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技术的最一般规定：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
1.问题提出
实际上，上述关于“技术”的几类说法都只是在不同的侧面或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技术的一些性质，它们并没有对技术作最一般的规定。然而，寻找统一的技术定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技术哲学的奠基人F·拉普对此作过深入研究，也仍感到给科学下一个完满定义的难处，他在《技术哲学导论》中写道：“初看起来，‘技术’一词的含义似乎十分明白，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技术装置、器械和工艺，人们已承认它们是‘第二自然’。不过，倘若要给技术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人们马上就会陷入困境。”“其实，承认技术的多重决定因素就无法设想人们会一致同意任何一个定义。”但他同时又指出：“不过，在眼下这种情况下，根本不下任何定义，半开玩笑半叹息地说什么‘定义只能造成混乱’也是错误的。就算定义不可能准确，但是通过对各种定义进行比较，还是可能使直观的理解更为明确，使人们对这种理解更容易进行仔细的审查。”(63)
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学者尝试综合多种要素来定义技术，把技术定义为一组概念而非单一概念。如C·米切姆提出下述的综合的技术概念(64)：（a）作为对象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等要素；（b）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能、规则、理论等要素；（c）作为过程的技术，包括发明、设计、制造、使用等要素；（d）作为意义的技术，包括意志、动机、需要、意向等要素。
在我们看来，技术犹如一座山峰，从不同的侧面观之，它就有不同的形象。有关“技术”的上述诸种不同的定义都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规定技术，揭示技术的一些主要性质，提示技术不同的“本质”（essence）。但是，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和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和相容的，应当把“技术”这一概念的多义内涵及其系统说清楚。因此，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技术”，关键不在于坚持某一种意见而排斥其他看法，而是在于如何揭示各种说法之间的相互联系，进一步考察技术的更一般的规定，把有关技术的各种含义当作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来把握。
2.技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
技术的发生，从根本上讲，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决定了的。人类从脱离其自然状态而上升为理性的人的时候起，就处在与大自然的既和谐又对立的关系之中。一方面，他们以树果为食，以兽皮为依，以洞穴为居，听命于大自然安排，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另一方面，他们的生存又时刻受到风暴、雷电、洪水、旱灾、疾病、猛兽等的威胁。但是，正是在这种外界压力驱使下，原始人凭借着自己善于思考的头脑和一双灵巧的手，能动地去改造自然，创造出人类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65)人类首先通过制造工具，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生产劳动，移山填海、修路架桥，耕地种粮，饲养牲畜，从而创造出更适宜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然而，自然界有着本身的规律性，要改造自然，就得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利用自然规律，通过改造活动而获得预期的结果。于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便发生于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中。也就是说，改造的实践活动把自然对象化，造成了现实的认识对象。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对象不断扩大和深入，认识作用也在不断提高，从初级的经验形态发展到高级的理论形态，这就出现了作为认识成果的科学。
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从它们一诞生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66)。也就是说，科学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技术“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67)。
实践性是技术的最本质、最主要的特征。在技术哲学史上，尽管人们对于实践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却难以将技术纳入实践范围之内。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上最先把人确认为“实践”的主体，并率先把实践提炼为反思人类行为的重要哲学范畴。他在《形而上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人的活动分为理论的、制作的和实践的三种主要形式。在他看来，理论的是理智把握事物的真或确定性的一种活动形式，是对不变的、必然的事物或事物的本性的思考活动；制作的是理智获得与那些不仅可变化而且可制作的事物相关的确定性的一种活动形式，是使某事物生成的活动；实践的则是人对于可因自身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他认为，制作的目的是在活动本身之外的，是一种外在目的，不为活动自身所占有，而实践的目的则是实践行为自身的充实存在，是一种内在目的，为活动自身所占有。但是，他由此把技术与实践割裂开来，断言：“制作不同于实践”，“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68)。他把技术、生产劳动排除于实践之外，他的所谓“实践”只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I·康德比他的先辈更集中地研究了实践问题，对实践概念作了严格规定：实践是理性规定意志并通过意志达到目的的活动。在康德哲学中，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制作”、“技艺”被称为“技术实践”。他提出了“两种实践”的学说，即把“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称为“技术上实践”，把“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称为“道德上实践”，说：“如果规定因果关系的概念是一个自然的概念，那么这些原因就是技术上实践的；但如果它是一个自由的概念，那么这些原则就是道德上实践的。”(69)但由于他把理性的理论运用与实践运用截然分开，造成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立，因而未能理解“实践理性优越于理论理性”的真正意义。G·W·F·黑格尔明确肯定实践包括生产、技术活动，批判了I·康德割裂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中理解实践，提出了“实践包含并高于理论”的思想。但G·W·F·黑格尔的实践观有着根本的局限性，他把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归结为绝对理念精神活动的环节。
在哲学史上，真正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是马克思。他指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技术等中介系统而实现的能动性与受动性、主体性与客体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等内在统一的过程，并提出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技术“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他说：“自然界不能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都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70)“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71)“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72)随着人类技术实践的发展，自然界在愈来愈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人化的自然界”(73)。
