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之根与生存之本

天人理想中的大地精神：整体主义方法的存在论之根　中国哲学经典著作《易经》，可谓博大精深。它集中国文化的精髓于一体。而易书的全部文字描述都是对一个简单的阴阳八卦图的解释。这个阴阳八卦图的基本框架坐标则是五行——即以土为圆心的木、火、金、水坐标框架，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原始意象即地土之象的显现。

在人类历史中，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对土的崇拜与敬畏倾注如此的赤诚之情。在中国人的生存事务中，对黄土的崇拜和敬畏升格为一种虚极的图腾，并以绝对禁忌的方式维护和固持之。几千年的专制王朝竞相迭替不休，但对黄土的祭拜与崇敬，几乎成了帝王江山稳固、王朝兴盛、万民祥瑞的表征。北京尚在的地坛与天坛遥相对应，构成了中国文化由地及天并由天笼地的绵绵历史道路的真实缩影。皇天后土，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绵绵不断地重演着把帝王政权与地土拉上关系，并用以地土为基始的五行运作来解释帝王权力的顺天承民，这种为以野蛮的暴力和血腥的屠戮方式夺得的统治权力寻求终极依据的奇特做法，集中显现了中华民族生存的原始意象——地土之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本能化照耀：作为种族祖先的原始生存意象的地土之象，它深深地扎根于种族繁衍之中，不折不扣地生成为种族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生存、繁衍、发展的不竭想象之源、思想之源、方法之源、力量之源，因而它是神秘的，更是神圣的。

以地土之象为基底和凝聚核心的阴阳五行说，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框架，也构成了中国哲学体认世界、追求天人相合的根本方法论。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没有宗教激情，没有上帝崇拜，没有救世蓝图，唯一所敬畏的是地土之象：敬天崇祖，是中国人的本分、义务和责任。但这里的“天”并没有获得西方文化中的“天”的宇宙含义和宗教创世含义，它只是地土之象的虚幻对象性形式：“天”只是“土”的另一种比附性表达形式。因此，“敬天崇祖”的本质含义是畏天崇土！由于“天”只是“土”的另一种神圣化的对象性表达形式，所以，敬天崇祖的准确表述恰恰是“敬土崇土”。

“敬”的隐含意义是“畏”：敬来源于对对象的高不可及并自愧不如的心理体验和心理表象。因此，没有畏的心理情绪的产生，则不可能有敬的心理倾向的获得。土地的神秘和神圣，不仅使人产生敬崇心理，同时也使人产生惧畏情绪。根据汉语表述力求生动、避免语义重复的基本文法规律，“敬土崇土”中的“敬”实际上是对“畏”的褒义化：“畏土崇土”，这才是远古中国人的真正自然体验；“畏土崇土”，这才符合地土之象的整体体验图景。由此不难发现，中国人的天宇观本质上是一种地土观；中国哲学的自然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大地精神，这是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质之处。因为，西方人的天宇观是一种宇宙观；西方哲学的自然精神是一种宇宙精神。客观地看，宇宙精神重无拘无束的想象和神情飞扬的思辩，这是西方之所以能产生人文宗教、创造科学，注重于世界存在的形而上学思辩和追求理性精神的文化土壤；与此相反，大地精神则重循规蹈矩的联想和功利章法的注释，这是中国之所以难以产生出相对独立的人文宗教，难以注重于实用技术发明的科学总结，并从根本上淡漠对世界存在的形而上学思辩，只热衷于追求整体领悟的直观感觉对一切存在对象的指控——的文化土壤。

天人理想中的血缘情结：整体主义方法的生存论之本　在人类的远古生存时代，由于自身智力、能力微弱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每一种族的生存繁衍都经历了一段漫长而黑暗的苦斗时期。在这个时期，个人只有依赖于群体的合作才能抵御大自然的严酷和动物世界的残酷生存角逐，以保最低限度的生存安全和最低程度的生活资源的满足。在这个时期，人类生存合作、团结和群体结集的本能性凝聚力非它，即是血缘亲情。在尔后的进化发展中，由于人的主体性生存能力逐渐获得提升，大群体结集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开始了分化，但人的个体能力还不能构成真正独立的条件，因此这种分化也只是从大群体生活瓦解为小群体生活，这种分化和重新集聚的根本依据和条件仍然是血缘，即部族血缘。人类进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永恒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为了适应宇宙世界的进化律令，为了在充满血腥和吞噬的动物世界中求生存安全，他必须进化（即发展）自己；同时，为了消除有限和匮乏对自身生存的威胁，他必须壮大自己，征服对象，发展自己。因而，人的进化洋漾着无可比拟的主体意志、进取精神和创造激情。在这多重因素的激励下，人的进化很快迈上了个体能够独立面对对象世界的生存境界。这时，部落式的群体结集生活面临着新的分化，这一分化和重新结集的依据仍然是血缘，即人类生活从部族血缘走向了血缘宗族道路。

