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拿大学术评价与通识教育的考察报告

田敬诚

2007年9月，以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杨光司长为团长的高校学术评价与通识教育考察团，先后访问了加拿大和美国的五所大学。重点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高校在学术评价和通识教育方面的最新情况，并对此进行了总结与研究。

一、美国加拿大学术评价和通识教育的基本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大学开始由注重教学向注重科研转变，学术评价日益受到重视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得以逐步完善，目前已相对稳定并形成了诸多学术共识。1994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博耶发表了题为《学术评价》的演讲。博耶认为，没有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无法形成共同的学术理念，也无法对学者的科研行为进行规范，无法形成学者群体共同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学术评价最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最应该受到褒奖”，或者“什么样的学术行为是不适当的”。博耶认为，对于学术成果的评价首先应考察“学者的品质”，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道德文章”。因为学者的自身素养决定了学术成果的水平和质量，评价学术成果不能不考虑到学者本人的表现。在研究活动进行之前，研究者应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全面深入的观察体验和知识积累，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充分的理论准备，就不能进行研究工作。研究工作要有明确的目标，即研究什么问题和为什么研究都要十分清楚，思维逻辑应非常清楚。根据课题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该定性研究就定性研究，该定量研究就定量研究;该个案研究就个案研究，该统计分析就统计分析，关键是要恰当，要科学合理。在方法的采用方面可以有无限的选择。在发表论文之前，要广泛征求意见、最大限度地修正别人已经发现的错误。研究成果的结论要有意义，要么对实际工作具有实际价值，要么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关于谁来评价的问题，博耶认为，学术评价至少应包括四种人的评价，即自我评价、同行评价、学生评价和委托人评价。其中最重要的是同行评价，这也是西方国家学术评价的惯例。只有同行才能敏锐地发现研究成果的创新与不足。而对于一些委托课题，委托人的评价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评价。博耶认为，学术评价不能是一次性评价，而是一个过程。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有时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认识到它的意义和价值，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需要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评价和社会评价才是学术研究成果的终极评价，同行评价和委托人评价都有其局限性。在学术评价的过程中，必须让教师感到主持学术评价的人是权威的、可信任的，学术评价的标准和程序应当公正公平，所有的人情干扰都是违背公正公平精神的不端行为，应当受到应有的制裁。可以说，博耶的这篇演讲。代表着美国学术界对学术评价的基本看法，是了解美国学术评价制度的一篇经典性文献。

美国通识教育经历了不断完善发展的长期过程。最初的美国大学完全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继承了英国培养贵族的博雅教育传统，课程设置基本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全部知识体系，是通识教育的雏形。1776年，美国摆脱英国的控制，成为独立的国家。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大学纷纷开设工程技术等实用性专业课程，培养目标从培养贵族向培养工业人才转变。1828年，以坚持传统而著称的耶鲁大学发表耶鲁报告，对大学的实用化、专业化的取向提出强烈批评，再次呼吁推行通识教育。但由于客观现实的需要，美国实用性的专业教育继续得到迅猛的发展。到了20世纪初，随着美国高校培养的各类专门人才已基本满足社会的需要，加上过分强调专业化、实用化的弊端逐步显现，1909年，哈佛法人团聘用劳威尔担任哈佛校长，掀起了美国通识教育的第二次高潮。劳威尔要求学生既要掌握广博的知识，又要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1943年哈佛大学成立了专门研究通识教育的委员会，两年后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通识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具有良好的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以正确的方式思考问题;能够辨别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价值观;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1947年杜鲁门政府在此基础上做出修改，对通识教育的基本内容和目标进行了官方表述，主要内容包括:坚持民主理念和西方伦理道德;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为社区服务;能够有效地交流和沟通;培养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能够提出具有新意的建设性意见;了解并掌握科学方法以解决实际问题;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等等。这实际上是美国教育有关人才培养目标的官方表述。

二、美国加拿大在学术评价和通识教育方面的具体做法及特点

根据对美加两国学术评价和通识教育的初步了解，考察团一行对美加两国学术评价和通识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由于加拿大的教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效仿美国，因此考察重点也放在美国。考察的目的是实地了解美加两国学术评价和通识教育的实际情况，为中国高校完善学术评价制度和更有效地推进素质教育提供借鉴。

