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录学传统分析

二、中国目录学传统分析

通常，对于整个目录学来说，传统一般被认为是古典目录学的某些东西。事实上，近代目录学对现代目录学来说，也构成传统。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目录学本身也是在不断地吸纳各种“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并成熟的。因此，我们分析中国目录学传统，也就必须结合中国目录学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

(一)目录学方法传统

目录学方法是指整理文献的方法。汉代刘向父子等人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采用了校雠、编制叙录及小序、分类等方法。文献校雠在刘向之前即已流行。《国语·鲁语》记载:“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孔子也曾开展大量的校雠工作，据《史记》等书记载，他曾辑《书》、删《诗》、定《礼》、正《乐》、述《易》、作《春秋》。但由于校雠学独立成学，这一传统便逐渐与目录学分道扬镳了。

编写叙录的方法始于孔子及其弟子。余嘉锡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6]一般认为，《诗》、《书》之序是孔子及其弟子做的，其中介绍一篇诗、文的写作背景和意图者，为小序。这里的小序，实际上相当于目录中的叙录。这种方法，经过淮南王刘安、司马迁、扬雄，特别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发展成熟，经刘向等人综合而完备。

《诗》、《书》之序还有大序，为诸篇之总纲。由《诗》、《书》之大序，发展成目录中的小序(或称类序)。作为一种方法，目录小序主要是在各大小类下用一段文字说明该类学术发展之源流。这种方法到后来又有所发展。隋许善心之《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别其类例焉”^[7]，即篇首有总序，而于各类，也有小序，说明作者立类意图，以相区别。至《四库全书总目》，则“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8]。

在目录中，小序是与类例结合在一起的，有类才有类之小序。《七略》之分类是书目分类，即针对所校雠的具体图书而相应予以立类。如刘向未校雠律法，故《七略》立类有法家而无律令。并且立类之时还考虑到图书之多寡等实际情况，如史书不多，故《史记》附于“春秋”类，而诗赋多有，故不隶于“诗”类而独立门户。所以，由于“书类不全”而“勉强依附”^[9]的情况是存在的。从汉成帝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10]的记载来看，则《七略》中的六个大类先已实际存在，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学术的总体概括。这样书目分类也就带着学术分类的性质。不过，《七略》最终仍是一种现实图书的分类。从六分、七分之演变为四分，更体现了由于图书增长的实际情况而最终不得不然的趋势。

在实际类分文献的过程中，《七略》不自觉地采用了互著法和别裁法。王重民先生认为:“目录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发展，在西汉末年刘歆等第一次建成系统目录的时候，不可能懂得互著法，而且，他们编的是藏书目录，都是著录的现实藏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不容易使用互著法，而把别裁单行之本夹杂著录在各个类目之内，倒是很难避免的(著录的是别裁本，而不是有意识的裁篇别出，以‘辨著述源流’)。所以谈到互著的起源，就我现在掌握的材料，暂可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作为滥觞，到祁承火業才纯熟地使用，到章学诚才提到一个较高的理论高度。”^[11]

(二)书目范式

范式是库恩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曾在其著作中多次以不同含义表述或使用该概念。总的说来，库恩之范式大致有三种含义:其一，范式是处理问题的规范;其二，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共同遵守的准则;其三，给出具体的范例，以作科学研究的示范^[12]。库恩将科学的发展看做是范式的演变，范式无疑就成为传统。

在目录学史上，因刘向父子等人的书目活动，《七略》就成为一种最好的范式，给整个古典目录起了一种良好的示范作用。这个范式一直作为古典目录的主流而发生作用，我们现在所说的目录学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一范式及其演变，以及对它们的概括和总结。

这个范式包括这样几个组成部分:一、有一个分类体系，二、有一个总说明，三、每类之下有小序，说明各类的学术源流(一般认为小序和总说明即总序在《七略》中合为“辑略”)，四、每书都撰有叙录(解题或提要)。

这个范式对整个古典目录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与它的变形共同组成了古典目录系统。刘纪泽在论目录体例时说:“目录之书，盖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13]前一类可称为“俱全”目录，后一类可称为“并无”目录。“俱全”目录和“并无”目录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对立。因此，有人认为，“并无”目录是书目编纂的另一种传统，亦即另一种范式。但将“并无”目录看做是“俱全”目录的变形也是成立的，郑樵的类例说就证明这种目录也能通过详明类例而明辨学术源流。

