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一、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会中发展、壮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总是相互的、双向的，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如此。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友好交流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特别是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更是表现了文化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性。中日两国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达到了发展各自文化的良性状态。

日本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不同点，两国间被推断为几乎没有文化交流，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那时渡海很困难。但是，在中国进入秦汉时代时，日本的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产生了弥生文化。中国秦汉王朝的建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统一国家。这对于周边各地区给予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的弥生在这时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得到发展。

日本弥生文化在日本各地传播开来，中日间的直接往来也渐渐开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写了下去。提到古代的中日交往，人们都会想到徐福东渡的故事。

在中日初期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徐福东渡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战国至秦汉时代流行的方术，曾使齐威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对长生不老之药梦寐以求，方士们描绘的“海上仙山”更使他们魂牵梦绕。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和《封禅书》载：秦始皇东巡琅岈，刻石颂毕，齐人徐福（书中作徐市）上书，称海上有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要求带童男童女渡海求仙，于是，秦始皇派徐福率领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并说徐福得平原广泽，而后称王不归，百姓悲痛相思。但徐福究竟去了何处？书中并没有讲明。至晋代陈寿《三国志·吴书》才说到徐福到达的是檀州，但这檀州究竟是哪儿，有的说是台湾，有的说是琉球，也有的说是日本。

唐宋以后，中日交往频繁，开始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定居的观点。据五代后周时的僧人义楚认为，秦时徐福率领童男童女居于俄国，子孙皆称“秦氏”。明代的日本僧人绝海中津到中国来，在诗中也提到“熊野峰前徐福寺”^[1]，说明至少在明代日本已经祭祀徐福。徐福到日本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其后，便有人撰写《徐福东渡的故事》、《访徐福墓记》等，都言之确确地说徐福在当年渡海到了日本，开辟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徐福是否真的到了日本，这可能是一个历史的悬案。但中日之间的交往开始得很早，这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近年来的徐福研究，已成为中日关系中的热点，而且考定徐福的家乡在今江苏省赣榆县的徐阜村。“阜”即“福”，当地在秦汉时临海，是古代的一个重要港口。而在日本新宫市还保留着徐福及其侍从人员的墓和徐福祠，每年八月都要举行隆重的大祭仪式。前日本佛教协会会长道端良秀博士，曾亲自在和歌山县的新宫市探访徐福墓，在建于松林中的方士徐福墓前，稽首礼拜。熊野一带的仁人志士曾经聚会，成立了徐福史迹保存会，并且举行过盛大的徐福来日两千年纪念活动。历经两千年的悠悠岁月，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方士徐福，已经成为中日友好的牢固纽带，实在令人感慨。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史书《史记》记载的徐福的故事相信它不可能是杜撰的传说。徐福东渡日本的事迹未必一定要确证，也未必就是事实，但无论如何，徐福是撰写公元前中日文化交流第一页的最重要的人物。徐福东渡作为中日友好交流的一个象征是值得人们记忆的。

值得提出的是，徐福东渡也是近年来中国学者非常关注的问题。1982年在中国的地名调查中于江苏省榆赣县金山乡发现了徐福的故乡。1984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罗其湘、汪承功的论文《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与考证》，发布了这一发现。1985年连云港市成立了徐福研究会，1986年5月在赣榆县举行了徐福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徐福研究》的刊物。1987年在徐州又举行了首届全国规模的徐福学术研讨会。现在关于徐福故乡的考证为赣榆县金山乡之说大体上已没有异议，而《史记》中关于徐福的记载的可信性问题，也由以前的被视为传说，而倾向于视其为事实。对于徐福是否到达日本的问题，中国学者大体上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徐福到了日本；二是徐福未到日本；第三种看法认为《史记》的徐福记载是大陆居民移民日本的一个反映。徐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如文献考证问题、民俗学、考古学、航海学等。

