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生存家园的寻找与构筑

二、审美生存家园的寻找与构筑

1862年，法国汉学家圣・德尼侯爵（LeMarquisd' Hervey-Saint-Denys）在巴黎出版的《唐诗》译集，是法国出版史上第一本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选集。书中收录的唐代35位诗人的97首诗都是首次被翻译成法语，可谓是法译唐诗的开山之作。他通过解读和翻译中国诗得到的最深的感受是，所有中国人身上都有“对家乡的眷恋和思乡的痛苦”^[8]，这种倾向在别的民族中没有这么根深蒂固。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诗典型地体现中国人的思乡情怀。李白自23岁出蜀漫游全国山川，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入朝经历后，又再游齐鲁吴越各地，并北上幽燕，一直到晚年客死当涂（今马鞍山）。正是这种一生漂泊异乡的经历，使他饱尝思乡之苦，从而写出了千古绝唱《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说：“李白把一生投入旅途的过程，就是把故乡作为情结，深深地扎根在心底的过程，因为一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是无法体会如潮水般涌来的乡愁的。也就是说，李白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远离，才在心里无限地接近了故乡。”^[9]

人只有处在深深的“乡愁”之中，才会懂得孜孜地去寻找“回乡之路”。“回乡之路”就是人回归于诗意栖居之所，也即寻找与构筑审美生存的家园。当代世界所面对的危机最令人忧患的是人类正在逐渐失去安身立命即安顿心性的家园。海德格尔指出：“在这个地球上，并不存在既成的家乡。家乡总是此一家乡，作为此一家乡，家乡便是命运。然而，在我们时代的世界化时刻，语言、母语、方言与家乡之间根脉相通的传统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已经分崩离析了。对人来说，命运般地派送着人的语言，似乎已经远逝而去，并在这个意义上，人成为了无以言说的人……人仿佛已变得无家可归。……尽管在这个地球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一处没有被人迹染指的地方以及没有被人的运营所驱动的地方，人却仍是无家可归的。哪怕我们只是粗略地思索一下这一切，我们也会很容易看到，耗损无处不在，败坏无处不在。”^[10]当代人身体居住在现代化的城市洋楼里，灵魂却流浪在无边际的荒原上孤独而茫然地无家可归；居住在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里，文化却无法安抚人们对于生活的焦虑与信念的失落；居住在伟大而美妙的地球上，可是环境污染、疾病肆虐、物种流失、能源匮乏、极端气候与自然灾害日趋频繁，社会动荡日趋剧烈，国际争端此伏彼起。人类无论是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还是作为一个文化关系者在社会上，其存在都变得越来越孤立、冷漠与危险。面对生态“三大危机”，拯救之道唯有一条——回乡，返皈于心性可以平静安宁栖息的家园之中。

“回乡之路”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时间维度的审美存在，人的回乡意味着对家园的寻找与构筑。鲁迅的《故乡》中写了三个“故乡”：一个是回忆中的，一个是现实中的，一个是理想中的。也即第一个是“过去时”的，第二个是“现在时”的，第三个是“未来时”的。

鲁迅的《故乡》，首先展示的是极其阴冷昏暗又十分破败荒凉的“现实中的故乡”——深冬时节，天气阴晦又严寒，刮着冷风，呜呜地响，苍黄的天底下，远近几个村庄萧索且荒凉，没有一些活气象。这是一个多么死气沉沉的现实“故乡”的社会图景。其次，是“回忆中的故乡”——天空深蓝，圆月金黄，海边沙地宽广，西瓜碧绿，一望无际，少年闰土手拿钢叉，英俊潇洒，令人神往。这是一个多么明朗、神采、宁静而富有诗意的故乡景象。第三，是“理想中的故乡”——眼前是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上面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这个画面跟回忆中儿时“故乡”的画面一样的美妙，所不同的是，多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增添了几分虚幻的感觉和神往的期待，以及那淡淡却一生不了的乡愁。

鲁迅先生在《故乡》中，通过对萧索的现实乡村与美妙的回忆图景进行对比，以及对理想家园的构想，揭示了人们在苦苦追寻迷惘中的精神家园，同时也表现了对构筑家园的渴望。只有从这个层面上看《故乡》，才能明了鲁迅先生在“回乡”时那份忧患意识、那份精神期待和那种高超的审美生存境界。正如黎巴嫩诗人纪伯伦（Gibran）的诗所说：“只有孤独地迷失上千次者/才能回归故里。”当代理想主义诗人海子把“家乡”看作具有生命本体意义的归宿之所，家乡的“麦地”、“河流”、“果园”等类似的图景构成了他一生的“回乡情结”。如他于1986年所作的《村庄》一诗，浸透了他的悠悠乡愁：