(三)理论传统

范式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给出范式，更重要之处还在于范式蕴含着一种思想，对它予以总结便形成理论。范式蕴含着理论，它本身的出现就意味着在它的背后有一种理论的存在。我们说古典目录学在西汉末年随着《七略》等书目范式的出现而产生，就是这个意思。

自刘向父子给出了具体的目录范式之后，至唐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目分类从六分、七分演变为四分;叙录后来又出现了注释体(省叙录为简注)和传录体(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甚至有很多目录，叙录及小序并皆不用。《隋书·经籍志序》开始对这种现象作出反应，以为《中经新簿》“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不满之意，溢于言表;王俭《七志》“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自刘向父子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对于有无叙录及小序，以及是否采用刘向刘歆范式，魏征的意见是很清楚的。

唐毋煚《古今书录序》说:“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仗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已!”

唐代通过对刘向刘歆范式及其流变的总结，得出了目录必须“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必须有“录”，且“录”须达“旨”，不能“文义浅近”，否则就不能“辨其流别”的目录学思想。这一思想源于刘向刘歆范式，并直启宋郑樵的“会通”和清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理论^[14]。

(四)方法论传统

一般来说，方法论与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各具体学科也有方法，如何利用方法指导实践，形成理论，即构成学科的方法论。

在古典目录学形成之初，目录学理论蕴含在目录范式之中，人们通过对目录范式及其演变的领悟、比较分析、概括总结而形成理论，并用之指导具体的书目实践。这样在目录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方法论也就随之出现了。无疑，在理论形成之初，方法论是极其混沌的，也需要领悟才能了解方法如何形成理论。

基本上，唐代通过对目录范式及其演变的领悟与比较分析而形成了一种浅显的目录学理论。至宋代，郑樵对整个书目实践进行了总体概括与总结，从具体的现象而抽象成理论，所以他采用了归纳法。他的“编次必谨类例论”、“编次必记亡书论”、“泛释无义论”以及“会通精神”等，使目录学理论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到明清之际，由于受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在目录学领域也出现了“义理”与“考据”之争。考据充分注重对具体事物探本溯源，基本上属于一种对事物的描述性解释研究，但这种研究往往流于繁琐无聊。考据之对目录学的影响，便是在清代出现了对文献的大规模和深入的爬梳整理，目录之叙录体、辑录体得到了全面发展，而补史艺文志工作更使各朝文献本末源流清晰可见。不过，这种方法只能使目录范式更为完美，却难以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

义理基于考据而来，讲究对大义的探讨。所谓“说经主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15]义理是一种对事物进行的探索性解释研究，即由已知深入至未知，从事实上升到理论。章学诚对古典目录学思想的总结，便是这种义理方法的体现。

因此，考据着眼于事实分析，义理着重于理论构建。从《校雠通义》看章学诚目录学理论的构建之法，显然也是在基于对目录范式的领悟与分析上的归纳。由义理与考据之分，我们也可发现，对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侧重本身已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传统。

(五)价值观传统

所谓价值观一般是指对待事物的态度、观念。价值观一旦形成，就往往成为一种信仰，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行动的依据。人类的价值观一般不能直接保存下来，必须依附于某种具体形态才能超越时间，长期地再现自己。目录学价值观主要是从《七略》范式及其演变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对目录作用认识的观念。

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正因为注重致用，目录学价值观也就倾向于功利主义。但中国目录学所致之用乃辨考学术源流，而不是方便地获取与共享文献。与之相适应，人们偏重于做实际的文献整理工作，而缺少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研究。古代目录学家最看重的就是目录的作用，亦即目录所达致的效果。这种效果在郑樵看来，就是使学术自明;在章学诚看来，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典目录学通常孜孜以求的，就是希望达致这种目的。这使他们将重点放在了对整体文献的分析整理上而忽略了具体的文献需求。他们关心的是详明类例与编撰叙录和小序，但却完全不理会读者如何方便地获取所需图书。而且编撰叙录和小序等目录方法在实际操作上有较大难度，“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6];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需要人类智慧的参与，从而难以方便地利用计算机。

西方目录学同样注重实用，但由于西方目录学追求方便地获取文献，他们成功地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排检方法。这些具有极强的实际可操作性的方法依据科学的方法得出，能成功地用之于计算机，从而能方便地实现书目工作及书目情报服务的自动化^[17]。

不难发现，同样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由于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中西目录学在发展方向上也就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