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江南文化之根

稻作，江南文化之根

陈　益

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有一位叫神农氏的圣哲，为寻找充饥的植物，经受了“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艰险历程，最后在荒野中选出了黍、稷、菽、麦、稻，从此华夏大地开始种植“五谷”，一直绵延至今。

其实，稻作的起源，比神农氏生活的炎黄时代早得多。

国内外自然科学、史学、农学家，对于稻作的起源始终各持己见，纷争不息。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一方面肯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水稻是从印度传入的。日本学者星川清亲也说水稻栽培起源于印度。另一位日本学者加藤，则将籼稻命名为印度型、粳稻命名为日本型，这种观点流行一时。直到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距今7000年前的稻谷遗存，才改变了水稻起源于印度奥里萨邦、印度支那的湄公河三角洲或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平原沼泽地、云贵高原的说法。

20世纪90年代后，在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地区发现了年代比河姆渡遗址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均在距今7500年至9000年。甚至还发现了和稻作有关的1万年以前的遗址。

考古发现一次又一次证明，水稻的源始不在别处，恰恰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迄今为止出土的100多处稻作遗存，绝大部分在长江流域。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迹、浙江浦江县上山遗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迹、浙江萧山跨湖桥遗迹、余姚河姆渡遗迹、余杭良渚遗迹和江苏阳澄湖畔的草鞋山遗址、绰墩山遗址……揭示着稻作农耕的不同发展阶段。

稻作起源于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水稻种植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这已经形成了共识。

最近，我有机会参观河姆渡遗迹博物馆，再次引发了对稻作起源问题的思考。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经过C14测定证明，绝对年龄已有6700多岁。那些谷粒属于晚籼稻，形态上与野生稻有了很大区别。同时出土的还有不少精制的骨耜——一种用属蹄类动物肩胛骨制成的翻土工具。这证明，当时的农业不仅改变了食用野生水稻的状况，更跨过“刀耕火种”阶段，开始耜耕。考古证实的江南水乡农耕技术，超越了我们的想象，改变了教科书上的记载。

许多专家认为，稻作的起源以及水稻的进化，有几个最基本的要素，如四周有野生稻的大量栖息，人们对野生稻的生长规律有一定认识，随着人口增长，光靠野生稻的采集已不能满足食物需求。在紧迫的食物供应压力下，人们的智慧被激发出来，开始摸索、试验野生稻的驯化和人工栽培。原始水稻农耕就这样诞生了。不难想象，智慧是环境的产物，食物供应压力是农耕文化诞生和进化的根本动力。

回想起十几年前，我接待过参与草鞋山遗址考古的一支日本考古队，与他们有过一些交流。他们由宫崎大学教授藤原宏志和大阪大学、金泽大学的专家组成，获得了日本文部省的经费支持。那时，日本通过多种学科的结合，进行水稻田考古，稻作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们发现的包括东京弥生町遗址在内的一百多处遗址，只有二千年历史，仅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

日本的国土，由险峻的山地和狭窄的平原构成，气候温暖湿润。这样的风土环境不适合畜牧，却适宜水稻种植。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明，是同水稻种植一起开始的。学者们不能不承认，日本的水稻种植，是从一衣带水的中国传过去的。

傀儡湖畔的绰墩遗址，与草鞋山遗址隔湖相望。我经历了最初的几次考古发掘。根据已出土的文物可以确定为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层（距今6000年—4300年）。从马家浜文化层中淘洗出了大量碳化米。这充分说明，这里早在6000年前就开始人工种植水稻。考古学家在研究中发现，碳化米具有长粒型、椭圆型和中间型多种形态。粒型的大小与野生水稻相差无几，但是粒型的变异比野生水稻大得多。他们推测，那时候的水稻被人类栽培的时间还不长，属于原始栽培的水稻，处于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过渡阶段。在土样中还检测到芦苇、竹子、芒草等水田常见的伴生杂草，这说明了当时栽培的粗糙。