村庄，在五谷丰盛的村庄，我安顿下来/我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面对现代性对人性造成普遍异化的现实，海子向往的是未被污染的乡村与田园，从而使寻找“回乡之路”和皈依“诗意家园”成了海子诗歌的永恒主题。《村庄》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诗人痛感自己对家乡无以回报，因此他认为向家乡的索取的东西“越少越好”；同时，诗人生怕有一天家乡的本真之美会忽然消逝，所以他连家乡的“黄昏”、“雨水”这些十分寻常的事物都倍觉珍惜。从李白的《静夜思》到鲁迅的《故乡》再到海子的《村庄》，其间所流露的都是具有审美生存意蕴的“乡愁”，这种深层的情怀烛照着人的“回乡之路”。汪涌豪认为：“这种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固然主要是对家人、乡土和母国，但本质上说，更是对历史，对文化。……说到底，一切的乡愁，都是对文化的乡愁。”^[11]寻找家园一方面需要寻找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家园，另一方面需要寻找人类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正因为寻找家园的双重性，所以寻找必须内外同步进行：一方面要向外寻找，通过科技、法律、制度、伦理的完善与规范，制止人类不再对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伤害与破坏；另一方面要向内寻找，反省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和思维方式，形成一种健康、绿色、审美的生态自我人格，使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生态精神成为当今社会文化的主流。家园的价值根基在于以“返朴归真”为基础、“天人合一”为审美终极旨归的老庄生态美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心性的和谐，同时生化为现代社会文明与自然的和谐、当下与历史和未来的和谐、世俗生存与神圣信仰的和谐，也即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共游的整体和谐观，也即余潇枫“应然”与“必然”调适融合的“适然世界”和谐观。

人的回乡意味着正视人类作为自然之子的身份，意味着培育和谐的人际关系把他人的利益纳入我的生存关联性范畴，意味着恢复人类的生存维度中当下、历史和未来的关系，即善于聆听祖先的声音并在当下的生命活动中包含着对未来的筹划，意味着人类经过几千年在“应然”与“必然”之间的来回寻觅与权衡后寻求寓人类普遍“适然”生存意义的新价值坐标。工业革命以来，功利的、工具的、封闭的、以理性思维为主体的“自我”概念造就了孤立、浮躁、好斗的现代个体人格，人必须通过斗争并战胜他者才能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同，人际关系是排他的、竞争性的、敌对性的，人普遍缺少对自我的信心和对他人的信任，时时都处于疑虑、孤独与防备的阴影笼罩之中。人在“回乡之路”可把自我从封闭的理性主体还原为一个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开放的、生成的过程。在“回乡之路”中，人只有尽量汲取宇宙中无限丰富的生命潜能，充分把握自然所蕴含的生命节律，自我审美生存范式才能得到确立。从而人与他者的生命将彼此包容，心性将相互交流与融洽。余潇枫说：“全球性危机的频频出现，使人类认识到个体本位生存方式存在的缺失与弊端，而这些缺失与弊端按以往的生存哲学与伦理范式难以解释和解决，于是体现‘类’本位的伦理道德的‘类生命—类价值’范式就显现出重要的意义。现代西方哲学家与伦理学家们举步维艰地做着各种努力。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罗马俱乐部首开先河，振聋发聩地警告世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处在增长的极限之中’。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西方哲学家们也积极寻求救世良方，或提出‘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生活世界’等概念范畴，或设计‘生存型人格’、‘公众家庭’、‘健全社会’等方案构想，试图打通主体与他人及与外部世界的通道，寻求寓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新价值坐标。”^[12]“适然世界”要求人类寻找和构筑的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性“优态共存”的家园。同时，余潇枫还把这种“优态共存”的范式看作是“一种以人类共同体为整体价值尺度的安全哲学新理念，是依照人的类本性、类生活、类价值的要求所确立的人类活动与国际关系的终极准则”^[13]。这就把寻找和构筑优态共存的“适然世界”的生存家园提升到全球与全人类范畴的“类”的整体审美生存价值尺度的高度加以认识，从而不仅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从时间上连接起来，而且还将个体、社会、国家、国际和世界从空间上贯通起来，为人类与自然万物构筑一个和合共生、永续衍化的家园给出美妙的愿景与可行的范式。