血缘宗族生活关系的产生，为人类进化迈向近代文明阶梯铺平了道路：由于其直接的血缘关系，宗族与宗族之间，其内部成员的体魄、智力的差异就显得特别的突出和重要。宗族成员的体魄强壮、智力优秀，不仅体现为一种最实在的先进生产力，而且对新的更为优秀的生产力——即下一代宗族成员的繁衍与生产奠定了基础。这两个方面的优势，使宗族的生存处于一种快速发展之中，“社会财富”产生了，这就是集体劳作所获得的生活资源在当下性消费之后产生了剩余。

“社会财富”是一个异常迷人的字眼。它象征权力、地位、等级、富有、高贵、智慧、主体能力、创造意志、理想、冒险、奋斗、年青……正因为如此，个体的主体能力也在社会财富的诱惑与激励中走向了独立。个人亦可以凭借强壮的体力、灵活的思维、熟练的生存技巧而独立生活，并为积累更多财富而开始了对自然世界的冒险和竞争，血缘宗族纽带对宗族成员的凝聚力逐渐减弱，个人能力和对财富的创造与积累的多少成为新的凝聚力。

一般地讲，血缘和财富，相对人向自然生存的历史现实而言，是一种权力。但前者只是一种生产权力，它标志了人的生存只艰难于生存自守状态，并且，血缘权力的缔结，也严重地阻碍了人向外部世界，尤其是向非宗族成员之间的横向交流。而剩余财富的产生则产生了财富权力，财富权力由此演变成人的基本生存权力。这一生存权力性质的变化，不仅使人冲破自然对人的空间限制和时间限制，使人的生存走向了对狭小的实在直观时空的超越，把生存的历史性时空和生存的预设（想象）性时空（未来时空）有机地统一在实在的直观时空之中。同时，财富权力的产生，使人的生存走出了血缘宗族结集的封闭圈，开始了对非宗族成员之间的生活交往、交流、竞争与开发。这样一来，以财富权力为凝聚力、为动力杠杆的人的社会获得了产生，为社会财富的加速度积累和种族文化的飞跃性发展铺平了道路。

社会财富的产生，必然使血缘宗族纽带失去其组织结构群体和社会的基本功能，但人类各民族的文明进程总是要受其特殊的地缘因素的制约。这种特殊的地缘因素决定了血缘纽带在不同种族的生存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尽相同的。生活在地中海海岛上的欧洲各民族，面对动荡不息的蓝色大海，其赖以栖身的岛屿在云吞雾吐的海浪夹击中，既无辽阔的博大，也无静穆的和谐，有的只是狭小与动荡不息。这就促使欧洲各民族的生存始终遑惑于一种动荡难安、忧惧不已的原始冲动之中，从而生成出一种海天之象的原始生存意象，这种独特的原始生存意象本能地燃烧起对现有的无根无基的狭小岛土的企求拓展的激情，煽旺起对迷茫天宇的困惑。前者过滤为欧洲人的冒险精神、创造精神、开拓精神；后者的体验提炼为对宇宙起源、对大自然的神秘造化展开理性探索的形而上学追问品格。因而，在欧洲文化的生存进化中难以找到肃穆静默，难以有恬淡平和，更难以产生自大自守、知足常乐的人伦风格，有的只是个人的不懈追求，包括冒险、创造、开拓。个人的这种努力，不仅改变了个人，而是改变了社会，改变了整体。因而，海天之象的原始生存意象，构成了局部动力学生成的土壤，亦构成了局部动力学向整体动力学推进的原动力量。中国人的生存道路恰恰与此相反：剩余财富的产生，并没有实现对血缘化的组织结构功能的取消，相反，而是把血缘纽带上升为财富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形式，并让其通过政治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

