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体育传播

第一节　古代的体育传播

一、中国古代的体育传播

体育传播是以体育运动或比赛为载体的交流和交换信息的行为，在中国，古代体育的传播源远流长。中国古代体育传播的历史，从时间上来说，是指从体育活动的出现，到18世纪末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为止的这段时间；从内容上来说，是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并发展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所伴随的传播活动。它既包括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传播，同时还包括了在历史上民族交往过程中，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国家的传统体育传播传入我国并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的传播现象。

我们知道，传播的实质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行为的介质不单单是意义，也不单单是符号，而是作为意义和符号、精神内容和物质载体之统一体的信息。在中国古代的体育传播活动中，“信息”的概念不能用近代和现代人们所理解的体育概念和内容去生搬硬套。在原始社会，“体育”只能是具有体育的一些“迹象”，是一种“萌芽”和“起源”一类的东西。因此，体育的起源及其演变的过程，与人类社会出现的其他活动有着共同点，即它是根据社会的某些需要而产生的。当这些体育活动从远古人类的生产劳动中独立出来，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的时候，具有了军事的、游戏的、养生健身等功效与功能。

（一）从军事的角度阐释中国古代体育传播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环境并不利于带有强烈对抗与刺激色彩的竞技运动充分发展。因此，原始的朴素和谐的理想、中和融通的宽和精神，决定了中国古代传统体育的竞技性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带有强烈刺激性的形式，也就是说注重礼仪和实用性，如传统的体育项目射箭中的“射礼”，作为一种比较规范化的射箭竞技运动，同时也是周代统治者进行礼仪道德教育的形式，并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同时，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体育之中，诸多项目便是以适应战争需要的练武强兵为目的的。^[1]

以蹴鞠为例，从其作为传受双方具有共通的意义空间的角度理解，“蹴鞠”使传受双方的符号解读过程变得更加容易。传受双方在活动过程中懂得要遵守游戏规则，规则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同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导致误解。此时的规则渐渐演变为现代体育比赛必须制定的规则。

“蹴鞠”，从其明示性意义来看，是从统治阶层到平民为各种人普遍喜爱的活动；但是从其暗示性意义的角度来看，玩游戏一定有规则，否则失去了评定标准，无从玩起。这正是训练兵士遵守规则的体现。虽然中国人性情敦厚，待人宽容，但是游戏中依然能体现遵循“天圆地方”，“天阳地阴”“公正准确”、“规则严格”等一定之规，自汉开始，“蹴鞠”作为练兵手段受到空前重视。“《汉书·艺文志》记有《蹴鞠》25篇，列入“兵技巧13家”之中。可见，“蹴鞠”有严格的比赛制度，在此，其作为一种暗示兵法规则的意义出现。东汉的李尤有篇讲述汉代蹴鞠场地设备与形制的文章《鞠城铭》，其文如下：

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横对，二六相当。

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以阿私。

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

铭文前两句说明球是圆的，场子是方的，代表天和地，阳和阴。

“法月横对，二六相当。”是说双方各上场6名球员，而球场两端的球门（鞠域）像月亮一样遥遥相对。

“建长立平，其例有常。”有人认为，“长”是“队长”，“平”（古语同“评”）是指“评判员”。“其例有常”是有了初步规则。双方必须遵守。

“不以亲疏，不以阿私。”是指评判员执行规则要公平准确，不能徇私而偏袒一方。

“端心平意，莫怨其非。”指运动员要心平气和，输了球不要埋怨同伴或评判员，属于运动道德一类的内容。

“鞠政犹然，况乎执机。”是说球场上尚且有此严格规定，政府工作何尝不应如此呢？^[2]

作为足球运动的早期雏形，蹴鞠在汉代民间发展得很广泛，这篇铭文反映了在汉代蹴鞠设置与竞赛基本概况，说明游戏规则渐渐体现出规范化和竞技化的趋势。以“蹴鞠”为例，充分说明符号是意义的载体和表现形态。马球、武艺、“田径”类运动形式等，多与军事训练有着密切关系，在此不一一举例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的军事武艺比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秦汉初期实行“义务”兵役制，规定凡23—56岁的男子每人必须服役两年，每年戍边三日，这有利于军事武艺的普及；二是春秋战国以来文武分途的教育，虽然导致“为文则非武”，造成了学校教育的重文轻武，但同时由于“为武则非文”，有利于习武的专门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艺的发展与提高；三是这一时期“始以远射杀伤敌人，终以近战决胜负”的作战方式，使各种军事武艺，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骑射的发展

