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化_唐宋民族史

西夏文化_唐宋民族史

一、文　字

大庆元年（1036年），元昊亲自主持，由野利仁荣等人创制了西夏文字，并将其汇编为十二卷的字书，尊为“国书”。根据朝廷规定，上至官方文书、诏令，下至民间书函、佛教经文，均使用西夏文。送至宋朝的公文，中间用汉字书写，旁列西夏文，由汉字院撰写，与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的往来文稿，由夏字院撰写。

西夏文字是以汉字为依据创制的，字形方整，有部首、偏旁，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行文书写自上而下，从右到左。文字结构有全、左、右、干、头、下等区别，字体多用汉字六书的“会意”，有一些字直接借用汉字。笔画平直，多用左撇，无直钩，其结构多采用二合或多合的形式。由于以合体为主，所以在各个字中都有相对的部位，如上下、左右、内外等。部位是西夏文构字的重要因素，即使构字的偏旁相同，但因所摆部位不同便构成不同的字。构字的总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表意性，一个字的构成基本上是从意念出发，若干表示特定意义的符号会合起来，形成一个表示新的含意的字体。这个字与它所代表的客观概念中的事物的形状无任何联系，形体上与其语词的读音也缺乏适当的联系，所以与象形文字、拼音文字或表音文字都具有很大差别。它创制的途径，可以说是从意念到意念，是意念与意念之间的相加和相联，是一种相当纯粹的表意文字，这在世界各种文字中很少见。西夏文字流传至今的绝大多数是楷书，也有篆书、行书、草书及别体。另外，在西夏文字中有大量汉语借词，有的同西夏语同时使用，有的则按西夏语去读，也可按汉语中与之相应的词的发音去读，可见汉族文化对西夏文字的创制具有深远的影响。

现存的《音同》和《番汉合时掌中珠》两书，是西夏人自撰的两部最重要的字书。(www.guayunfan.com)《音同》又作《韵统》，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音同》共收六千多字，依照汉语《广韵》的声序排列字汇，仿汉语《切韵》的九音分类编辑。每类再分为同音的若干小节，无同音的字则列于每类之后。字下有注解。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仁宗乾二十一年（1190年）由骨勒茂才编纂的一部夏汉、汉夏对译字典。全书约五十叶，按天、地、人“三才”分类，收编常用字、词。用汉字注“国书”的音、义，又用“国书”注汉义所用字的音。译语两两相对，便于检索查阅。汉字注音采用了反切法，同时旁注“合”、（合口）、“轻”（轻呼）等字标明发音部位或方珐，力求审音准确，是一部优良的袖珍（掌中珠）字典。从汉文经书译成西夏文的现存书籍有：《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周书》《毛诗》的引文辑录。

在保存下来的西夏文献中，还有《文海》《文海杂类》《钦定义海》《杂字》《五音切韵》《义同一类》等，都是有关西夏文的字书。《五音切韵》编排与《音同》一样，是仿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编纂的西夏字韵表。《文海杂类》也是按声排列的字典，每一字下都有解释，分别说明字体构成、字义、发音。《文海》是仿照《广韵》按韵排列的字典。《义同一类》是一部大型的同义语字典。《杂字》是按字形和概念分类排列的字汇。书中分天、地、人三部，各部下再分小类。

留存至今的西夏文献中，军事书籍也为数不少。例如由汉籍翻译的《孙子兵法三注》《孙子兵法》《孙子传》《六韬》《黄石公三略》等。有崇宗在位时编撰的兵书《贞观玉镜统》。

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仍在西北地区继续流行。元成宗大德年间，北方在宣化，南方在杭州，都雕印过西夏文印刷品，直到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在今河北保定地区仍有人使用。

二、文学艺术

西夏的文人学士多有诗词之作，现存的文学著作中，有无题的宫廷赞美诗残本。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直文》由一千个互相不重复的字组成，类似汉族的《千字文》。除此，还有散文、谚语和格言等，现存的格言集有梁德养编撰的《新集锦合辞》。