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时期原始水稻田遗存，包括水田、水沟、自流井、蓄水坑、灰坑等等。这些遗存构成了简单的农田灌溉系统。从出土的石器中不难看出，当时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工具，是穿孔石斧、石凿、骨锥、陶网坠，而不是石犁、耘田器、石镰等较为先进的工具，这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从渔猎、采集为主的游民生活过渡到择地定居，农业经济逐步替代渔猎采集经济，并发展到以稻作经济为主，渔猎采集为副的阶段。

有关部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了绰墩遗址的原始水稻田情况，引起了教科文组织官员的高度重视。绰墩遗址的原始水稻田，将作为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的“金钉子”工程，认真保护，深入研究，为世界水稻发展史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料。

我不想探讨哪个遗址出土的原始水稻田更早。面对绵远深厚的文化积淀，任何功利心都是那么苍白。

江南稻作文化源远流长。在遥远的古史中，当尧帝站在一个山头上，与他的大臣们商议，要不要请鲧担当理水的重任时，他的面前呈现一片汪洋。汹涌而至的洪水，淹没了土地、房屋和丘陵，卷走了禽兽。人们被迫扶老携幼迁往高亢的山岭，采集树林里的野果充饥。尧帝皱着双眉，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在滔天的洪水前，人的力量显得何其单薄，何其软弱涣散。

鲧勇敢地接受了理水的使命。大难当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然而，他千方百计地移山填土，试图用壅塞的办法，与洪水决斗，没想到洪水势不可挡，好容易筑成的堤坝，倾刻间就被冲跨了。鲧只能无奈地接受失败的命运……

其实，在尧帝之前的很多年，今天长江中下游一代，便常常为海水所浸漫，是一片泽国。

地理学家们说，在新构造运动中，处在强烈的新构造振荡性下陷地区的江南古陆，大幅度下沉，地表不断为河流、湖泊和海洋的沉积物所覆盖。在距今200—300万年时，仍处在陆相沉积环境中。第四纪更新世以来，曾发生过三次严重海浸。最后一次海浸距今约16500—13000年，这使今天的太湖平原成了一片汪洋大海，直到全新世以后，才随着海退而逐步形成陆地。

岁月漫漫，在地球艰辛的转动中，长江南岸反曲砂嘴与钱塘江北岸砂嘴汇合包围，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四周高中间低的碟形洼地。又经过很长的时间，洼地脱离海湾环境而形成泻湖。此后，泻湖逐渐淤积，形成浅洼平原，湖群慢慢封淤，变成了沼泽。

这时，已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

禹继承父亲鲧的事业，站在了治水的前沿。他变壅塞为疏导，终于取得了成功。夏禹治水，凿江排涝，太湖流域始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局面。震泽，是太湖的古名；三江，指的是太湖进入东海的三条主要泄水通道——吴淞江、娄江和东江。至今，三江仍然在不断拓浚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但太湖水系始终在变化中。北宋后期水利学家郏亶、郏乔父子在他们的《水利书》中记载，苏州一带除太湖外，还有昆承湖、阳澄湖、沙湖，却没有提及水域不小的淀山湖和澄湖。

公元八世纪以后，随着全球性冰后期海面的升高，和三江所处的太湖平原（江南古陆部分）的不断沉降，使河流的比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三江之水的流速大大减慢，以致江水所挟持的泥沙常常在河道内沉积。在海潮汛期，原来宣泄太湖水入海的三江，反而变成了海水内浸的主要通道。正如郏亶所说：“欲东导于海反西流，欲北导于江者反南下。”海水甚至一度逆吴淞江而上，倒灌至苏州城东一二十里。潮水所挟持的泥沙，大量地在河床内堆积，从而使娄江、东江相继淤塞。连“深广可敌千浦”的吴淞江，到宋代时也逐渐淤浅变狭，下游的宽度足足缩小至原来的十分之一！

