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辩证批评

梁　苗^[1]

摘　要：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批评论著，在国内学界却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尚未产生它应有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通过批判性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人物的著作，詹姆逊不仅将与英美哲学传统迥然不同的德法辩证传统引入美国，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学院和知识界缺席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德法辩证传统的阐述和对英美哲学传统的批判中，詹姆逊也建构起自己的批评理论框架，走向了辩证批评，为其后来进入更为广阔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领域做了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准备。

关键词：形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辩证批评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早期的三部著作，被伊格尔顿誉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但是，比起詹姆逊声名在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三部著作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和充分研究。作为詹姆逊早期思想的奠基之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通过对阿多诺、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论著进行批判性考察，不仅清算了英美哲学传统的非辩证性，也树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权威。可以说，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指引，詹姆逊开始了建构自己的批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介入了后来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及全球化问题。因此，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不仅是我们研究詹姆逊早期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詹姆逊的整个哲学思想及其整体理论指向的重要著作。

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写作背景

詹姆逊生于1934年，在他的大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学院和知识界是严重缺席的，新批评主义主宰着当时美国的文学批评领域。就在詹姆逊写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严重缺席美国学院和知识界的状况也未有改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就经济状况而言，时断时续的繁荣发展和时隐时现的衰退停滞同时存在，富人人数急剧增加，贫困人口却不减反增，种族冲突与贫富分化更加尖锐化。经济问题连带诸如不平等、政治腐败、垄断、新技术的两面性、高雅文化的衰落、现代人生存的委靡不振等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齐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种情况下，试图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作出说明的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和新理论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些新思潮中艰难地寻找发展的契机。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遗憾的是，40年代末至50年代，美国政府推行的麦卡锡主义，把高等院校中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们或者关进监狱，或者解聘，致使美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几乎中断[1]（40）。在詹姆逊的整个大学时代^[2]，美国都处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之下。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前言中，詹姆逊曾指出过，该时期的美国学院和知识界中，马克思主义是严重缺席的。当詹姆逊于60年代初开始登上美国学术舞台之时，虽然麦卡锡主义的余波渐渐消散，但美国学院和知识界中依然没有严肃地讨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

从当时美国的学术气氛来看，新批评主义（New Criticism）仍然主宰着美国的文学批评领域。新批评主义基本的思想倾向就是保守主义，即要求秩序和自律；其意识形态的根基就是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认为现实生活就是由各种固定的、永恒不变的方面组成的，永远如此，不会改变。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范式，新批评主义虽说源出于英国，繁荣于美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进入极盛期，但是其保守的基调却丝毫未变。这种批评认为艺术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应被看作是自律的，因而不应当参照作品的外在的标准来评判它，应该只对“文本”本身进行细致入微的检查，因而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服从一种封闭性的“细读”（close reading）模式，不参照任何公认的“方法”或“体系”，不汲取作品之外的任何信息，不论它是传记的、社会的、心理的抑或是历史的。简言之，它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的、直接面对着没有中介的“白纸黑字”的解读。新批评主义在战前以反学院派的“在野党”自居，但战后却几乎在所有的大学文学系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有论者说当代批评，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新批评主义。但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新批评主义在美国走向繁荣的同时，其自身的狭隘性也暴露无遗，从而逐渐走向衰落。首先对新批评主义发动猛烈攻击的是以普莱（George Poulet）和米勒（J.Hillis Miller）为代表的现象学批评和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批评。比如巴特就指出新批评主义的“文本”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可以瓦解的，我们也不可能直接面对“白纸黑字”，任何批评的立场和判断都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的意识形态，不存在“中性的”或“率真的”批评立场和评价。

其实，新批评主义的狭隘性，说到底在于它不过是形式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之所以称新批评主义是形式主义，是因为在一个基本的文学问题，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新批评主义的回答与传统形式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明白宣称形式比内容重要，甚至形式产生内容。这造成的后果就是新批评主义一步一步走向纯形式的批评，不考虑文本之外的现实，也不对社会现实作出任何批判性的研究和评论，而是埋头于纯粹的文本分析，陷于故步自封、自说自话的泥淖之中。

二、英美传统对德法辩证传统的敌视

詹姆逊认为，新批评主义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文学研究模式，更是代表了典型的英美哲学的思维传统。这种可以追溯到洛克的哲学传统的劣根性就在于它顽固地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强调对孤立事实或事件的研究，以牺牲该事件可能寓于其中的诸关系的网络为代价，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挠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阻挠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结论。“它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此处所勾勒的思维类型（即德法辩证思维——本文作者按）相敌对。”[2]（2）

