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城镇的形制特征

二、县级城镇的形制特征

对于县级城镇城池的大小，光绪《山西通志》有比较详细的统计，现在本文利用光绪对山西县级城池规模的大小进行统计。

表6-2　近代时期山西县级城镇的城池规模表

（续表）

资料来源：光绪《山西通志》府州厅县考。
说明：榆社县据光绪《山西通志》，先上城为2里，后有关城，周围3里，这里把榆社县城的周长取为两城之和，即5里。

从以上山西各县的城池规模中，我们可以看出：（1）山西直隶州所属县城的规模普遍较小，在山西各直隶州所属县城中，规模最大的县城是解州所属的安邑（6里），规模最小的是隰州所属的蒲县（1里）。直隶州所属各县城池规模为3里、4里的现象最为普遍，其中忻州所属的定襄和静乐全部为4里。（2）就各府所属县级城镇的平均规模而言，所属县级城镇平均规模最大的是朔平府，规模最小的是泽州府。在朔平府下属的3个县级城镇中，规模最大是左云（10里），最小的平鲁（6里），而在泽州府所属各县中，规模最大的是榆社（5里），规模最小的是和顺（2里）、陵川（2里）、沁源（2里）、沁水（2里）。（3）就地形而言，平原地区县级城镇的城池规模普遍大于山区。如山西最大的县城平遥（12里）和太谷（12里）全部都位于太原盆地，而山西最小的县城蒲县（1里）、石楼（1里）全部都位于吕梁山区。（4）山西北部沿边地区县级城镇的城池规模普遍大于其他地区。山西北部沿边地区的3各县级城镇阳高、天镇、左云全部都在9里以上，这样的大城池规模是山西其他沿边地区所没有的。

山西的县级城镇的城池规模分布为什么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城镇是否设立，设立规模的大小，首先要受到城镇政治和军事地位的影响。山西的县级城镇大多修筑于明代，而在明代，晋北地区是明朝政府和蒙古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为了防范蒙古人的入侵，明朝政府在晋北地区修筑了大量的军事堡垒，由于驻扎的军队数量较多，所以明朝政府在晋北地区修筑的军事堡垒的规模大都相当庞大，后来这些城堡中的一些转化为县城，于是就造成了晋北沿边及朔平府所属县级城镇的规模相对较大。

城镇不仅只是一个军事和政治据点，同时还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城镇占地规模的大小，不仅受城镇政治地位的影响，而且还受城镇经济发达程度、人口多少的影响。因为经济发达，人口增长之后，要求城镇也必须随着扩大规模增加人口的容量，从而导致城镇的城池规模随之相对较大，反之亦然。明清时期以平遥、太谷为代表的晋中城镇是山西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所以太谷和平遥的城池规模就相对较大；而蒲县、石楼的人口稀少，经济落后，所以蒲县、石楼的城池规模就相对较小。

山西县级城镇的形制较之于府州城镇更加复杂多样。近代时期，山西不仅有方形的县级城镇，同时还有不少其他不规则形状的县级城镇，如临县、翼城、岚县、石楼、榆社等各县。就不规则县城的分布情况来说，平原地区的地势平坦，方形的县级城镇相对较多，而山区地区由于地形相对复杂，受地理条件限制，不规则形状的县级城镇远多于平原地区。

不规则城镇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受地形限制，城镇的形状不规则。如翼城就是椭圆形的县级城镇，民国《翼城县志》在述及县城周围地形时曾这样说道：“（县城）四面悬崖，中间地势泰，半与女墙平，东南二方，虽无池而均绕以浍水，入城自下而上各系一道长石坡，西北二方均临沟壑，池深数丈”⁽²⁵⁾，可见，四面悬崖，两面临水的地形是造成翼城呈椭圆形状的主要原因；二是城池因为增筑，形状呈不规则形状。有些城池在刚建的时候相对较小，后随着城镇发展，城池扩大以后，便成了不规则形状。如临县县城极其不规整，就是通过不断扩建形成的。“县城元初在县北故县村，至元五年己卯州治南徙五十里于今治，未有城池，明景泰元年知县刘本始依山为城，建东南二门，今四明洞、朱衣阁洞是也，正德八年知县杜敏增置外城，扩龟山、牛涧于城内，东西射门以泄牛涧之水，然崇不过丈余，阔不盈数尺，嘉靖二十一年兵备副使赵瀛拓筑外城制，高三丈，阔一丈五尺，周围五里三分”⁽²⁶⁾。不过，不管城镇的形制如何不规整，县级城镇建设的主导理念无疑都是以方形城为主，只不过是方形的理想的主导观念与具体的地形结合时，便使县级城镇的形制变得更加灵活多样。

近代时期山西的一些县级城镇也有城关分布，如交城县城“县东、南各有关。东关二里”、文水县城“南关：土城，周围三里七分”⁽²⁷⁾，介休县城“东北有关城，周四里”⁽²⁸⁾。从拥有关城的县级城镇的分布来看，平原地区拥有关城的县级城镇的数量要远多于山区。这可能与平原地区地势平坦，易于修建关城有关。平原地区的城镇对外交流比较方便，再加上地势平坦，具有修建关城的条件，所以这就造成平原地区拥有关城的城镇的数量远多于山区。与平原地区关城与主城保持一段距离不同，山区地区的关城大多以主城增筑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岢岚县城“东关附城，俗名转堡”⁽²⁹⁾，吉县县城“明景泰初修。因山为城。周一里二百九十步，高三丈五尺。无池。嘉靖初，建外城。东筑土城二百五十丈，西筑石城二百九十丈。再增外城，计周四里”⁽³⁰⁾，关城和主城基本连为一体，关城既可以被称为是关城，也可以称为是主城的拓展部分。