除了徐福东渡的故事可以使我们看到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外，在日本民族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到初期两国间的交流。这一点在前文归化人与汉字中已有记述。在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对大陆新文化的吸收，即从徐福东渡、渡来人以及汉字的日本传入等内容来看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其意义在于可以促进两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和异质文化的融合，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许多故事，其中典型的有徐福的传说，这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移民对日本文化的贡献。金印的历史，也是汉代交往的实证。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东汉光武帝曾经赐给日本倭奴国一颗“汉委奴国王”的金印。这颗金印于两百多年前出土，现藏于日本福冈的市立博物馆。这件重大的历史发现，曾被广泛引为中日交流的重要证据。据说，1784年时志贺岛农民甚兵卫整修农田水沟时发现此印，后来福冈藩的儒学者龟井南冥看出金印的重要性，因而献给了黑田藩。明治时期以后，这颗金印被指定为国宝，一九五四年再定为一级国宝。1979年黑田家将金印捐给福冈市，现收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中国“后汉书”有如下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十七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所以历史学家也都据此认为，这颗金印应该来自中国。现在在可以在览博德湾的高地上，参观金印公园。

在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后人记住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计其数。以下这些著名的人物，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他们作为中日友好交流的先驱者和开拓者，是不应被人遗忘的。

隋代中日使节的互访，主要的历史故事中的重要人物是小野妹子与裴世清。小野妹子（おののいもこ，生卒年不详）是日本飞鸟时代推古朝的外交官，出身于近江兹贺郡的小野贵族。名小野臣因高，中国名苏因高。607年作为第一次遣隋使携带国书来中国，受到隋炀帝接见。608年由文林郎裴世清为使，陪送回国。归国途中，因隋帝国书为百济人所夺，被处流刑，后得推古天皇赦免。同年裴世清回国时，又作为陪送使，再度来中国，携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同行者有高向玄理、南渊请安、旻等留学生、学问僧，前来考察中国文物制度。609年归国。

日本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是一个盛举。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4世纪中叶，大和朝廷大体上统一了日本列岛，日本国王曾多次向中国南朝政权遣使朝贡，并请求授予封号。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公元600年、607年、608年、614年），这是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统一国家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是日本统治者采取主动积极态度，派遣大型文化使团直接吸收中国先进文明的开端。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

公元618年，唐朝灭隋，建都长安（今西安）。唐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同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けんとうし），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有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末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符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

遣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育人才。818年，峰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革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他到中国留学时，只有十九岁。后来他作了唐朝的官吏，起了中国名字晁衡，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四年。阿倍与唐朝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人的友谊是极为深厚的。一次晁衡要求回国，众友纷纷赠诗送别。阿倍的船在海上遇风暴，中国朋友误以为他遇难了，都很悲痛。李白沉痛地写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公元742年，日本政府派人到扬州大明寺邀聘鉴真及其弟子东渡。弟子们害怕渡海风险，起初无人答应，而年过半百的鉴真却毅然说道：“为了弘法传道，何惜身命！”在他的感召下，有21人愿意跟随师父赴日。但是，在12年中，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虽五次失败，鉴真双目失明，九死一生，但是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于753年12月20日抵达日本。日本的官方、民间佛教界对鉴真的到来极为重视，为他设坛授戒。756年孝谦天皇任命他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759年，鉴真及其弟子们苦心经营，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此后即在那里传律授戒，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763年鉴真在唐招提寺逝世，享年76岁。鉴真五次开航都失败了，第五次在大海里漂流了十四天，到了海南岛。五次东渡共三十六人遇难。鉴真在海南因受暑热患眼疾而双目失明，同行的日僧荣睿病死。但鉴真与同行的另一日僧普照毫不动摇，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毅然第六次起航，终于成功。那时鉴真已六十五岁。东渡历时十多年之久。鉴真到达日本，除讲授佛经外，还将盛唐时期中国的医药知识、建筑艺术、书法绘画等……传入日本，随同大使、副使来的还有学者、学问僧、留学生、画师、医生、工匠、水手等。郭沫若曾赋诗盛赞中日交流的友好历史：“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

前驻日大使王毅，就在2006年中国文化节上讲到，将“华流引入东瀛”。他在此番讲话中提到了“空海”。空海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位遣唐使。在日本西面一个叫福江的小岛上，后人为空海建了一座庙，内有一块大师手书的石碑，上刻四字“虚往实归”。王毅对这四个字印象深刻，即“空手而去，满载而归”。这四个字不仅反映了空海大师的真实心态，也是当时中日交流的生动写照。

圆仁是入唐求法巡礼的日本和尚，日本入唐求法的高僧，在近十年间足迹遍及中国七省，用日记体裁写成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之一。983年入宋的裔然是东大寺的学僧，因从中国带回宋版大藏经及天竺传至中国的释迦像而闻名。