2007年9月25日，考察团一行首先访问了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卡尔顿大学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该校大一体验办公室负责人首先介绍了卡尔顿大学大一新生入学后的情况。大一新生入学以后，卡尔顿大学准备了两种课程，一是领导力课程，目的在于重点培养具有领导潜质的学生。这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精英治国的理念。由于筛选严格，该校每年4500名新生中，只有不到70名学生得以参加该项课程。其他大部分学生则参加社区服务学习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生扶助穷人的爱心和能力，为社区建设服务。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每学期参加3个小时的社区服务。项目结束以后还要相互交流工作体会，以提高下一个项目的完成质量。卡尔顿大学的大一体验教育名义上是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因材施教的色彩。这对中国的大学新生教育很有启发意义。特别是他们培养大学生关心穷人、关心社区、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的理念和做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同时，重点培养那些具有领导潜质的学生进一步提高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以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这些做法也值得我们深思。

该校主管科研的副校长Kimberly Matheson随后介绍了加拿大高校科研方面的情况。同美国的大学一样，加拿大高校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各大基金会。加拿大资助科研的基金会共有四个，分别是人文社科基金会、自然科学基金会、医学基金会和创新基金会。其中创新基金会比较特殊，主要为获得理工农医类的项目提供硬件方面的支持，如购买设备等。目前中国还没有类似的专门计划。加拿大的文科课题的资助经费一般是2万～3万加币，5年后可再申请。另外一种是社区与大学关系项目，一般是5年20万加币。学术评价主要依靠世界范围内的同行评议。通过同行评议决定项目的经费资助额度、评估项目经费使用效益、评估项目成果对社区发展的实际意义，等等。2007年9月26日，考察团一行访问了芝加哥大学，该校副校长助理Mary Harvey女士介绍了该校科研方面的有关情况。芝加哥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全球赫赫有名，培养了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学术评价重质量而非数量，有一篇高水平的论文即可被评为教授。评价学者主要看他在什么层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拿到什么级别的项目，是否在高层次的学术讨论会上做过重点发言等。芝加哥大学也很注重同行评议，但他们认为，在世界各国一流大学中挑选最权威的学者做评委才是真正的同行评议。当被问及一旦发生学术造假等问题如何处理时，回答是此类事件很少发生，因为此类事件一旦被查实，违纪者就无法在学术界立足。由于纪律严格，学风正派，此类问题很少发生。芝加哥大学有学术监督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分别由校长、副校长和五位教授组成，负责对抄袭剽窃、学术造假等问题予以认定并作出处罚决定。

在芝加哥，考察团访问了一所以通识教育而著称的本科院校——湖林学院。该校位于风景优美的密执根湖滨的富人住宅区。该校属于美国的贵族学校，学费很贵，大约一年4万美元。该校校长Stephen Schutt和常务副校长Janet Macraeken介绍了该校通识教育的有关情况，并组织来自中国的学生和教师以及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与考察团进行座谈交流。该校的入学门槛并不算很高，能够交得起学费、文化水平一般的学生均可入学。该校比较强调国际化，要求学生能够在国际化环境中学习交流。该校学生不多，仅1000人左右，但来自全世界60多个国家，不同国家的学生都住在同一宿舍内，以便于充分交流。在湖边我们见到一位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的学生，上前攀谈后发现他读的书竟是中英文对照的《易经》，此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也许这就是美国的精英教育。美国的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广泛阅读世界各国各门学科的经典名著。这也是美国强调通识教育、培养精英人才的重要方式。

2007年9月28日，考察团一行访问了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该校文理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介绍了该校通识教育的有关情况，并与考察团成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通识教育不是美国的独创，但美国的大学比较重视通识教育，因为通识教育是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基本途径。乔治敦大学通识教育的特点是鼓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自由地追求知识，大胆质疑现有的知识，进而实现知识的创新。该校的通识教育特别注重英文的阅读和写作、注重对基督教和圣经的研究，认为这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基础和核心。该校提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自我反思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并成为良好的社会公民，进而培养杰出的行业领导者。乔治敦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模式是小班上课，可以使学生与教师充分交流。该校鼓励学生不断积累海外学习和生活经验，鼓励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鼓励教师和学生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提高学习的质量和效率。该校教师还展示了该校师生在学校网站上共同讨论但丁的《神曲》的情形。

