办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大型招待会。两国各界人士代表共约600人出席招待会。

2007年4月10日，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中国首家中日交流之窗，在四川—广岛中日友好会馆设立，它设立的目标是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好交流。2007年5月16日至20日，由省友协主持举办的“2007中日友好文化交流周”在成都揭幕。中日双方代表出席并致辞，共同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2007年在日本山梨县甲府市，也成功举办了“日本成都文化周”，当地民众尤其对成都市的三国文化和川菜感兴趣。甲府市市长宫岛雅展对三国文化推崇备至，是诸葛亮的忠实粉丝，在他的办公室里就放着一个在成都买的诸葛亮塑像礼盘。他说：“诸葛亮在日本妇孺皆知，他是智慧的象征。”在日本成都文化周现场摆放着110幅精美的图片，这些图片反映了成都的历史文化、旅游、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只要来到现场的人，都会被这些图片吸引，并在图片前合影留念。

2007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西红柿种子。赠送礼物的是一位普通的日本农民。5个月前，温家宝访日时，曾做客日本农民长滨义和家，并亲手在院子里种上两颗西红柿苗。自那以后，长滨曾给温家宝写信，告知他西红柿的成长状况，并收到了温家宝的亲笔回信。如今在长滨精心培育下，西红柿苗已经生根、发芽、并已硕果累累。中日友谊就像培育的西红柿苗一样，已生根、发芽、结果。

作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组成部分之一的中日文化交流具有很深的意义。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也具有很深的意义。对中国来说，促进文化政策具有很大的培育文化产业意义，作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外交手段，中日文化交流值得期待。

中日两国互为近邻，“一衣带水”其实有很深刻的含义，两国文化深层的“根”是相连的，两国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难以割舍的情感。中日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既要考虑到两国文化的差异，又要寻找其共同点，充分认识到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民族性，更要注重在沟通彼此心灵的交流方面下工夫，发挥文化交流深层次的作用。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应下大力气学习和研究对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产生这一方式的文化根源，使文化交流真正促进人与人的交流。文化交流最好的选择是心与心的沟通，客观地了解、认真地对待对方的文化，用文明的方式传播文明，沟通彼此的心灵，才能增进相互的理解，推动中日文化交流走向新的未来。

【注释】

[1]程裕祯著.中国文化要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2]王晓秋.中国学生留日110年历史的回顾.欧美同学会，2006-4-30

[3]渭渠.彼此包容相互感动——中日文化交流感言.人民日报，2005-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