宋元时代，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尤其是僧人充当了重要角色，宋初来华的日本和尚裔然，即是一位典型代表人物。中国官修正史《宋史》的《日本传》，竟有一半多篇幅是记载裔然入宋经过及其献书内容的。

裔然（公元938—1016年），是日本平安京人，俗姓藤原氏。幼年即入奈良东大寺为僧，后升到请灯大法师位。公元983年乘宋朝商船赴华，从浙江台州上岸，经扬州抵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984年初，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召见了裔然师徒。裔然首先呈献日本铜器10余件，以及自己编的介绍64代天皇名字、事迹和日本地理的书籍《王代年纪》，以及日本制度典籍《职员令》各一卷，还有中国已失传的佚书《孝经郑氏注》等两卷。宋太宗还向他询问日本国情，并授以法济大师称号。

裔然留宋三年，走遍了汴京大小寺院，还参拜了五台山国清寺和洛阳白马寺。985年回日本时，带回了大量中国佛教经典，特别是宋太宗所赐最新刻本开宝敕版《大藏经》一千多卷，推动了日本的佛经研究和刻板印刷事业。他从中国带回的物品中最珍贵的，就是至今仍保存在京都嵯峨清凉寺内的旃檀释迦像，现已被定为日本国宝。佛像体内还封存大量中国文物，其中有一千多年前的绢制人体五脏模型，对研究古代东方医学有重要价值。他还带回一幅十六罗汉图，现藏清凉寺，据说是最早传入日本的罗汉画。

荣西是中世纪日本的著名僧人，传播饮茶之风的日本禅师，著有《吃茶养生记》。中国饮茶习俗传入日本后发展为茶道。

荣西从21岁起便决心到中国去留学。经过数年准备，1168年4月，28岁的荣西从博德（今福冈市）乘商船出发，踏上留学之路。一星期后，抵达中国的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此时中国已进入南宋时代。

1187年4月，47岁的荣西再次启程前往中国，4月25日到达宋朝都城临安（今杭州）。数年之中，荣西积极学习佛法，卷帙浩繁的《大藏经》，他就读了三遍。荣西在中国时，适逢宋朝遭遇大疫，荣西奉诏祈祷除疫，因而被赐号千光。他还参与了万年寺、大慈寺等寺院的维修工程。1191年秋天，荣西回国。

荣西在中国时，正值饮茶之风盛行，文人常以斗茶为乐。僧人们则以饮茶来驱除困倦，保持健旺的精神研习佛法。荣西显然也被饮茶文化所倾倒，研读佛典之余，还热心学习有关饮茶历史和茶的种植、制作、饮法、功效等方面的知识。荣西回到日本后，除了宣传佛法、创建佛寺外，还热情地介绍传播饮茶风习。他把从中国带回的茶种种植在筑前国脊振山（今福冈县与佐贺县交界处），获得成功。荣西还送给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将其种植在寺旁。为了在日本更广泛地传播饮茶文化，1211年，71岁的荣西将他在中国学到的有关茶的知识撰写成书，这就是《吃茶养生记》。由于此书的问世，对日本饮茶之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荣西也被尊为日本的茶祖。日本接受中国茶文化，结合日本固有的文化艺术，在16世纪初，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道”仪式，流传至今。饮茶风习源于中国，早在三国两晋时士大夫中已流行饮茶之风，盛唐时更遍及全国。中国茶叶在奈良时代已传入日本，但当时日本饮茶风习只限于宫廷贵族、留唐僧等阶层，茶叶主要靠中国输入，很难普及到民间。荣西将中国的茶文化带到了日本。

雪舟画圣——明代中日绘画的交流中，雪舟画圣是一位有名的大师。雪舟（1420—1506），原名小田等杨，在日本是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画圣画僧，是日本水墨画的开山鼻祖。雪舟的绘画以山水画最为见长，人物次之，花鸟又次之。1467年，47岁的雪舟随第13次遣明使船队来到中国，与文人结识交往，又到长江及各地名山写生，临摹绘画，随后又北上，饱览壮丽山河，到北京后学习中国水墨画，吸取精华，融会贯通。这些对他晚期山水画的影响是深远巨大的。在中国两年多时间是雪舟画风改变的分水岭，他曾在北京的礼部院从事壁画制作，其作品得到当时的宪宗皇帝的称赞。