西夏的绘画艺术颇有成就，尤其是佛教绘画比较突出。石窟壁画以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数量最多，类型最全，内容最丰富，风格上也很有特点。壁画以佛像、佛说法图、经变图、菩萨像为主。早期壁画受北宋的影响，具有写实风格。中期以后，在学习宋代艺术成就和吸收回鹘壁画风格的同时，逐渐发展成具有本民族风格和特征的壁画艺术。榆林窟第2窟的“水月观音”壁画十分精美。整幅图画以完整的构图，细腻的手笔，表现出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画技，继承了中原山水画的传统，是宋、元时期的壁画中不可多得的佳品。榆林窟第3窟的普贤变图，其画面中的山峦达到了山巅高远、山后深远、远山平远的“三远”效果，布局十分精美，融山水画于佛教绘画中。同时，在第3窟内室东壁画中，还有一些反映生产、生活情景的画面，学术价值很高。如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图就是一幅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和鲜明时代特点的佛教绘画，是我国绘画史上罕见的精品。

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不仅集中反映出当时佛教绘画艺术水平和各个时期的艺术特点，也反映出西夏佛教壁画是吸收了宋、回鹘、吐蕃艺术这一特点。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西夏的画师已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目前知道姓名的唯一一位，就是记载在榆林第19窟甬道北壁的汉文题记上的高崇德。

雕塑是西夏佛教艺术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彩塑，在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共保存下来三十余尊。这些彩塑有浓重的唐代遗风，也受宋塑的深刻影响。彩塑的形象多为修眉细眼、鼻梁与额齐平，有鲜明的民族特色。1963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附近一个古庙遗址中，出土了一批西夏彩塑，庙内靠西、北、南壁各有大型塑像五躯。其身材比例适度，造型优美，神态自然，形象生动，衣冠秀美，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是西夏佛教彩塑艺术的瑰宝。这批彩塑可与差不多同时代的、举世闻名的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四十四个宫女相媲美。甘州卧佛寺内的大卧佛，木胎泥塑、金装彩绘，身长345米，肩宽75米，仪态庄严，偃卧于殿堂中，头枕右手，左手附于身侧，是典型的涅佛像，是西夏塑像中的一大杰作。

在夏王陵区出土的铜牛、石马，体形庞大，粗犷质朴，神态自然，形象逼真。王陵碑亭遗址发现的石雕人像，造型奇特，线条粗壮，面部和肢体都突出地表现出强烈的力感。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碑铭四周有线刻卷草纹，碑额两侧各刻一身伎乐菩萨，作对舞的姿态，体态轻盈，飘带随风摆动，潇洒自如，表现了高超的石刻技巧。在西夏8号陵发现的竹雕，器表上雕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人物，构思严谨，设计精巧，图案优美，雕刻流畅，实为竹雕中罕见的佳作。甘肃武威林场西夏墓出土的木缘塔，通高76厘米，由座、身、顶、刹四部分组成，座四级，平面呈八角形。整个塔制作精巧，组合细密，造型稳重，是难得的木制佛教艺术珍品。西夏铸造的金、铜佛像，神态端庄逼真，制作精巧，反映当时金器制作的工艺已具有很高水平。

西夏的佛经一般用汉文和西夏文抄写、铭刻，两种文字的佛经都有书法艺术佳作传世，用汉文抄写的有，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大安十年（1083年）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是极工整的楷书，字体兼有颜、柳二体，平整稳重，有颜筋柳骨之称。乾十五年（1184年）刻印的《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等为精良的楷书。乾二十年（1189年）刻印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笔致圆润遒劲，外柔内刚。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刻印的《夹颂心经》，楷书中带有行体，粗犷有力，笔意自如。天庆七年（1200年）刻印的《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书写自然，遒劲有力。皇建元年（1210年）刻印的《般若心经》，运笔随意，变化自如，流利雅致。用西夏文抄写的有《妙法莲华经》为小字楷书；《佛说宝雨经》为墨书小楷；刻本《慈悲道场忏法》字体凝重浑厚，古朴有力；《金光明最胜王经》为楷书，字体工整隽秀；《六祖坛经》为草书，笔画活泼自如，堪称书法艺术之精品。

党项人早期使用的乐器仅有琵琶、箫、笛等，以击缶为节。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对唐、宋的缛节繁音曾经大加改革，力图恢复党项民族朴实无华的音乐。仁宗在位时，命乐官李元儒采用宋朝乐书，参照本民族之情况，于人庆五年（1148年）编撰了一套新乐书，赐名《新律》，把西夏音乐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朝廷内部设蕃、汉乐人院，是专门从事音乐的机构。从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的戏曲残本，可以知道当时金国的诸宫调已在西夏流行。

