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夏民族的构成

试论西夏民族的构成

赵　涛

公元10世纪～13世纪，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在我国西北地区诞生了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西夏封建王国。立国西陲的西夏地方政权，建立于1038年，从嵬名李元昊称帝起，共传十帝。西夏最强盛时期疆域包括今宁夏大部分地区和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内蒙古及蒙古国部分地区，横跨万里与宋、辽、金鼎足而立。于1227年灭亡。西夏是党项羌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在内的多民族构成的政权。多民族成分给西夏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各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明。因此，笔者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对西夏民族的构成作综合的分析。

一、党项民族

党项为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其历史活动可以追溯到南北朝后期，但党项一词正式出现在隋唐。大体中原汉族及其建立的隋、唐、宋诸朝称其为党项，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称其为唐古或唐古特。735年古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东面二十四行记毗伽可汗17岁时曾与唐古特（Tangut）人作战，这是最早关于唐古特的记载。美国学者邓如萍女士认为，唐古特源于党项的党加上蒙古语复数词尾（-ut）。岑仲勉先生直接将唐古特译作党项。于阗文和粟特文文献也将党项称为唐古特。波斯人拉施特《史集》与《蒙古秘史》将西夏称为唐兀惕。

与宋朝同时代的辽、金政权以及后来的元朝，亦称党项为唐古、唐括或唐兀。唐括（又作唐适）即唐古，为“唐兀惕”与“唐古特”的急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辽史》有的地方称唐古，有的地方称党项，或以为“契丹为了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党项部落，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译名，将那些顺服归化了党项部落的称之为唐古，将那些尚未顺服归化的党项部落则仍称之为党项”。这种推测不无道理，不过契丹称为“唐古”的为其境内党项，称为“党项”的主要为宋朝境内党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辽两国对党项的不同称谓。

上述可见，唐古特、唐兀惕、唐古、唐兀等应是党项的异译，很可能是北方与中亚诸族沿袭了内地汉族对党项的称谓。

西夏党项人自称“番”或弥药、弥人。番，西夏文音“弥”。《文海》“番”释：“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歌颂党项羌祖先的《夏圣根赞歌》开头几句是“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第四卷“山之名义”释文曰：“番国三大山，冬夏降雪，日照不化，贺兰山、积雪山、胭脂山。”无论“高弥药国”还是“番国”，都是以党项族称来命名，它和辽朝称“契丹国”一样，反映出党项（弥药、番）在西夏的主体和统治地位。

党项自称弥药在唐宋人的记述中也有反映。阎立本《西域图》称：“吐谷浑之南，白兰之北，弥罗国也。”弥罗，即弥药同音异译。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6曰：灵州“北至碛岭弥娥川水一千里”。江苏吴县文庙有南宋王致远摹刻天文地理帝王绍运平江四图，其地理图在贺兰山居延海右近有“碛南弥娥州”一名。显然，“弥娥”二字系党项自称番（弥）的音译。

吐蕃与党项族源相近，居地相连，在语言文化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故在沿边少数民族中，吐蕃称党项为弭药（Minyag）。《旧唐书·党项传》曰：拓跋部内徙后，“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松赞干布曾娶弭药王之女为妻，后来“弭药”一词又延伸到吐蕃对其建立的西夏国的称呼。宋元丰七年（1084年）熙河兰会经略司言：“董毡遣人以蕃书来，已回蕃书，约令引兵深入摩灭缅药家。”次年十二月，权管勾熙河兰会经略司公事赵济奏言：西蕃阿里骨差首领赍到文字，译称“蕃家王子结施揽哥邦彪篯阿里骨文字，送与熙州赵龙图，控得缅药家煞点集人马，告汉家边上做大准备，早奏知东京阿舅官家著”。

综上所述，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族主要有两种称呼，一为中原汉族对其称做党项，并由此音转出唐古、唐古特、唐兀等；二为党项自称“弭药”。正因为对党项有两种不同的称呼，往往同一民族对其有两种不同的称呼，如唐代既有“党项”称谓，又有“弥娥”记述；于阗文文献称党项为唐古特（Tangut），但宋代于阗使者称其为“缅药”。

