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和回应

罗蒂和实用主义传统的关系，尤其是罗蒂和杜威的关系是罗蒂批评者关注的问题。在《罗蒂和实用主义》（1995）、《罗蒂及其批评家》（2000）等著作中，哈贝马斯、戴维森、普特南、哈茨霍恩、莱文、卡因洛克、伯恩斯坦等哲学家专门撰写文章，对罗蒂及其与传统哲学的关系提出了批评，大多数美国哲学家对罗蒂对实用主义的解释和利用，尤其对杜威的解释和利用表示了异议。比如，在“美国与现代性之争：本特雷、杜威和罗蒂”一文中，莱文对罗蒂与杜威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罗蒂（借助于其他的哲学资源）致力于'毁杜威的哲学，即使当他自称是一个杜威主义者的时候也是如此。”^[16]因此，莱文称罗蒂“是俄狄甫斯之子，是一个装备精良、精力始终充沛、嘲弄性地佯装恭顺温良的、在代替这位哲学家兼父亲中寻找乐趣的后现代主义者……罗蒂是哈罗特·布鲁姆所谓的通过反对和替代其前驱诗人来强有力地创造自身的‘强者诗人’。”^[17]

莱文认为，科学方法是杜威晚年探索的核心哲学观念。它是疑难情景之诸冲突问题的黑格尔式解决，在根据实验结果对预定答案进行检验方面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个研究方法“是根据有效预见或根据试错来进行科学检验的杜威式程序；它是杜威的实在论；它是他的知识符合理论的形式；它是他的实在原理的形式；它是杜威神志清醒地反对感觉流、宇宙视野或各种语汇的处方。通过把研究方法看做以行动对事件的疑难情结给予反思性干扰的活动，杜威冲破了激进的历史主义和语言主义。”^[18]罗蒂否定的恰恰是杜威的科学方法，因此罗蒂背叛了杜威。在罗蒂那里，杜威被描述成“超越了科学方法”、反形而上学、反实在论、反对真理符合理论的哲学家。罗蒂经常把杜威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相提并论，把他们都看做视哲学为文学的一种形式或样式的人物。莱文认为，“这是由俄狄甫斯之子作出的对其父亲的最后替代，他按照父亲杜威作为一个哲学家想要说的东西成为罗蒂现在已经说出的东西的方式重新描述了杜威。”^[19]莱文显然对罗蒂对杜威的处理表示了强烈不满。莱文最后说：“但是杜威哲学在美国人的哲学意识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内化，并且这种情况在欧洲也一直在增长着，杜威哲学是作为对于解释和解决在现代性之科学和民主模式地平线（视野）之内的一个道德许诺生存下来的。这是杜威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想要说出的、说过的和做过的东西。这也是他留给我们杜威主义者和世界的遗产。”^[20]

在探讨罗蒂何以如此曲解杜威哲学时，莱文把罗蒂哲学的产生同60年代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运动联系起来，把罗蒂看做与德里达之流相提并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正如德里达在随心所欲地解释黑格尔中寻求快感一样，罗蒂在随心所欲地诠释杜威哲学中寻找乐趣。罗蒂把杜威的严肃的哲学追求还原为一种单纯的语言游戏。在罗蒂那里，“语汇将被看做是帮助我们处理特殊情景和特殊时间的工具。它们是我们应付特殊环境的偶然产物。但是这个特殊化的功能是它们的唯一意义。它们不是再现或表现某物的手段，不存在某语汇借助于那个手段可以先于或优先于另一语汇的中立标准。”^[21]

莱文对罗蒂哲学以及罗蒂与杜威、罗蒂与实用主义的关系的评价非常具有代表性。批评家们认为，罗蒂的教化哲学是一种庸俗哲学，如苏姗·汉克称之为“粗俗的实用主义，一种无益教化的见解”，罗蒂进一步庸俗化了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大大歪曲了杜威的实用主义。^[22]

面对上述指责，罗蒂表示了强烈不满。在回应莱文时，罗蒂一开始就说：“泰尔玛·莱文把我看做使我们远离‘知识可能性’的人，看做‘沾沾自喜地否认启蒙的整体合唱为科学方法、客观知识、有效的和可检验的真理及普遍性’的人。因此，毫不奇怪，她把我看做杜威的背叛者。我当然难以承认在这种描述中的我的观点。”^[23]他接着指出了莱文之所以这样看待他和杜威的关系的原因：“我认为你可以有知识——客观的知识——但毋须再现、实在论或符合这些东西，而莱文不这样认为。”由此，他进一步指出了他和莱文之间，实际上也是他和大多数批评家之间的两点分歧：

第一，表象、实在论、符合等观念如此紧密地相关于客观知识观念，以至于当它们取得进展的时候，客观知识观念也取得了进展吗？

第二，杜威认为它们具有那种紧密联系吗？^[24]

首先，罗蒂认为，杜威反对摹本理论的做法足以使他同表象和符合观念拉开距离。在他看来，杜威终结他称作“认识论事业”的尝试所采取的是把两类事物的图画——语言和世界、思想和实在、主体和客体——作为诸如疑难关系之类的东西统一起来的一种批判主义形式。因此他把杜威看做是一个摆脱了认识论传统的哲学家。

其次，罗蒂认为杜威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说过“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每当他谈起‘科学的方法’的时候，杜威心中呈现的就是当他们在最佳状态时——当他们以莱文列举的那些道德品德（‘乐意提问、乐意澄清和证明、乐意倾听和尊重别人的意见’等等）为榜样的时候——民主团体的类似社会实践。我像莱文或杜威一样爱好这些实践，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们会因为被称作‘科学的方法’而变得更富于智慧或更值得鼓励，并且我确实不知道它们在科学家中间比在律师或诡辩家中间受到了更加广泛的散布。如我在许多文章中说过的那样，这是真的：在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团体经常地被当作民主事业的典范，当做莱文列举的那些品德的好榜样。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假如在莱文的断言‘杜威哲学可以被看做依赖于对科学方法和民主过程的神圣化’中，短语‘科学方法’被略去的话，究竟会有什么东西被丢失掉。”^[25]

第三，就其被指责为在哲学领域一个弑父式的俄狄甫斯而言，罗蒂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一位伟大哲学家的每一个弟子都有义务为其导师区分开其教义的精髓和字面意义。这种义务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那位伟大哲学家说的每一件事情并没有令每个人都心悦诚服。结果总是这样，他或她并不是最后的哲学家——即道出了每一事物的真谛，把诸事物阐释得如此精妙绝伦以至于更深入的哲学研究不再成为必需的那个哲学家。所以后继者们不得不去解释信念不完全一致的原因——每个人不改变其信念的原因。做这件事情的唯一办法是说这些事情是这样的：该导师本该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去阐发其观点；他本来不该过分看重某些暗语（如，“科学方法”）；同他实际上使用的那套有点过时的术语相比，他本该用另一套术语；他不应该把假问题同真问题混同起来。所有这些批判性见解（事物）都被其弟子们以一种保持导师思想之生命力，导师之光辉形象，导师著作之被人诵读的眼光而说出。”^[26]

在罗蒂看来，莱文和卡因洛克等人处理杜威遇到的麻烦是，他们的解读只拘泥于字面意义，对现在的读者毫无益处。他们无法帮助读者去把握其精神。为了保持那个学说的纯洁性，他们不得不牺牲了杜威哲学的精神，牺牲了杜威哲学对现时代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