三、建　筑

从历史文献记载和遗址、遗迹调查可知，西夏具有较高水平的建筑，大致可分为宫廷建筑（包括陵园）与佛教寺庙建筑（包括石窟寺）两大类。

党项人原多居帐幕，从李德明开始，统治者才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筑造馆舍。景宗元昊曾为“新皇后”没氏在天都山修筑了宫苑；在兴庆府城内修建了避暑宫，亭榭台池；其后在贺兰山东麓建造了离宫，圈地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

西夏的皇帝，从称太祖的李继迁起，直到襄宗李安全，在《宋史·夏国传》里都载有他们的墓号。帝王陵区在银川市以西二十五公里的贺兰山东麓，其范围东西四公里，南北十公里。另外还有大约七十多座陪葬墓也分布在附近。现已发掘清理的8号陵，位于陵区中部偏西处，可能是神宗的墓葬。陵园由阙、碑亭、月城、内城、献殿、灵台、内神墙、角台等单体建筑组成，在平面上严格按照唐、宋时代大建筑群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式。这种布局和格式，显示着宏伟庄严的气势，宣扬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夏广建寺院，大兴土木，力求宏丽。建国之初，为安放佛舍利而建造的连云塔，高耸入云，颇为壮观。天垂圣三年（1050年），在首府兴庆府创建的承天寺役使兵民数万人，历时五年才落成。承天寺塔身高645米，共十一层，底层每边长5米，逐级分收。塔身削秀挺拔、巍峨俊丽，表现了西夏佛塔建筑的高超水平和艺术风格。佛塔建筑，大体可分为楼阁式砖塔、密檐式砖塔和宝瓶式白塔三种，其中又有空心、实体两种。空心者可以攀登，便于藏贮佛经，如承寺塔。这些不同类型的佛塔，与同时代辽、金的佛塔有相近的特点，而西夏的佛塔似乎显得更清秀挺拔。与藏传佛教有关的宝瓶式白塔，无论是西北部的黑水城，还是西夏腹地的韦州等地，都出现了这种佛教建筑。甘州的卧佛寺，广长皆500公尺，辉煌壮丽。凉州的护国寺是西夏的重要佛寺之一，寺内的感通塔为七级，基柱稳重，檐瓦俏丽，殿堂庄严，使整个寺院沉浸在肃穆神秘的宗教气氛之中。

石窟寺是佛教建筑的另一种形式，它依山凿窟，窟内或泥塑或雕刻，顶部和四壁墁泥后绘画佛像。西夏建国后，随着佛教的普遍发展，佛教石窟艺术在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兴盛起来。主要石窟有莫高窟、榆林窟、马蹄山石窟。马蹄山石窟中的藏佛殿，洞深2128米，阔2042米，分内阵、外阵两部分，内阵为拜殿，正壁高处开三龛，龛内各有如来佛像。外阵三面通连，供巡礼者绕行。两面壁间都开龛设像，计有四十六龛。这是一种内有佛殿，外有回廊，内外开设四十九龛之多的大型洞窟，是石窟营造史上一种特殊的构造形式。

四、宗　教

党项人原崇信鬼神与自然物，巫术非常流行。西夏政权建立后，为加强和巩固统治，朝廷大力提倡佛教，至迟在李德明时，西夏统治者已开始崇奉佛教。李德明、景宗、毅宗、惠宗曾多次向宋朝进献马匹换取《大藏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二月，元昊在兴庆府东十五里役使民夫建筑高台寺和佛塔，俱高数十丈，贮藏《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徒在寺中讲经说法，并将《大藏经》翻译为西夏文。他还在鸣沙州兴建了大佛寺。毅宗的生母没藏氏于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十月，在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藏《大藏经》。崇宗于天民安五年（1095年），修葺凉州护国寺及感兴塔。不久，又在甘州建立崇庆寺和卧佛寺。卧佛身躯宏伟，闻名于世。这几座大寺成为西夏的佛教中心。其他各地也陆续兴建了一些佛寺。