3.技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
如前所述，技术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利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也即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74)。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技术作为人对自然界能动作用的手段，必然要以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技术要利用天然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技术的物质手段是人用来延长和扩展自身自然肢体和活动器官的人工自然物；同时，技术产生、演化的内在机制，又是由技术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所规定的。因而，技术具有第一客观实在性——自然属性。另一方面，技术又是为满足社会需要，按照人的目的，经过人的劳动而改变了形式的人工自然物，是客观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物质存在的社会形式；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它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并统一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同时，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技术具有第二客观实在性——社会属性。
技术的自然属性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它规定了技术构成的科学基础和前提；而技术的社会属性是由社会规律决定的，它制约着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方向。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辩证统一的。因为，“技术之所以服务于人的目的，是因为它的性质（实质）就在于：它为外部的条件（自然规律）所规定”(75)。
技术的双重属性，使它成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物。在人与自然之间，技术是人用以能动地调节和控制自身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手段，是物质生产的前提条件，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尺度，是发展和提高人的素质和智力的基本手段，是显示人类智慧的重要标志。在人与社会之间，技术作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人们往往把某一时代的主导技术作为这一时代的标志，如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原子能时代、信息时代等等。技术既是社会用以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物质手段和方法，又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力量。
4.“技术实践”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关于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的思想，受到了许多技术哲学家的重视。1983年，英国著名技术哲学家A·佩斯在《技术的文化》一书中基于实践是一个普遍范畴的认识，提出了“技术实践”的概念，用以概括技术的各个方面，包括技艺、组织、文化三个方面。技艺方面主要指知识、技能与技艺，工具、机器，化学制品、资源产品与废物等；组织方面主要指经济活动与工业活动，专业活动，使用者与消费者等；文化方面主要指目标，价值观和伦理规范，对进步的信念，意识和创造性等。他指出，既然技术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那么“希望有一种与社会、与文化无关的技术，只能是妄想”(76)。他强调，如果将实践这个概念用于技术的所有分支，我们对技术就会有更多更清楚的理解。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看到技术的哪些方面与文化价值相联系，哪些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立于价值的，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技术看作一种人类活动，而且还可以认为它涉及组织的和非精确的价值观所特有的模式”(77)。由此，他批判和否定了技术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国内也有学者对“技术实践”的含义进行了解析，把“技术实践”理解为“掌握技术的人所从事的改造自然、重塑或创造物质环境的有组织的活动”(78)。指出：“在技术实践中，人作为技术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a）技术目的、知识和方法负荷，即他具有确定的技术目标，并具有技术运用、操作和创新方面的知识和方法；（b）价值负荷，即他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中的人，他的技术行为方式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技术客体是指技术实践中与主体相对应的、客观性的东西，如材料、能源、产品等。技术客体并不是指任意的物质客体，而是由技术内容所限定的，即由技术目的、知识、方法等因素限定。”(79)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能动的改造关系或实践关系的思想，揭示了有关技术的各种含义之间的联系，亦即：技术作为“制作”，它表征了技术是按照思想中的理念制作现实物品或构建人工世界的一种活动；技术作为合目的手段和人的行动，它表征了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技术作为人体器官延长，它表征了生命的存在之一的人的特征，并构成了人类进化的现实；技术作为文化，它表征了技术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及技术在整个文化中的中心地位；技术作为知识和知识体系，它表征了技术是关于做什么和怎样做的知识，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各种人工事物和人工过程的知识、方法与技能的体系；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建制，它表征了技术活动具有自身的职业化的组织研究机构，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技术作为直接生产力，它表征了人改造自然、控制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这样，我们也就把关于技术的各种含义统一起来了。
【注释】
(1)荷马：《奥德赛》，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555页。
(2)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8页。
(3)理念，译自希腊语idea，柏拉图用以指永恒不变而为现实世界之根源的独立存在的非物质的实体。通常指思想。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1页。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5页。
(6)同上书，第136页。
(7)同上书，第137页。
(8)同上书，第141页。
(9)H·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5页。
(1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1页。