雪舟是日本水墨画云谷派的创始人，对日本画坛影响甚大，被尊为日本的画圣。他的许多留传至今的杰作如《四季山水图》《天桥立图》等，都被作为国宝收藏，也是明代中日绘画艺术交流的结晶。

流寓日本的明朝遗民朱舜水，在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明末清初，一些明朝遗民流亡日本，有的就在日本定居下来。他们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少业绩。朱舜水就是其中对当时日本思想、文化和教育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朱舜水（公元1600－1682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清军入关后，曾参加抗清复明斗争，奔波于闽浙沿海及日本、安南、暹罗诸国。1659年，他随郑成功北伐，兵败后流亡日本，这已是他第七次东渡了。他见到复明无望，从此流离不归，直到去世，侨居日本20多年。1659年朱舜水到长崎登岸时，曾遭幕府拒绝，因为当时正值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厉行海禁，不准外国人入境。筑后柳川儒臣安东守约仰慕朱舜水的道德学问，便拜他为师，并联名恳求幕府收留。安东自己节衣缩食、省出一半薪俸接济老师，师生情深义重。1665年，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德川家康的孙子）礼聘朱舜水到江户（今东京）讲学，并虚心请教政治、文化、学术问题。

朱舜水提倡实学、史学，对日本水户学派及后来幕末尊王倒幕思想的产生影响甚大。他十分注重教育，培养的学生很多都成为江户时代的有名学者。他还把中国的有关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业园艺、医学种痘等科学知识技能介绍给日本人民，并亲自设计了江户后乐园的石桥和学宫模型。朱舜水身在异国，不忘祖国故土，终生身穿明朝服装。他以自己的身教与言教，赢得中日两国人民的崇敬。

日本柔道在世界上是享有美名的。但可以说日本柔道的祖师是中国人陈元赟。陈元赟（1587—1671年），原名珦，字义都，一字士升，另有芝山、虎魄道人、瀛壶逸史、菊秀轩、既白山人等别号、笔名，余杭人。是中国明清之际杰出学者，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陈元赟幼年好学，通诗文、书法、绘画、建筑、制陶及医术。二十七岁，入河南嵩山少林寺，习武术和制陶术，并负责管理寺内陶器、药材，对医药、针灸、气功、食疗都颇有研究。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东渡日本，在日流寓五十二年，先后寄居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与各阶层、各行业人士广泛交往。在文学上，陈元赟将中国公安派文学主张和创作在日本传播，对日本文学革新起积极作用。在武术上，于日宽文三年（1626年）前后居国昌寺创编柔道，传授给武士福野正胜、三浦义辰、矶贝次郎，以后三人各形成流派，使柔道传遍日本，陈元赟被日本人奉为柔道鼻祖。

陈元赟后受聘于藩主德川义直及其长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为幕宾，教授书法、诗文，继而主持、传授烧窑制陶技艺，陶法精致，独具风格，称“元赟烧”，尤以茶器为上品，对日本茶道有影响。陈元赟还为萩津长门藩主毛利辉元太守撰《长门国志》，保存了中世纪本州岛西部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民俗资料，传播了中国方志学。陈元赟还在日本广泛行医，传播丹溪学说，颇受日本人士欢迎和钦佩，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介绍中国文化之功劳者”。陈元赟在日本著作甚丰，有《虎林诗人集》《既白山人集》《升庵诗话》《老子经通考》《元元唱和集》《陈元赟书牍》等。陈元赟崇尚民族气节，在异乡不忘祖国，多次题款自署“大明武林”人，并以故乡余杭芝山、既白山取号。