在老庄、海德格尔、余潇枫等探寻生存之境的诗哲们看来，“回乡之路”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三重时间向度和个体、社会、世界多元空间维度的审美存在之境。从时间向度上看，它不是既成的可以回顾的时段，也不是既定的可以追溯的路段。从空间上看，它不是孤立于他者的存在范式，也不是与自然对立的人类存在世界。从时空的整体上看，“回乡之路”既贯穿时间的三重向度又涵盖空间的多元维度，是人“类”的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命情怀和心性境域，也即一种随时都会离“我”而去却从不会远“我”而去的，如同一条时急时缓却涓涓长流的溪流一般持守着本然之生命，宛若一朵时卷时舒却飘飘风行的白云一般澡雪着超然之心性。老庄生态审美思想观照的“回乡之路”包含着这种以自然精神渗透人类生存的诗性智慧，它通过体验自然的美妙之境而寻找生命意义的线索，以感悟自然而然的宇宙本初之美而引导心性践行无为而为的朴真之美，从而催生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友善合作、和睦相处的和合精神。当人类拥有了这种和合精神，就意味着确立了审美生存的生态自我范式，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敬仰和对万物的亲和，也意味着人的心性皈依了审美生存的诗意家园。

在自然生命境域中展开的一切人类文化活动都充满着富有美感的心性内涵，它将使人不排斥却能超越现实的物质世界而通达超然的精神世界，这种拥有时间三重向度和空间多元维度相融相洽的和美的存在境域就是“适然世界”。人生存于适然世界之中，可以与“牛顿”握着手同时向“上帝”鞠躬。现代生活与生态信仰并不矛盾，人的知性与诗性可以同在，关键是人如何用生态审美生存文化来陶冶人的心性，以确立审美存在的自我范式。现代人不是因穷困潦倒而失却家园以致无家可归，事实恰恰相反，而是拥有富足的物质财富后却因精神贫乏而失却家园以致无家可归。原因就在于现代人只知道物质上的追求却忘却了精神的修养，以致除了钱就一无所有，成了一个“发而不达”、“富而不贵”、“有知识没文化”的暴发户式的“精神贫困”群体。人要使自己变得高贵与发达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依照老庄生态美学思想旨归“返朴归真”，也即“回乡”——返归于最本初的、无任何污染与异化的“无何有之乡”。“回乡之路”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起来，将个体、社会、自然融合起来，成为一个诗性与知性并在、精神与物质共存的具有适然性的审美存在境遇，为现代人寻找和构筑一个亘古常新的温馨家园，为人类孕育出含蓄柔韧却蕴含着无穷生机的生命样态。“回乡之路”意味着从一种超越世俗存在观的更深广的存在中寻找可以安顿与提升心性、使有限生存向无限永恒衍化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谓之“生态信仰”。生态信仰源于人把自身还原于自然世界与万物息息相关、喜忧关联、生死与共的终极问题的思考。唯独如此，人类才得以克服功利理性造成的生命之短与心性之轻的困境，把本来短暂脆弱的人生维系在一个厚重的价值底座上，在自然精神和生态信仰的烛照下走向无限的生命衍化之境。

今天，追溯于《周易》、《老子》、《庄子》等中国生态文化的悠远源头，游览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林中路》、《人，诗意地栖居》等人类审美存在的诗意家园，探索于余潇枫《哲学人格》、《人格之境》、《如何道德地对待自己》等适然世界的广褒原野，也许无法让现代人获得攫取与积累物质财富的技能，但能让现代人找到一种本然的生命精神、恬然的生态情怀和超然的生存智慧。凭借这种精神、情怀和智慧，人能体会到与万物亲近、与他人友爱、与自我心性和谐的那份真情惬意，从而就可以平和淡泊、虚空宁静、闲情逸致地漫步于回乡之路，以通达远离尘嚣、远离争斗、远离危机的审美存在家园之中。不仅如此，“回乡之路”还为全球文化对话提供了更好的机缘，因为无家可归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要从根本上揭开这个困扰人类生存的谜团，以摆脱现实的生态危机，唯有走“回乡之路”——寻皈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这就需要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之间在最基本的价值观上达成共识——人类必须生存在一个与天、地、神、人共在的并包含着时间三重向度和空间多元维度的生命整体里。实际上，从时间向度上看，通往诗意栖居的“回乡之路”预示着人的一生需要过好“三天”——昨天无怨无悔，今天无为无争，明天无执无待；从空间维度上看，任何一种历史文化中都包含了对人与自然、与他人关系以及终极价值问题的思考，现代人寻找与构筑家园迫切需要重新连接传统的具有自然精神和生态情怀的生存智慧，并使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生发出适然性的意义。这种具有自然精神和生态情怀的生存智慧，将一直朗照人类的“回乡之路”，以通达诗意栖居的审美生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