英美哲学传统与德法哲学传统，它们的确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和理论体系，有着迥异的两套概念和术语以及本质上对立的方法论。英美哲学传统的反思辩偏见，不仅造成了美国人思维的片面性，也造成了五六十年代美国思想界的单一化，并且倾向于把现实作为理性的唯一标准，拒绝反思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詹姆逊指出：“对处于英美传统影响范围之内的我们这些人来说，学会辩证的思维，掌握辩证文化的基本原理，以及它所提供的基本批评武器，已是当务之急。”[2]（2）詹姆逊写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初衷就是要将德法的辩证法文献引入美国，以改变美国知识界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严重缺席的局面。

根据詹姆逊的见解，英美哲学传统的缺陷还不仅在于其哲学上的片面性，而在于其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在西方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显然是那种英美经验主义的实在论，对于这种实在论，一切辩证的思维都代表着某种威胁，而这种实在论的使命，则在本质上是对社会意识的一种钳制：允许给予经济问题以法律的和伦理的解释，用政治平等的语言来代替经济不平等的语言，用对自由的思考来代替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怀疑这种思维的方法，就其种种形式和外观而言，在于将现实分离成一些封闭的空间，小心翼翼地把政治同经济、法律同政治、社会学同历史学等因素区别开来，结果是，任何特定问题的内涵永远不可能全部看见；而且，还在于将一切陈述都局限在不相联系的以及直接可以证实的事物范围之内，以便排除任何思辨的总体化思想——这种思想有可能引发整体社会生活的某种幻象。”[2]（311-312）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职能就在于尽力回避和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存在，并且通过种种手段创造出一个“颠倒的”世界，制造资本主义是一种永恒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幻象。

因此，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辩证思维的缺席远不是纯粹学术上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并明确指出只有通过暴力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然而，正是在这两点即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频频遭到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其重任之一就是撕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面纱，将其真正面目示于公众。在这一方面，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一种非神秘化的形式，肩负着揭示并解释资本主义真相的重任。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反唯心主义锋芒和非神秘化工作，其宗旨就在于打破资本主义理性思维“颠倒世界”的符咒，辩证法的本质就是“去神秘化”，或者说是“祛魅”。詹姆逊说：“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常常处于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的‘境遇’中，我们从来就不可能仅仅是白板，真理也从来不可能存在于一个静止的系统中，它总是一个更普遍的‘祛魅’过程的一部分，这就是最简单形式下的辩护和辩证法本质。”[3]（165）

三、走向辩证批评

辩证法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在詹姆逊的分析中，它们却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任何一种能够清楚地说明问题的理论都离不开辩证法和辩证思维的运用，詹姆逊对此深信不疑。就新批评主义所涉及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而言，詹姆逊认为，我们既不能像新批评主义那样过分地重视形式，但也不能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那样过分地强调内容，强调作品的宏观文化语境，而是应该将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将艺术形式与作品的政治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走向辩证批评。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强调“整体主义”或“总体化”特征。它涉及从纯概念层面到历史层面、从观念到与之相应的实际经验的飞跃，它不仅就艺术形式本身作出说明，而且要说明一种艺术形式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原因。詹姆逊说，这实际上是辩证思维的解释学维度，“它需要对在上层建筑层面上分离出来的抽象文化事实恢复其具体的语境或境况”[2]（294），从而在思维层面上实现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内部与外部、内在与外在、生存与历史的综合。因此，“辩证思维在其结构上是自我意识的，可以被描述为在一个层面上思考一个特定客体，而在这样思考的同时又观察我们自己的思维过程”[2]（287-288）。在此意义上，詹姆逊认为，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内在特性。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詹姆逊用“否定性”来说明这一特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特性，詹姆逊指出，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22）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的本质，即辩证法的否定性维度：一方面是否定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其目的是要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另一方面是否定自身，对自身进行批判，其目的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自觉地以批判的精神来对待自己所作出的结论，以使理论与实践跟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自我意识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认识由他的阶级地位所加于这种认识的限制。在这一点上，詹姆逊显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对辩证法的否定性寄予厚望。区别在于，詹姆逊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把否定性作为哲学的本体，赋予否定性以人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而是严格地把它限定在方法论的策略中。因为在詹姆逊看来，主体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固然重要，但这不等于就否定和批判了现实的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否定和批判要从根本上进行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在此过程中，辩证法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在对辩证法的这种独特理解中，詹姆逊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辩护和捍卫。詹姆逊说，就辩证法的否定性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而非系统的哲学，我们不能期待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那里存在首尾一贯的见解，而应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对其他见解的纠正：是一种以辩证方式对某种预先存在的现象的矫正，而不是凭本身存在的实证主义多样化的学说。比如，针对布鲁诺·鲍威尔以及“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对唯物主义作了论证；针对费尔巴哈的消极唯物主义，马克思捍卫了作为黑格尔辩证法核心的积极性和相互性原则；针对绝对唯心主义和“庸俗的”机械论这两者的宿命论，马克思宣称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而针对革命派，马克思又坚称历史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在明确的限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詹姆逊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就很难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和立场，甚至会认为这些观点和立场是相互矛盾的，却不知马克思的这些观点产生于不同的历史境况。