据一些中、日学者考证，中国武术直接影响了日本柔道的形成。如中国台湾学者梁容芳说：“相传元赟实传其技，然柔之为术，元赟东渡前日本似已有之。宽永中、关口柔心已以柔术名于国内。元赟之功，为改进完成柔道。元赟寓江户国正寺，浪人福野七郎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三人寓同寺，元赟授之大明捕人之武术，三人苦心研究，遂通蕴奥，遍传各地，屡有改进，渐与日本固有之柔术混合，迭今重于体育界。”（梁容芳：《陈元赟研究》，第95页）如日本讲道馆八段、早稻田大学教授山本秀雄在《柔道入门》一书中说：“在柔道各流派的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柔术来源于中国唐代拳术，是徒手形式的柔法、和法、体术、捕手、小具足、拳法等打、踢、摔、拿竞技项目的总称。到了明朝末年，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的陈元赟于十七世纪上半叶东渡日本，在江户城南国正寺，传授中国武术，致使柔道在日本广泛开展起来，从此流派也日益繁多……”（李其彪、郝承端编译：《柔道入门》，第2页）最有说服力的是，在日本爱岩山还残存一块题为《爱岩山泉法碑》刻着“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化人陈元赟而始”的碑。19世纪末，日本人嘉纳治五郎吸收各式术派的长处，经加工整理，并不断改进，创立了柔道。现已普及世界各国，并被列为奥运会项目。柔道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奥运会比赛项目，这是日本人民对世界体育的贡献，日本的柔道是从柔术发展过来的，在柔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陈元赟把中国的少林拳法等武艺同日本原有技艺结合起来，使柔道更加兴盛。

日本黄檗禅宗的始祖隐元禅师，也是中国僧人。隐元禅师是我国佛教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的祖庭。清顺治十二年，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创立黄檗宗，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隐元禅师在日本声名鹊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他所创立的黄檗禅宗，已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备受日本朝野的推崇，日本朝野皈依者甚众。不论是皇室、朝廷、幕阁、幕臣，还是各地大名、藩士、信士、庶民，他们或亲自参谒，或求诗偈、题赞，或为外护，竭尽所能援助黄檗山的经营，赞助禅师语录、诗偈集的出版。这一切，弘扬了古黄檗宗风，发展并巩固了黄檗宗与各阶层的联系，促进了新黄檗在日本的发展。日本黄檗宗在最盛时有寺院1100所，33个塔头，僧俗信徒最盛时达25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82岁的隐元禅师圆寂在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松隐堂。时至今日，日本的黄檗宗延续不断，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已经58代，仍有寺院500多家，信徒千余万，隐元禅师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隐元东渡，不仅对日本的佛教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直接传播了中国明清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食、习俗等方面，都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隐元与他的弟子木庵性韬、即非如一三人的书法作品广为世人珍藏，被誉为黄檗三笔，黄檗派书风给当时日本书法界以很大影响。新黄檗山万福寺里，一派中国情调：现在的大小三十余座殿堂都是江户初期兴建，具有典型的中国明代禅寺建筑风格。隐元给日本带去了中华医学理论的同时，还带去了民间验方偏方，促进了日本医学的发展。他带去的扁豆、莲花，至今被日本称为“隐元豆”“黄檗莲”。盛行于明代的饮茶方法之一的煎茶，也由黄檗禅僧传入日本，如今，已成为日本茶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隐元创立的黄檗文化，为日本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隐元禅师被日本民众尊崇为是“民族文化的大恩人”，他所修建的，具有典型的中国明代禅寺建筑风格的新黄檗山万福寺，至今仍屹立在京都南郊的宇治市，是黄檗文化的象征，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

为了表彰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日本宽文十三年），日本后水尾天皇在他逝世的前一天特赐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以表彰他对日本佛教和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觉性圆明国师”和“真空大师”等称号，足以显示日本皇族对隐元禅师的敬重和对黄檗宗的尊崇。1973年，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为了纪念隐元逝世300周年，出版了介绍《黄檗文化》的专集，还出版了东京都立户高校教谕平久保章的《隐元》专著等书籍20多部。

隐元禅师为宣扬佛教而赴日弘法，并在日本创立黄檗宗和黄檗文化，为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竭尽了毕生的精力。隐元禅师在日本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深远的影响，隐元禅师对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令人永远难忘。

中日文化交流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交流的范围涉及诸多方面，民间的直接交流也十分兴盛。中日交流的两国代表人物也是非常杰出的。正如王晓秋先生所说，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在远古时代，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在日本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性，这说明原始先民们早有来往。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由于冰川期的结束，海面回升和地壳变动，日本列岛终于完全和大陆脱离，但是以后仍然不断有中国内地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利用海流和季风渡海来到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从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来，这种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而且绵延不断。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个特点是范围广泛。中日文化交流极其丰富多彩，涉及文化的诸多方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文史哲、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影响深远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三个特点。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喻为做豆腐时加卤水。至今在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可见，古代中日两国各方面的交往和文化交流的程度有多高。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和其他民族的交流史上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