秦汉时期，继战国之后，为适应与精于骑术的匈奴族的作战，骑兵进一步受到重视，骑射训练也有较大的发展，并出现了不少名射手，如西汉李广的“夜射饮羽”、三国吕布的“辕门射戟”，均传为佳话。东汉空心砖上的骑射图，也描绘了汉代军中骑射的姿态。

2.习手足的手搏

秦汉时期，从“相搏”中逐渐分化出一种新的竞技形式——“手搏”。手搏又叫“弁”。《汉书·艺文志》载有《手搏》六篇，归类于兵技巧。班固称：“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强调“手搏”是通过“习手足”的练习，增强“便器械”的体能和使用器械的技巧，从而提高技术水平。

由上可知，多数与军事战备有关的体育项目均可看做是具有暗示性意义的符号。

（二）从游戏娱乐的角度阐释中国古代体育传播

游戏是实现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极佳方式。以从春秋时期已经相当普及的具有益智特点的盘上棋类游戏为例具体阐释：

根据文献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经记载，魏国的大夫大叔文子曾经用“举棋不定”这个术语。由此看出，人内传播的存在，因为人的内在传播很明显具有心理学特征，内在传播过程实质就是人的思维过程。人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神圣小天地”，这个“小天地”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人脑信息库。人脑中大量的内储信息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内向交流的活跃程度。所以可以看到一个人思维活跃、思想丰富、富于想像，其实就是这个人内向交流活跃的结果。“举棋不定”恰恰表明思考的动态过程。

与围棋相关的中国象棋，一般认为起源于兵家，据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部队的遣将布阵有很大的关系。“一将一杀、一将一闲、一将一抽、一将一捉”等象棋术语实则是战场上两军对垒的游戏化，对弈的两个人利用象棋实现人际传播，你拼我杀，有来有往，互不相让。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度高。

对弈双方的信息授受以一来一往的形式进行，根据棋局形式采取相应对策，从传播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每一方都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来把握自己的传播效果，并相应地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

另外，民俗节令中的体育活动也表现出人际传播的动机，比如获取信息、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协作关系、满足基于人的社会性的精神和心理需求以及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在众多的节令习俗活动中，大多内容不是与驱邪防病有关，就是与祈求长寿、欢娱身心相联系。其中主要内容如下：

1.踏青

先秦时，春天出游踏青已成各地的习俗。汉代基本上承袭了这一习俗，每逢春天都要举行迎春郊祭。是时，皇帝率百官举行“迎春仪”，各郡县也有迎春乏礼，同时还增加了许多赏心悦目的余兴节目。对此，《盐铁论·散不足》中载：“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抱，鼓瑟吹笙，贫青鸡豕五劳（通“牢”），卫保散赠，倾盖社场”。足见汉代春游风俗之盛。

2.竞渡

源于春秋战国的竞渡，到东汉时已初步形成习俗，人们每逢五月初五日的端午节都要吃粽子，喝雄黄酒，挂菖蒲，开展龙舟竞渡。这种习俗在南北朝后才成为全国性的节令活动，隋唐时期大为盛行，并沿袭至今，成为我国的传统体育活动之一。

3.登高

民间登高，古已有之，至汉代形成节日习俗。《荆楚岁时记》说，东汉时汝南有一个名叫桓景的人，随道士费长房游学。一日，费对桓说：九月九日汝南将降大灾，你们全家要“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桓从其言，举家登山，晚上回来时，见家中鸡犬牛羊，皆暴病而亡。费闻之曰：“此可代也”。后来的重阳登高节的典故就源于此。这个故事虽是传说，但反映出人们由于注意防病保健，反映爬山登高对身体的作用。

4.舞龙

舞龙源于祭天求雨。按古人的认识，龙总是与风雨同在，龙的出现，必然伴随有风雨的“迎送”，这便是求雨离不开龙的缘故。舞龙在汉代已流行。汉代求雨因节令不同而舞之龙也不同：春季舞青龙，夏季舞赤龙，秋季舞白龙，冬季舞黑龙。后来，由此衍生出“鱼龙蔓延”的节日，成为角抵百戏的内容之一，至今仍然是民俗节日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5.驱傩