詹姆逊也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就黑格尔而言，他的辩证法初衷也是要建立人类精神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的原则，但由于他把辩证法限制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并最终把辩证法变成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工具和环节，这就窒息了辩证法的否定性应有的批判性和无限的发展性。因此，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就只是一种相对符合逻辑的自我意识和反思，以致他赖以开始的那些问题的形式本身限制了他的思维结果。

但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非神秘化的方式，辩证法和辩证思维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毋宁说是“一场不停的战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使我们免于陷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制造的幻象，把我们从纯粹的主体性和概念中投射到现实的世界中，但是，“每当这些主体性僵化起来时，真正的辩证思维的任务，就是将我们从自己僵化的观念当中解脱出来，使我们进入对于现实自身的一种新的、更生动的领悟中去。”[2]（315）换句话说，所谓辩证法，就是不断地打破我们僵化的认识以使认识能够接近现实，更准确地反映现实。詹姆逊认为，辩证的思维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过程：它永远达不到系统真理的某种终极地点，从此它可以在那里停息，因为它注定要辩证地与非真理、与神秘化相联系，它是对神秘化的决定性的否定；针对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现实的神秘化，它永远被迫去矫正对于现实的一次次的领悟，而它自身反过来又永远处于同真实失去接触的危险之中。因此，辩证法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或思辨行为，而是一场不停地进行否定的战斗，它把一切都卷了进来，包括经济、政治、个人背景以及你自己的意识形态。詹姆逊说：“你可以在一瞬间洞察真理，但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会卷土重来，把你淹没在有关世界的种种假象以及你自己的主观愿望之中。于是你又被逐出了真理。在此，精神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类比。在精神分析看来，真理的瞬间是一种倏忽不定的、痛苦的瞬间。你注定失败，但有时却出其不意地夺回了阵地。”[3]（155-156）因此，辩证思维是“思维矫正自身的时刻，其中心灵突然退缩回来，将自身含纳于其拓展了的新领悟里，在对现实的一种新的瞥视中，加倍恢复其此前的观念，并为这些观念重新找到基础：首先，逐步认识我们的概念工具本身如何决定所取得的结果的形态和局限（黑格尔式辩证法）；尔后，在其次的、更具体的、作为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反映运动中，在对我们自己既是历史产物又是历史生产者意识中，在对我们社会—经济境况深刻历史性质的意识中，来做到这一点”[2]（316）。

四、《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学术地位

作为詹姆逊的早期代表性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詹姆逊一直致力于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人物的著作，其研究成果就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学术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学院中的在场。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将英美的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传统界定为其智性对手，将德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传统带进北美学院和知识界，“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复兴中所作的贡献可能比任何人都多”。正如霍默（Sean Homer）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被称为马克思主义70年代在美国学院中复兴的核心文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建而言也处于核心的地位，此重建乃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文化理论发展为最具挑战性和最激进的当代批判实践的思潮之一”。[5]（1）可以说，在塑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学院的在场中，《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第二，描绘了詹姆逊的思想所由以发展的传统。正如霍默所言，“只有对詹姆逊早期辩证方法的概念有一个清楚的理解，我们才能知道，他这些年来面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究竟在观念上发生了何种程度的进展和变化”。[5]（16）尽管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詹姆逊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剧烈变化的政治和理论环境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思考它的基本教义。詹姆逊就是要将这两方面工作统一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正是这种尝试的开始。也是在这种尝试中，詹姆逊“被公认为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著称的那个批判理论传统的最前卫的辩护者”。

第三，奠定了詹姆逊后来关于后现代主义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论基础。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理论生涯中那些最重要的论题及其概念参量开始形成，如“辩证法”、“历史”、“阶级”、“阶级斗争”、“物化”、“乌托邦”、“总体性”等，它们共同勾画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奠定了詹姆逊后来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何萍.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J].国外社会科学，2005（2）.

[2][美]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3][美]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英]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M].孙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注释】

[1]梁苗（1981—），女，河南镇平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詹姆逊于1950年考入哈佛福特学院（Haverford College），此学院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科学校，建校于1833年，在美国文科学院中名列前茅。1954年詹姆逊20岁时获该校学士学位，之后入耶鲁大学，1956年22岁时获硕士学位，1959年又在美籍德裔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艾利希·奥尔巴赫的指导下获得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