整体主义的血缘宗族观念之所以在远古中国人的历史中如此顽强地生生不息，最终在于它深深地扎根在地土之象的文化土壤之中：高原黄土虽然有狼烟四起的尘沙卷起种种神幻无奇的景象，但相对静默肃穆的黄土地，它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一种怡然自得的安全感、安宁感总是不时地抵消着虚级的天宇的奇幻。不安的忧惧心理最终被静默肃穆的黄土地那博大悠远的坚实、稳定所取代，自足自守、恬淡适然、平和恬淡的情趣由此构成了远古中国人的基本的生存倾向。在远古中国人的生存世界里，由于静默肃穆的黄土地这种外部自然处境的迫压感相对淡漠，它又反过来强化了内部的人为处境，强化了血缘宗族关系：在地土之象的笼罩和滋润下，血缘亲情不仅是一种群体结集以求生存的组织结构方式和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存理想、一种永相依赖和眷恋的美好生存蓝图。因为血缘亲情本质上是一种非自主情结、一种依附情结。这种非自主的依赖情结的生成固化之源恰恰是地土之象，因为地土之象给予人的是一种生存的整体感、整体的安全感、祥和感：地土之象所激发人对黄土地的整体性敬畏与崇拜，最终落实为对血缘宗族之整体的固守，并由此开辟对已有的一切的自守与依恋之路。

敬畏、崇拜、守护和眷恋黄土的实现和展开形式，却是血缘亲情：血缘亲情产生于黄土，扎根于黄土，尘烟笼罩的黄土地向人世无限地展开，又不断地把人送进黄土。因此，血缘亲情是人与黄土共命运、同呼吸的脐带。在地土之象滋养中的中国人，其群体主体形象无论怎样明晰与确立，其剩余财富无论怎样不断产生和日益积累，都不可以抛弃血缘纽带；相反，它将更加自觉地把血缘亲情升华为一种终极蓝图、一种社会理想、一种“恋象怀土”的永恒象征。

财富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权力。在地土之象笼罩下的中国人看来，财富的产生和日益繁荣，不是人的主体意志的产物，也不是人向自然开拓、向天宇求索的结果，而是对高原黄土的适与守的恩惠。因而，财富不应该成为人的私有化的基本生存权力，更不能成为组织和结构社会的基本形式，它只能成为社会所共有的一种生活资源。并且，这种以剩余积累方式形成的生活资源只能在血缘亲情的调控下进行个体分配。这样，由于剩余财富的介入，血缘宗族成员之间不仅产生保护与被保护、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也产生了管理、分配与被管理、被分配的关系。在宗族内部，剩余财富始终在公有的名义下为宗族首领所掌握和分配。财富不仅是一种权力，更滋生出种种野心，即宗族首领获得了对公有财富予以绝对占有和支配的权力。当这种公有权力事实上沦为少数人的私有特权时，少数人（宗族首长）则必然把血缘宗族亲情上升为一种宗法制度，并以此制度来确保自己对宗族公有财富的绝对私有性占有，来实施对宗族成员的绝对规范与控制，这一形成过程即是血缘宗法制度的产生与全面确立。血缘宗法制度的产生，巩固了宗族首领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起了宗族首领们的生杀权力，同时也为宗族首领带领和驱赶宗族成员走向更大规模地创造新财富铺平了道路，为宗族首领在宗族之间的社会化融合中走向新的社会政治权力舞台角逐创造了伦理道德基础。