古代的一种驱疫防病活动。作为节令民俗活动的驱傩，大约西周时已成礼制，至汉代成为“腊祭”活动的内容之—。值得强调的是，汉代宫廷举行的驱傩仪式类似今日的火炬接力：先由“中黄门”带领“子”将火炬从宫禁中传至端门外，再由守候在端门外的卫士将火炬传至等候在城外的五营骑士，五营骑士分三站，相继传至洛水，将所持火炬投入水中。其中，卫士与五营骑士皆有千人参加，分别成三路纵队高擎火炬行进，这实际上是浩荡的越野接力跑。^[3]

（三）从养生健身角度阐释中国古代体育传播

体育运动作为社会信息并不单纯地表现为人的生理层次上的作用与反作用，而且伴随着人复杂的精神和心理活动，便随着人的态度、感情、价值和意识形态，中国古代的养生健身理论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荀子就很重视快乐教育，他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他认为乐舞对发展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好处。还说：“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这是说乐舞不仅能陶冶人的情操，还能使人的形体健美，他还进一步指出：“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高格调的娱乐活动，不仅有助于身心健康，对移风易俗，净化社会环境，追求真善美方面有重要作用。^[4]

因此，早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中国体育不是单纯的健体功能，而且带有人的精神活动继而健心。

在丰富的养生实践的基础上，人们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养生主张。春秋战国时期的养生理论如下：

l.静养法：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主张静养法，具体方法有：

（1）心斋。《庄子·人间世》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排除杂念，精神专一，以意领气，使自己的心境达到空明虚灵。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气化”过程。

（2）坐忘。《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就是指静坐而内心忘记外界一切东西，这是养生的良好方法。

2.动养法：春秋战国时期除“静养”法之外，还有“动养法.《吕氏春秋·尽数》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为聋，处目则为蔑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处足则为痿为蹶”。不运动会引起一系列疾病。此外，还有动静兼养的主张。^[5]

另外，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玄、道、医、佛各家的养生理论也是百家争鸣，各有千秋，特别是医家导引术与道教练养生理论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出儒、释、道、医相互渗透发展的趋势。

1.玄学与养生

所谓玄学，就是玄虚之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儒道杂糅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玄学家们“独尚自然，反对名教”，他们宣扬达生任性，及时行乐，对儒家正统的“礼乐观”进行猛烈攻击。在生活中，他们表面上放浪形骸，狂歌醉舞，但在其背后，却深藏着对人生、生命的强烈追求和留恋。因此，他们也提出过一些合理的养生主张，其代表人物是嵇康（224—263年）。嵇康在与朋友的辩论中，阐明了自己的养生思想。嵇康指出“寿天之来，在于善求”，认为一个人的寿命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看其本人会不会“善”养其生。至于养生的方法，嵇康认为有：“修性以倮神，安心以全身。……又呼吸吐纳，服食养生”。其中不乏合理之处，但他的服食讲究“绝谷茹芝”，追求“久寿”，“并天地雨不朽”，又反映了他的神仙思想。

2.道教与养生

道教是我国本土产生的宗教，源于古代的巫术，成型于东汉末年，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成较为完善的宗教体系。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其养生思想与方法自然受道家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东晋的葛洪。

葛洪（284—364年）学兼儒、医、道，对道教理论和道教养生都有重大贡献。他的养生术分内修、外养两部分。内修方法是“涤除嗜欲，内视返听，尸居无心。……静寂无为，忘其形骸”。外养的方法有二：一是导引行气，葛洪认为导引不必拘于形式：“夫导引不在于立名、象物、粉绘、表形、著图，但无名状也。或屈伸、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这种观点别有特色，在诸多的行气方法中，他首重“胎息”，即：“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方法是：“初掌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吐之及引也，皆不欲令己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二是炼丹服食：葛洪将炼丹服食视为“长生之本”，而视导引行气为养生中的一种“小术”。他说：“屈艮神丹，令人寿元穷已，与天地相毕”。“不得金舟，但服草本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因此他特别重视对炼丹术的研究，并写下了完整的炼丹著作。炼丹服食以求成仙，虽是妖妄的邪说，但是研究炼丹，却推动古代化学、药物学和矿物冶炼的发展。唐代是炼丹服食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皇帝耽迷服食丹药，太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等皆因食丹而暴死，韩愈、元稹、杜牧、崔玄等人之死皆与食丹有关，号称诗仙的李白也曾迷恋于炼丹。这些反映出在统治阶层与士大夫中，“夕卜丹术”远比“内丹术”更为流行。