2007年10月1日，考察团一行访问了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据悉，该校的教育学院在全美大学教育学院中排名第一。该院华裔教授林小东女士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科研方面的情况。此校在学术评价方面非常重视质量而非数量。她举例说，有一次该学院评审终身教授，有一位教师发表了35篇文章，但都是发表在层次比较低的学术期刊上，因而未能评上;而另一位教师仅发表5篇文章，但因论文的学术质量很高就被评上了。在评审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人情因素的干扰，这已经成为美国人人恪守的学术规范的一部分。在项目评审过程中，如果申请者与某一评委关系密切，该评委就必须回避，以保证评审的公正性。项目完成以后，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教师拥有著作权法规定的全部权益。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美国的一所名校，对教师科研成果数量的要求并不高，一般每位教师平均每年只发表两篇质量较高的文章就大体可以了。美国的学术期刊和学术期刊聘请的评审专家对文章的要求十分严格。林小东教授举例说，她有一篇文章，修改了三年才得以发表。该校规定，本校毕业的研究生不能留校任教，一般要10年以后或在学术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以后才能回校任教，其目的是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形成学术帮派和影响年轻学者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

三、对中国高校学术评价和通识教育的启示

第一，美加两国的科研管理制度比较完善成熟。与美加两国相比，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研究的投入方面有较大差距。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有一个关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项目，经费投入达到了9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教育部对全国高校文科科研一年的经费投入。由于投入不足，就无法开展必要的调研，就会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相对于美加两国的学术评价，中国的学术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要更加注重学术成果的质量，如果过分强调对教师研究成果数量的考核，其结果必然导致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学风浮躁，研究质量下降，甚至出现抄袭剽窃和学术造假行为。要大力加强学风建设，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要给予严肃处理。如芝加哥大学专门设有学术监督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学术监督委员会负责认定教师的学术不端行为，纪律委员会负责作出处罚。由于纪律严明、惩罚措施比较严厉，因此美国高校的学术不端行为很少发生。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要逐步完善中国高校学术研究的同行评议制度，在国内甚至是国外一流大学中选择最权威的同行专家，选择那些让教师信得过的人担任评委，最大限度地排除人情因素的干扰，保证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在教师聘任方面，建议高校特别是教育部重点直属院校的人事管理部门应明确规定:本校研究生毕业后不能留校任教，以防止学术上近亲繁殖的现象蔓延，鼓励支持学者自主开展独立的学术研究。

第二，美加两国通识教育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对于中国加强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意义。通识教育实际上就是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对于培养大师级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和拔尖人才具有显著的作用，因为创新往往来自各门学科的交叉。而拔尖人才也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精英教育。通识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组织各学科大师级的人物的相互合作，才能完成通识教育教材的编写任务。在中国，高校专业教师一般接触学生的时间较少，与美加两国相比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学习美加等国高校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引导教师树立全心全意地为学生服务的思想，想方设法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另外，美国通识教育非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教育要为所在社区服务、为社会服务，培养大学生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和爱心，积极扶助穷人和弱者。这些理念都值得中国教育界学习借鉴。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寓思想政治教育于通识教育，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通识教育为载体，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和效果。

第三，通过对比可以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对此不应妄自菲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连美国同行都承认，中国的基础教育乃至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反而是美国人为自己基础教育的质量下降而感到十分忧虑。中国的学生勤奋好学、家长和社会高度重视教育。中国相当一批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校舍和教学设备已经不亚于美国的同类学校。中国具有悠久的教育传统，涌现出许多世界知名的教育家，有一批非常专业、非常敬业的优秀教师，高校的某些学科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美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也有许多中国学者担当重任，因此不应妄自菲薄。美国教育中的一些成功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但美国教育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基础教育薄弱、本科阶段的教育质量也很一般，许多教师也就是助教水平。不少美国学生厌恶学习、家长和学校对此放任自流，大学阶段愿意学习理工科的学生比例较小，等等。中国比较薄弱的环节是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学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敢挑战学术权威、不敢大胆质疑现有的知识，在科研活动中创新性不够。随着中美教育交流的日益深入和东西方教育理念的相互影响，相信这一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总之，要虚心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长处，同时又不必盲目自卑，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学风建设，中国的教育事业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