(11)中村静树：“技术论论争史”（上），载《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5年第2期，第63～80页。
(12)尚学图书：《国语大辞典》，小学馆1981年版，第623页。
(13)J.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4，p.183.
(14)С·В·舒哈里京：“技术与技术史”，载《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第161页。
(15)转引自邹珊刚：《技术与技术哲学》，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16)A·M·普罗霍罗夫主编：《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6页。
(17)转引自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1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
(19)M·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20)同上书，第12～13页。
(21)同上书，第17～18页。
(22)同上书，第5页。
(23)《亚里士多德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
(24)转引自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25)转引自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26)E·T·霍尔：《无声的语言》，转引自《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27)R·W·爱默生：《作品与岁月》，转引自《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2页。
(28)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29)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30)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31)Jose Ortegay Gasset.Thoughts on Technology.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Edited by Carl Micham and Robert Mackey.New York ：FreePress，1983，2ed.，p.306.
(32)Ibid.，p.296～299.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34)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296页。
(35)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6)M·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1期，第63页。
(37)同上书，第64页。
(38)M·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1期，第63页。
(39)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40)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41)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42)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43)乔瑞金：《科学进步论》，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44)同上书，第143页。
(45)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0页。
(46)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47)转引自张华夏、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48)转引自黄顺基等主编：《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49)转引自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50)Carl Mitcham.Types ofTechnology，in P.T.Durbin （ed.）：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London & Greenwich，CT ：JAI Press 1978，p.229～294.
(51)E.T.Layton.Technology as Knowledge.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15，No.1 （1974）：31～41.
(52)Robert E.McGinn.What Is Technology，in P.T.Durbin （ed.）：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1，1978），p.181.
(53)转引自张华夏、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54)M.Polanyi.The Study of Ma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12.
(55)E.Ferguson.The Mind Seye ：non Verbal Thought in Technology.Science，1977（197）：827～836.
(56)M.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 :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52.
(57)J·C·皮特：《工程师知道什么》，转引自张华夏、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58)同上书，第133页。
(59)W.G.Vincenti.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 : Analytical Studies f rom Aeronautical History.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16.
(60)K.Kornwachs ：《技术的形式理论》，转引自张华夏、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61)J·C·皮特：《工程师知道什么》，转引自张华夏、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62)同上书，第136页。
(63)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64)Carl Mitcham.Types of Technology，in P.T.Durbin（ed.）：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Vol.1，1978），p.229～294.
(65)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页。
(6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1页。
(69)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72)同上书，第307页。
(73)同上书，第305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208页。
(75)《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76)Arnold Pacey.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1983，p.10.
(77)Ibid.，p.4.
(78)李海燕、姜振寰：“技术实践的基本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3期，第37页。
(79)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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