另外，葛洪还认为，“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他列举了种种伤身的情况，如“力所不胜而强举之”，“悲哀憔悴”，“久谈言笑”，“饱食即卧”，“跳走喘乏”等，为了防“伤”，他主张“行不疾步”，“目不久视”，“坐不至久”，“食不过饱”，“不欲甚劳甚逸”，“不欲饮酒当风”等，其中不乏合理的保健卫生常识。

3.医家与养生

在继承前代导引治病的基础上，陶弘景（456—536年）提出“引气攻病”法。在他辑录的《养生延命录》中说：“凡行气欲除百病，随所在作念之，……和气以攻之”。他提出了被后人称为“六字诀”的吹、呼、嘘、呵、唏、刚六个字的吐气驱邪方法。他还撰《导引养生图》三十六势，如“鸿鹄徘徊，鸳鸯戢羽”之类，各势图文相配。

隋代太医巢元方，对于导引治病也有突出的贡献。在他主编的《诸病源候论》中，阐述了1739种病候及其病因，对其中多数疾病都附有“补养宣导法”不仅导引、吐纳方法就有260多种，可以说这是对隋以前气功疗法的一个总结。

唐代名医兼道士孙思邈（581—682年），在其《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保生铭》等著述中，对导引、行气、按摩等都做了全面的整理研究。他继承了前代“动以养生”的思想，认为“人若劳于形，百病不能成”，还讲“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他还总结、创编了“育儿法”十二月摄生法”、“老子按摩法”、“天竺按摩法”等养生方法，其中“腰痛导引法”的方法是：“正东坐，收手抱心，一人于前推摄其两膝，一人后摔其头，徐蔡，令偃卧，头倒地，三起三卧，久久效”，类似今天的“仰卧起坐”。

4.佛家与养生

公元前6—5世纪，佛教产生于古印度。汉代“丝绸之路”打通之后，佛教逐渐传入我国，至封建社会中期佛教得到膨胀发展。

佛教宣扬“灵魂不死”、“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等唯心主义理论，与体育的目的和作用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佛教徒的坐禅入静在养生保健方面还有一定的作用。在长期的坐禅实践中，佛教徒也创造了亠些调息、调心、调身的养生方法。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收辑的受佛家影响的《天竺婆罗门按摩法十八势》，有明显的养生医病的作用。

另外，在玄学和道教的养生术中，都可见到佛教养生理论与功法的影响和痕迹。^[6]

各家各派的养生理论虽方式方法不尽相同，但是其养生的根本在于调节心境，又内而外，习者的养生功效是其人内传播的功效，是通过人的能动的意识和思维活动的结果。在养生方法中，不难看到人内传播虽然表现为人的生理机制的活动，但其本质则是人的意识对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动反映，它同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自古至今，人们积极寻求养生方法说明人内传播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一种积极能动的行为。

二、世界其他国家古代的体育传播

古代世界历史，是指公元前4000年前后到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之前。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造成了古代体育发展中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古代东方教育中的体育传播

以古代埃及为例，其有专门培养上层社会子弟的贵族学校和军事学校，从司芬克斯遗址的一块碑文记载可知，当时这类学校的教授内容，除文化课外，还有射箭、划船、跑步、驾车、骑马和驯养战马等。

古埃及自由民十分重视自己子弟的教育，不仅强调道德和智力的培养，也十分关心身体健康。古埃及人对安全分娩、婴儿养护、疾病治疗已有系统的知识。孩子从出生起，便受到各种保健护理。婴儿开始学步时，父母便让小孩光着身体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户外尽情地活动、嬉戏。幼儿时期，给孩子玩各种玩具。少年阶段，玩蒙面猜人、捉迷藏、骑人马、滚铁环、抽陀螺、玩球戏等体育活动。青年时期，到户外做游戏和各种球类活动，参加跑跳、拳击、摔跤等强度较大的体育活动。比赛活动培养了古埃及青年团结合作，遵守纪律的品德。古代西西里史学家底奥多尔说，“古埃及人的生活方式仿佛是由一个按照身体健康的需要来确定生活制度的高明医生拟出的”。