太湖之水宣泄不畅，导致太湖流域常常内涝成灾。据史书记载，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六十三年间共发生了七次大的水灾。特别是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发生的那一次，洪水之大，冲击力之猛，波及范围之广，是有史以来罕见的。水灾殃及镇江、建康、宁国府、广德、寿春和湖庐等广大地区。

从太湖流域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玉器、动物遗骸、植物碳化种子以及汉代、宋代的水井等等文物，我们不难想象，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又至汉宋时期，这一带洪涝灾害频繁发生，部分陆地下沉为湖，又经历了升而复降的几个阶段，终于由草甸土壤环境，演变为水乡泽国。

这，便是江南水乡形成的过程。水成为江南泽国的灵魂。它使广袤无垠的大地海涵春育，生机盎然，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当海水渐渐退去，地表不断露出，形成了局部封闭洼地。六七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开始在地势比较高的区域垦荒种植水稻。显然，适宜生长在潮湿洼地甚至是沼泽之中的水稻，最初是野生的。先民们发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和喜水的生存特点，开始在水边的土地上垦荒，将它人工种植。他们用的是火耕水耨的方法，先是把生长得很茂盛的荒草杂树烧掉，以石犁石刀为工具，耕翻土地。灌溉则是依靠自流井或天然池塘。耕作的土地用过一年后，会将它撂荒，休而不耕，以此恢复地力。

《礼记·月令》篇中，有“烧薙行水，利以杂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强”的句子。它所描述的正是人们“火耕水耨”——在放火烧荒之后，引水灌田的情况。大禹治水时，“尽力乎沟恤”，说明我们的先人已经从水流的规律中得到启发，发明并掌握拉沟渠的灌溉技术。《诗经》中有“彪池北流，浸彼稻田”的句子，意味着那时已经有了人工开挖的水塘，为稻田提供水源。原始的水利灌溉系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稻作文化，说到底是水文化。水稻的人工种植，大大加快了江南水乡史前文明的萌发过程。

从大禹凿江排涝开始，人们就不断地与洪涝灾害进行不倦的斗争。到了唐宋时代，人们对水利建设有所重视，千方百计疏浚河道，筑堤围田，减轻洪涝水患。明清时代，兴修水利，抬高田身，更是为统治者们所看重。“凡圩岸皆如长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画”，“江南三月草长，则刈以踏稻田，岁岁如此，地力常盛”。古籍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词句。这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如何通过治水降潜，因土种植，合理轮作，增施肥料等措施，调节土壤中水、肥、气、热的动态派平衡，以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

江南水乡今天仍盛行的稻麦轮作制，其实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治水改土，逐步形成的。从野生水稻到人工种植水稻，先民们探索了上千年。圩田的建设和水稻一熟制的方式，从汉代开始，经过六朝，到了唐代才逐步形成。而稻麦两熟制起始于唐代中叶，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引种了三麦，直到宋代才得以稳固。此后，又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和发展……

如果说，稻作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太湖流域文明的主体，那么，水无疑是稻作文化的灵魂。水曾经肆虐横行、咆哮奔涌，给大地带来了灾难。但聪慧而又勇敢的人们亲近了水、理解了水、驾驭了水，终于让江南水乡变得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亚里士多德说过：“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水稻不仅比随时可以采摘的芋、薯、香蕉之类营养丰富，它的播种、耕耘、收获，必须严格遵循自然规律。耕作者必须细心观察季节、气候、日、月、星辰等等的自然现象，根据变化来确定自己的农时。天文、历法、算术、符号和文字之类，由此渐渐产生。江南稻作地区的人们，温厚而不失精干，坦诚而不失机敏，柔韧而不失坚毅。从他们的谈吐和思维方式、服饰和走路姿势、风俗和生活习惯，都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水稻对于人们的精神影响是无形的，却又是深刻的。没有哪种植物凝聚了人们如此多的心血，也没有哪种植物与人如此生死攸关。

江南文化，就这么衍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