血缘宗法制度之所以能产生并获得宗族组织秩序和社会政治结构功能，不仅在于中国人对地土之象的神圣体验所形成的共同文化心理磁场的巨大凝聚力，更在于血缘宗法制度具有一整套符号地土之象的原始文化意象精神，满足和强化了这种原始文化意象中的自守情结、依附情结和非自主情结的伦理秩序。这一整套符号化的精神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充满无限张力的生存论方式和实践论操作方法体系，这即是长幼有序、上下有节、内外有别的严格等级秩序和以血缘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父家长为首领的家长专制制度。前者规定了血缘宗族辈份的神圣地位：血缘辈份是通向宗族首领宝座的唯一桥梁，任何人都不可以投机取巧的方式，跨越血缘辈份而人为地入主宗族首领阶层。后者规定了家庭的生活秩序：家庭是宗族的细胞和构成的基础，家庭秩序的井然有序，则是宗族稳定的基础；家庭内部的调节者是家庭首领父家长，父家长地位和权力的确立仍然是血缘辈份。在家庭内部，任何人同样不得以任何形式窥视父家长的地位。因此，以血缘辈份为内聚力、以父家长和宗族首领为两级权力制度的血缘宗法制度是绝对神圣的不变之法。它之绝对神圣不仅体现在其本身的严密性上，而且还体现在它给予了宗族成员都可能登上权力舞台提供了最现实的希望，因为血缘辈份和父家长相对生生不息地繁衍本身来讲，它不是恒常不变的，而是在恒变中流转：今天的儿子将成为明天的老子，昨日的晚辈份可能是今天的高辈份。血缘辈份对人的流动转换，事实上为每个宗族成员预设了可喜的权力前景，由此也培养起了中国人的另外一种生存品质，即隐忍度时、委曲求全的人格。并且，这种心灵人格又恰恰是血缘宗法制度所期求的。在隐忍化的血缘宗法生活中，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往往并不在前半生实现和展开，而是在后半生。因而，中国人特别看重后半生，特别注重对老年的发挥。对中国人而言，社会总是属于老年人的，时代的节奏始终是老人化的，生活的变化只能遵循老人风格。在中国人的生存历史与现实中，很难有一腔自然之情的创生品格与开拓精神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隐忍、自守和知足往往成为生存的主旋律。这就是整体动力学方法如何达向对局部动力学方法的统一的内在生存秘密。

在严谨的血缘宗法制度生活中，当宗族在财富积累中发展壮大而形成宗主国时，登上王位的宗族首领非常自然地将这一套本属血缘伦理和私德领域、只具有伦理性质的血缘宗法制度原封不动地横移过去而形成一整套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专制制度。虽然如此，但帝王们对所强夺的王道权力和地位，是绝对不能凭借血缘的解释来确立的。因为血缘辈份更多地具有人为的规定性，而一切人为性质的因素都不利于独一无二的君主地位的神圣化确立。因此，帝王们不得不另求新的解释方法，所以地土之象则成了君王们想象中的全新的最终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法不仅是整体动力学的，而且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因为地土之象的幻化表述形式是天宇之象，天宇之象是地土之象的虚幻形态，它把对高原黄土的直观把握引向了抽象玄思的道路，从而赋予地土之象以无所不包的神秘与神圣。宗主帝王们向地土之象祈求灵感的直接现实是五德始终观念的产生，五德始终观念的秘密之处就在于以直观的地土之象去比拊虚拟的天宇之象，以地土之象中运行的五行之德去配套神圣不变的虚幻之天。这样，宗主帝王们的权力和地位获得了超越血缘宗法解释的绝对非人化的神圣性质和神秘性质。这是历史上的帝王们总是要为自己的权力获得寻求一种五德循环解释的根本理由，这也是宗法君主们后来干脆弃王称“帝”、喻之以“天子”的最终解释依据。

天子即上天（即“天帝”）之子：天帝繁忙，人间庶务托其子代管。天子庶务人间，其根本目的是引导人间万民走向生存的极乐世界，即“亲亲”的礼乐社会。它以血缘为基础，以礼为规范，以仁为途径，以乐为目的。仁者，爱人也。爱人之秩，即上下有节、长幼有秩、内外有别；爱人之秩，更在于在家事父，出门事君，并且事父必孝，事君须忠，为孝要悌，为忠则恕。孝悌、忠恕，构成了齐家治国的体现。但齐家治国的最后归宿与目标却是维护王权统治，因为君即是天，君的理想和行为，都是天意人间的具体展现，任何个体的任何行为都必须遵照君的意旨，实现君的指令，只有这样人才能真正走向君，才可能真正走进“天”并融“天”于一体，所以，“天人合一”的另一基本含义是“君人合一”、“帝人合一”。

既然人的生存目标是天（君），其直接的现实是家长，那么，人的进门与出门都必须按他人的意志而行为。这样一来，人既没有独立的主体性，也没有求创生的生存土壤，更没有开拓独立、自由的生活之路的权利，一切都只有遵从他人（君王和父家长）的意志循规蹈矩，隐忍自守自足，这既是人的生存现实，也符合地土之象的精神指向。因此，在“天人合一”精神框架中，“天”（君、帝）“人”（官）理想的指归仍然是地土之象。可以这样讲，地土之象是本体，天人理想是表现形态，血缘亲情则是联络二者使其相互响应、共为一体的纽带。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看，地土之象是本体论方法，天人合一是认知论方法，以血缘亲情为本质规定的血缘宗法运作制度，构成了中国人隐忍自守和自足的实践论意义的生存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