但是，古代埃及社会等级森严，各种职业都是世袭的，以法老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不仅占有生产、生活资料，而且垄断了文化教育和体育。考古资料表明，卫生保健设施仅见于宫廷和贵族住宅。平民阶层由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身体训练各有差别：军人及其后代注重军事技术的学习，农民子弟着重农耕技术培养，手工业者的子弟主要限于作坊劳动操作技巧的掌握。这些活动虽然对人体有一定影响，但很难使身体得到全面的发展。不难看出，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通过传播，人们保持既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所以一名古埃及自由民或是宫廷和贵族的后裔从出生到长大成人是沐浴在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体系当中。在等级森严的世袭社会，其体育传播表现出浓重的组织内传播色彩。组织内传播的正式渠道，指的是信息沿着一定组织关系（部门、职务、岗位以及隶属或平行关系）环节在组织内流通的过程。这是一种与组织的正规角色、地位网络相联系的，严格按照组织正规的权利、职能结构、等级系统和交流渠道等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

在古代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体育传播及古代印度的体育传播都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二）古代希腊体育传播

以斯巴达为例，其实行全民皆兵的策略，一切活动皆以军事为出发点，不重视文化教育。斯巴达的每个儿童都属于国家，婴儿一出生就要经过元老的严格检查，体弱有病的婴儿被扔到山谷里去，只有健康合格的才交给父母代国家抚养。7岁后被送往国家设立的学校接受教育，直到成年。

为把人人都培养成为能征善战的战士！斯巴达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施行不同的体育训练。12岁以下的儿童，主要学游戏、投枪、掷重物、赛跑、跳跃、角力和游泳等，有时也学音乐和舞蹈，特别重视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培养；12岁以后重新编组，进行更加严格和强度更大的训练，让他们整年穿单衣、睡草垫，食物简单粗糙，鼓励到希洛人住地去偷盗，如被发觉还要受惩罚。年满18岁的青年参加埃费比士官团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在军官的带领下经常去袭击希洛人，以此培养杀人嗜好，加深奴隶对斯巴达人的恐惧，防止奴隶造反；20岁时宣誓效忠国家，开始服兵役，30岁才获得公民权，可以结婚，但仍然住兵营，直到60岁年老体弱为止。斯巴达妇女也要经常参加军事训练，为的是能生育健壮的后代，能在男子出征时担负起守城的任务。

由以上分类看出，斯巴达的体育传播特色更强调群体传播，所谓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包括了有某种共同社会属性的间接社会集合体，如性别、年龄层、职业、阶层等等，他们以群体为单位实施共同的目标。与古埃及的组织传播不同的是，从成员的互动来看，在群体中，其成员的互动虽然也要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但这种规范并不是很严格，活动的余地较大。在组织中，成员的互动是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的，这些规章制度一般都很严格，并且往往是形成文字的。而且在群体中，具有以“我们”意识为代表的主体共同性，如“我们20岁的青年开始服兵役”、“我们30岁获得公民权，可以结婚”。

（三）古代罗马体育传播

在古代罗马前期，体育对讲求现实的罗马人来说，仅是体态匀称、动作协调优美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锻炼是为了战斗，军中严格的训练使青年人具有帝国必需的道德品质、强健的身体和军人素质。

到了古代罗马中后期，军人逐渐职业化，普通人不再参加军事训练。奴隶主上层只需要擅长演说和辩论的人才，文法学校、修辞学校应运而兴。罗马公民过着腐朽的享乐生活，对体育的军事价值和道德目标已不感兴趣，只热衷于举办豪华的竞技活动，观看残忍激烈的角斗和模拟海战，或为了个人健康和消遣娱乐而进行一些轻松的活动。专门的角斗学校在教练的严密监督下，对身强力壮的年轻战俘或逃亡不遂的奴隶，进行刺杀和摔跤训练，以养成供奴隶贵族和平民观赏取乐的斗士。

在这里，“体育”已经成为“观赏取乐”的符号，其暗示性意义说明古代罗马体育已经失去体育的宗旨，变了味道。

（四）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体育传播

公元前776年，在阿尔菲斯河和克拉德斯河汇合处的奥林匹亚举行了第一届古奥运会。此后，每四年一次在8月前后举行，会前由伊利斯城邦选派三名纯希腊血统的使者，在宙斯神殿前举行宗教仪式点燃圣火后，分赴希腊各地通知运动会的日期和注意事项。特使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欢腾。按照神意各地都实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希腊全境沐浴在和平之中。奥运会前一周，各城邦派出使节和体育代表团从四面八方涌向奥林匹亚，竖起一个个帐篷，形成一个热闹的帐篷城。各城邦的官方代表参加各种外交活动，商人展销商品，艺术家展出作品，诗人吟诵诗歌，学者发表演说……整个希腊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俨然成为和平、聚会、外交、展销、表演、演说等区别于体育活动的代名词，约定俗成的这些活动借用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中介达到传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