《旧唐书·党项传》曰：党项羌，汉西羌之别种也，“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最为强族”。西夏王国就是号称“强族”的拓跋氏建立的。由于鲜卑也有一个拓跋部，并且一度统治过党项羌，由此引起党项拓跋部是源自东北的鲜卑族，还是源自羌族的争议，并从唐代以来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汉魏六朝之际，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大分化、大改组、大融合时期，特别是北部草原地区，诸族分散离合的情况尤为剧烈和复杂，当时党项居地完全处于鲜卑吐谷浑领地之中，也即党项诸部一度隶属于吐谷浑政权，因此鲜卑拓跋部族中而改称拓跋氏，都是有可能的。西夏文《杂字》番姓中有西壁一姓，汉文史料也记载西夏有西壁氏，西夏人翻译《类林》时，就用上述两个西夏字翻译“鲜卑”这一族称。可以认为，“鲜卑”已经从一个族称演变成党项族的一个姓氏，成为党项族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建立西夏国的拓跋部出自鲜卑拓跋部，经过几百年的融合，早已同党项族融为一体，失去了鲜卑族的特征。当然进入党项部落的鲜卑以鲜卑为姓，而王族拓跋氏并未姓鲜卑，恰好说明拓跋部不是来自鲜卑。

宋初曾任延州节度判官宋琪上书言边事时指出：“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这段文字大致勾画出西夏建国前夕党项羌人的分布情况。建国后，随着戍边卫疆与人口自然流动，党项羌人的分布更加广泛。除银、夏、绥、宥与兴、灵等地外，新占据的甘、凉、瓜、沙、肃也有大量党项人入居，他们依然聚族而居，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但值得注意的是原来的血缘与地缘关系逐渐被打破，接连汉界，入居州城，或定居农耕与半农半牧的党项人，往往与汉、吐蕃、回鹘等族杂居混处。西夏文《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所记的20亩闲置地，“北接耶和回鹘茂，东南邻耶和写，西界梁嵬名山”。嵬名氏即党项大族拓跋氏，元昊建国时更名为嵬名，耶和回鹘茂很可能是回鹘族，即使不是回鹘族，也与回鹘沾亲带故，间接地反映出黑水地区民族杂居情况。

党项羌作为西夏国的主体民族或统治民族，其政治地位高于其他民族，《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载：各级官员“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大”。即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党项族作为统治民族的特殊地位。不过总的说来，西夏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并不十分严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

二、汉民族

汉族是西夏境内另一个重要的民族。西夏辖地包括今宁夏大部、陕西北部，甘肃西部和内蒙古河套地区，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就在这里屯垦实边，形成“蕃汉相杂”、共同开发的局面。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无从考察西夏境内汉族人口的确切数字，只能从相关记载中了解其大概。乐史《太平寰宇记》有宋初户口的记载，其中夏州汉户2096，蕃户19290；灵州户2661，蕃汉相杂；通远军主客户4507，蕃汉相杂。

这里只有夏州蕃汉户是具体数字，汉字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其他诸州汉户是具体数字，汉户占10％，蕃户约占90％。夏州是拓跋节度政权所在地，党项聚居，汉户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其他诸州汉户所占比例可能要稍高一些。五代时绥、银“二州汉户约五千”，每旅店500户。李继迁攻占灵州时，一次就取得六七万汉人。以此推测，西夏境内汉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左右。族士人居身枢要，如李继迁时的张浦，元昊时期的张元、吴昊，谅祚时期的景询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同时设立蕃、汉二字院，教授西夏文与汉文，蕃学之外又建汉学。在翻译西夏文大藏经的同时，又刻印汉文大藏经。汉人在西夏的地位还表现在西夏文《杂字》与西夏汉文《杂字》有关族姓的记录上。西夏文《杂字》先列244个番姓，次列84个汉姓；西夏汉文《杂字》先列汉姓（现存138个）次列60个番姓，而没有列吐蕃与回鹘姓氏。汉姓在《杂字》中的地位，表明了汉人在西夏的地位，番族（党项羌族）和汉族是西夏最主要的两大民族。

西夏文汉族的汉由“小”和“虫”两个构成，读音为拶，反映了西夏文创制者狭隘的民族观。《文海》汉[拶]释：“此者蛮也，汉人汉之谓也。”《义同一类》也把拶、阔呃、汉、蛮貊归为一类。“阔呃”二字在西夏语中与“布衣”同音，其文字构造也分别由“布”“衣”的一部分加“汉”的一部分组成。党项人称汉人为布衣，反映出汉族以农业为主，多穿布衣，党项人以“衣皮毛，事畜牧”为主。