西夏统治者对佛教寺院给以各种优厚的待遇，殿宇、廊庑、僧房、禅窟的维修费用及各种物品全由朝廷供给。朝廷或各级官署还经常给寺院大量的赏赐，仅仁宗一次就给凉州护国寺黄金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衣着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当时大量刊行和抄写的西夏文佛经，主要有《金光明经》《千佛名经》《华严经》《妙法莲花经》《孔雀明王经》《般若波罗蜜多经》《宝雨经》《金刚经》《弥勒上升经》等等。在官署中设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扩法功德司，专门管理宗教事务，其地位仅次于中书和枢密，居第二位，可见西夏统治者对宗教的尊奉和重视。

自景宗始，喇嘛教已在西夏流行，有的朝廷命官便是虔诚的教徒。到后期，该教的影响更加扩大，天盛十一年（1159年），吐蕃噶举派始祖都松钦巴建立粗布寺时，仁宗遂遣使入藏奉迎。都松钦巴派大弟子藏琐布携带经、像随使到西夏，被仁宗尊为上师，并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今存《佛说金雨经》的西夏译本就是当时的校订本。喇嘛教派到西夏宫廷里的僧侣，一直被封为国使，专门传授密法经义和仪轨，居于尊贵地位。[18]

道教、景教、伊斯兰教也传入西夏，并得到流行，但其势力远远不及佛教。

除此，西夏人还笃信巫术，称巫师为“厮乩”（亦作厮也）。出兵作战或遇到重大事宜、患病等，均求巫师卜问吉凶。

五、社会风俗

西夏人聚族而居，称之为“部落”。部落内或部落间，岁时往来，互有慰问，彼此以年龄长幼为序，没有官爵等级之差。社会上有复仇习俗，如部落之间发生仇杀事件时，互有伤亡，但遇凶丧之事，仇人间则彼此停止攻伐。双方得到和解时，要举行一种仪式，将鸡狗血掺和酒中，盛入骷髅内，双方同饮，并发誓说：若再提复仇之事，谷麦无收，男女秃癞，六畜疫死，毒蛇入帐。

党项人一般戴毡帽，穿毛织布衣或皮衣，着皮靴，腰间束带，上挂小刀、小火石等物。自元昊下秃发令后，由披发改为削发、穿耳戴环。由于中原的丝绸不断输入，上层男子身穿团花锦袍，女子身穿绣花翻领长袍。

当地人的住房是在木架结构上盖毛毡帐篷，一列三间，堂屋供神祖，左右两间住人。

婚姻习俗为收继婚制，允许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但不允许同姓人结姻。女子出嫁后便被视为夫家的财产，因此寡妇必须在夫家改嫁。富有家庭的男性可收养更多的妇女而发展为多妻制。男女青年的婚姻比较自由，既不用媒妁，也不受家长约束。

党项羌实行火葬，焚尸必须占卜吉日，未至吉日，尸体须停放在家中，有时达六个月之久。停丧之时，每日必供食物给死者。焚尸前，其亲属在灵柩经过的路上，建一木屋，覆以金锦绸缎。灵柩路过木屋时，人们将预先准备的酒、肉及其他食物送到亡者前，加以祭奠。到了墓地，亲属们把用纸捆扎的人、马、骆驼及钱币等，放在尸体两旁，与尸体一齐焚烧。西夏建国后，皇室里的王公贵族多改用土葬，修建陵墓。

【注释】

[1]《西夏纪》卷1，第33页。

[2]《西夏纪》卷4，第95页。

[3]《西夏书事》卷10，小岘山房藏版本。

[4]《西夏纪》卷6，第144页。

[5]《西夏纪》卷16，第369页。

[6]《西夏纪》卷21，第495页。

[7]同上，第502页。

[8]《西夏纪》卷22，第505—506页。

[9]同上，第520页。

[10]同上，第521页。

[11]《西夏纪》卷22，第533页。

[12]《西夏纪》卷24，第571页。

[13]《西夏纪》卷25，第598页。

[14]《西夏纪》卷24，第572页。

[15]《西夏纪》卷27，第662页。

[16]《西夏纪》卷4，第112页。

[17]《二十五史》第八册《宋史·夏国》卷486，第6761页。

[18]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