近代山西还有二城制的县城。据光绪《山西通志》反映，近代山西二城制的县城有2个，一个是榆社县，一个是万泉县。榆社县城“上、下二城，垒石成壁，居高阜。东为上城。明宣德间改建。因高加筑一丈，厚一丈，周二里许。隆庆五年，即城西筑下城。高二丈五尺，厚一丈，周三里”⁽³¹⁾，这里榆社的二城制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因为地形所限，无法对原城进行扩展，而不得不另觅他处，增修新城，以此来达到容纳更多人口的目的。万泉的2个城，一个是古城，一个是新城。万泉县城“新城较古城稍下，地势广阔，无险可峙。古城据在高阜，南依孤山，东、西二涧夹流，俱称险绝”⁽³²⁾，所以虽然古城逐渐衰败，但由于具有军事价值，所以仍然被重新修整投入使用，从而形成独特的职能不同的双城体制。不过从总的趋势来看，万泉的二城制县城属于是一种过渡型的城制，而最终的发展结果是古城逐渐被抛弃，而新城逐渐兴起。

对于县级城镇城墙的修整，民国《翼城县志》记载得较为详细。据民国《翼城县志》记载：“自乾隆至光绪百有余，城堞城楼，土垣被风雨冲击，塌毁者泰半，官绅因筹款维艰，只择其要者，略事小修，不敢大兴土木完全补葺。民国十四年秋阎兼省长因时局不靖，按军事计划，电饬赶修城垣之缺限，两月完工。知事马继桢邀绅开会，公推吉绅廷彦为总督工，郭绅肃城、赵绅蒲壁、吉绅兆蓉、张绅业桂为分督工，其余马绅敏琛、安绅国栋监修北门工程，李绅春源、杨绅沅菖监修东门工程，李绅寿庆、丁绅对扬监修南门工程，胡绅文焕、王绅锦文、李绅学易监修西门工程，此外，张君翔、李君均、高君壬林等，或置备工料，或经管款项，皆各司其事，有条不紊。土工则日觅匠百余名分段筑垣，砖工觅匠二百余名亦分段砌墙，按日计工、按工给价，所需经费亦按闾摊派，共收洋三千九百余元。越月而成，城墙泥土砖石各工一律告竣，仅剩东西南北四城门楼因天寒停修，值民国十五年春，由前经手绅衿，复继续补葺，除东城门楼因省款简修外，其南西北三城门楼西仍照旧式修理，又以剩款于十六年补修衙道街、钟楼，此从来修补未有之巨工也”⁽³³⁾。翼城城墙的修筑反映的是山西一般县城的情况，即：由于资金的原因，山西各县对城墙的修筑基本保持原样，仅能限于一般性的修补。而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时，由于战事紧张，于是由省政府下令，命各地修补城墙，这样各县城的修补工作才获得较大的进展，但也仅限于对原有城墙的加固修补，并未对城墙产生太大的变化。

实际上对于城墙的修筑和拆毁，山西各界也存在争论。“近来时事日新，或有倡议拆城，如天津、上海故事者，而兵事上之经验，如河北之涿州，湖北之武昌，山西之大同、辽县，均以有城防而获保全，是城之建设，亦不尽为无用也”⁽³⁴⁾。可见，在城墙的修筑问题上，最终还是从军事角度出发来进行考虑的。虽然山西行政当局对城墙进行修补和维护，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山西各级城镇城墙衰败的进程。但由于城墙维护修补的费用主要来自于地方财政，再加上省政当局对县级城镇的重视逊于府、直隶州城镇，可以想见，县级城镇在城墙维护、修整方面的强度要远逊于府、直隶州城镇。

在城墙的修筑、维护方面做的较好的是榆次。“民国纪元，（赵）鹤年由赣归来，与闻县政，巡视城垣，残缺不全，触目皆是，爰于四年，联合邑人商呈县长，筹款兴筑，凡残缺者，略完整矣。嗣于民国十一年、十四年又将南北城楼，并各角楼，逐渐修理，新其土木，饰其丹其青，大致亦颇有可观矣，”⁽³⁵⁾由此可知，相对其他城镇来说，榆次城池的修补相对还是比较频繁的，在民国十四年内曾3次对城池进行修整。为什么榆次能够进行比较频繁的城池修整活动，当地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是主要原因，“至城工料费用，未请官帑，未捐民资，悉以地方公款给之”⁽³⁶⁾。由于经济发达，地方公款充足，修筑城池不请官帑、不捐民资，所以才使城池得以及时修补，从而维持着较为完备的状态。

近代时期，山西各县级城镇除榆次外，其他各县城的城关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原貌。榆次的变化是从正太铁路在榆次北关设站开始的。正太铁路于清末在榆次北关设站之后，榆次的北关逐渐繁荣起来。“民国初期，榆次的铁路、公路日益畅通，有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民族工商业，从村镇和城内向北门外火车站转移修建，北门外城楼外来客商的云集之地。”⁽³⁷⁾在近代时期，榆次北关除了设有规模较大的晋华纺织厂、魏榆面粉厂之外，还有不少的房屋建筑，如《榆次文史资料》曾这样记载：“当时，人称张四少的张治世留学日本回来，将外地大城市的一些腐朽生活方式带到榆次，他在北门外的栈房街和粮店街之间，盖起了祥瑞里和普庆里”⁽³⁸⁾。可见，随着火车站在北关的设立，一些房屋建筑纷纷在榆次和火车站之间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