三、吐蕃民族

吐蕃是西夏境内又一重要民族。一般认为吐蕃源出西羌，即羌族的一支进入青藏高原，与原有的居民长期融合同化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隋唐时期吐蕃向外扩张，兼并许多政权和民族，特别是把分布在今青海、甘肃、四川的羌族征服后，也被称做吐蕃，他们实际上是吐蕃化的羌人，与青藏高原本土的吐蕃有所不同。可见，党项人对吐蕃的称谓，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原汉族的影响。

西夏境内吐蕃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灵、夏等地原有的吐蕃。《宋史》卷492《吐蕃传》曰：唐末吐蕃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二是建国前征服的西凉吐蕃。宋咸平元年（998年）十一月，西凉吐蕃大首领折逋游龙钵上言：“河西军即古凉州，东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浑、兰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两千里。旧领姑臧、神鸟、蕃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今有汉民三百户。”西夏攻占西凉后，除一部分吐蕃投靠河湟唃厮啰外，大多数仍留居下来。三是攻掠或招诱的河湟与宋朝沿边吐蕃。宋景祐二年（1035年），元昊“遣其令公苏奴儿将兵二万五千攻唃厮啰，败死略尽，苏奴儿被执。元昊自率兵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诈和约，城开，乃大纵杀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元昊既还，欲南侵，恐唃厮啰制其后，复举兵攻兰州诸羌，侵至马衔山，筑城凡川”。

至于招诱不绝于史。夏拱化五年（1067年），“西蕃首领罗钵、鸠令结二人诱蕃部三百余帐投夏国”。夏天祐民安三年（1092年），“西蕃洗纳等族背阿里骨，奔夏国、回纥，两界往来，谋取董毡姪溪巴温儿董菊为主”。还有蕃族首领禹藏花麻（《长编》作“裕勒藏哈木”）经不住宋朝的军事压力，遂以西市城及兰州一带土地献夏国，被夏国主封为统军等等。

西夏文《新集金碎置掌文》载：“弭药勇健行，契丹步履缓。羌多敬佛事，汉皆爱俗文。”这里把党项（弭药）、吐蕃（羌）、契丹、汉4个民族的特性，精练地概括出来，其中吐蕃对佛教的信奉是非常突出的，前述仁宗仁孝时刻印的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中有“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之语。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人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发愿文有“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的记载。

四、回鹘民族

回鹘又作回纥，世居蒙古高原北部的婆陵水（色椤河）两岸，公元7世纪后回鹘强大起来，646年大败薛延陀，接着东征奚、契丹，西破拔悉密、葛逻禄、黠戛斯，9世纪初又败吐蕃，占领广大西域地区，国力达到鼎盛。随后极盛而衰，9世纪中叶回鹘分三支西迁，在酒杯、西域及中亚一带，相继建立了甘州、西州以及喀喇汗（黑汗）3个政权。西夏境内的回鹘，主要指建国前夕征服的甘州回鹘。

西夏文回鹘二字音“嵬恶”，显然是取汉文回鹘之音。《文海》“嵬”“恶”均释“族姓回鹘之谓”。西夏汉文《杂文》将回鹘列入番姓中。但《文海》“夷”又释：“此者夷九姓回鹘、契丹等之谓。”可见在党项人的眼中，回鹘既是一个民族，又是一个族姓。

河西是佛教东传要道，高昌为大乘佛教荟萃的中心，甘州回鹘也早就信仰佛教，这样就造就了一批精通汉、吐蕃、党项语，并有较高佛学修养的回鹘僧人，他们深入西夏各地，帮助统治者把汉藏佛经译成西夏文。元昊在兴庆府东建高台寺及诸佛塔。“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西夏）字”。毅宗谅祚时没藏太后在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经其中，“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回鹘僧有时还被当作礼物赠与邻国。

和汉族相比较，西夏境内的吐蕃、回鹘人数相对较少，身居要职的也不多，但在法律上他们是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明确规定：“任职人番、汉、西蕃、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大。”

以上叙述的是西夏境内主要民族。另外，西夏先后与辽、金的蒙古诸部进入西夏。不过他们的人数很少，在西夏政治经济生活中影响不大。正是西夏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西夏文字、文学、绘画、音乐、活字印刷、建筑、瓷器、雕塑、手工艺等。从出土的西夏文物中就可以证明，西夏民族是勤劳智慧的。由于西夏王国的灭亡，西夏各民族最后都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