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分布的总体特征

二、城镇分布的总体特征

经济和人口发展缓慢，使山西城镇数量的增减变化随之缓慢，导致近代时期山西城镇分布格局大致不变，基本稳定。这样，在对近代山西城镇的分布格局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借用城镇资料相对完备的光绪《山西通志》来进行研究。下面我们就以光绪《山西通志》为主要依据，对晚清时期山西城镇的分布情况进行考察。

表2-2　近代山西城镇密度情况表

资料来源：1.城镇数量来自光绪《山西通志》府州厅县考。
2.行政区划面积来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4页，甲表88。

从上表中我们我们可以看出，在光绪时期山西城镇密度比较高的是绛州、解州、蒲州府、潞安府、泽州府，这几个府、直隶州的城镇密度，都在0.005个/平方公里以上；城镇密度最低的是大同府、宁武府、朔平府、保德州，这几个府、直隶州的城镇密度，都在0.001个/平方公里城镇以下。

如果按区域划分，我们可以看出，晚清时期，山西城镇的区域分布主要有两个特点。

1.城镇分布南密北疏，分布密度自南向北逐渐递减。据表2-3，在光绪时期，山西城镇密度最大的是晋南地区，城镇密度为0.0053个/平方公里；晋中地区的城镇密度次之，为0.0034个/平方公里；晋北地区的城镇密度最稀疏，为0.0009个/平方公里。

表2-3　光绪时期山西南北各区域城镇分布情况表

说明：据表2-2数据制作。

2.城镇分布东西基本平衡，东部地区的密度略高于西部地区。据表2-4，东部地区所属7个府、直隶州的城镇密度为0.0032个/平方公里，西部地区所属12个府、直隶州的城镇密度为0.0029个/平方公里。

表2-4　光绪时期山西省东西部城镇分布情况表

说明：据表2-2数据制作。

应该说，近代时期，山西城镇分布的基本情况是南部稠密，北部稀疏；东部稠密，西部稀疏。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民国时期山西的城镇分布和晚清时期相比，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和变化。

首先，山西北部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快于南部和西部地区。近代时期，由于交通便利，山西比较现代化的工业，大部分集中在北部和东部的大同、榆次、太原等铁路沿线县份，广大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当落后。如安邑县“魏俗勤俭，男耕女织，人民以农为本，依然禹稷躬稼之遗风也，商业、工业迄今不振”⁽²⁴⁾。芮城县“吾尝适田野，游工肆，见其所经营者，大率沿数百年故，智未尝少变。岂非山河障隔，风气闭塞，闻见少而改良难欤”⁽²⁵⁾。由于现代工商业发展落后，所以山西西部和东部地区基本上还处于小农社会时期。如新绛是山西西部及南部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绛人业农者十之七，业工商者十之三，盖犹未脱乎农业时代之社会也”⁽²⁶⁾。新绛尚且如此，其他县份的小农业经济的色彩就更浓。如安泽县“岳小而僻，民不知商，群以为末务”⁽²⁷⁾。永和县“村人除农业外，多事牧畜，赖此尚可少助民间日用之不给。妇女无论贫富皆事纺织，每至春夏之交，养蚕、缫丝以供己用，永人志气高尚，羞执贱技，间或有人操者，鄙而不齿”⁽²⁸⁾。

其次，山西的人口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距。光绪大灾爆发之后，山西的南部地区是山西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地区。“光绪丁丑戊寅间山右奇旱，晋南尤剧。饿莩流民相忘于道，户口殆耗十之五六”⁽²⁹⁾。洪洞县“死亡几半，民为数三分去一”⁽³⁰⁾，曲沃县“甚至百十族之繁家，仅存二三姓之寂处，方诸在昔之盛是十而只存一也”⁽³¹⁾。对于光绪大灾期间山西各地的人口损失，行龙先生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曾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光绪大灾期间山西各地人口的损失情况有更加直观的了解。

表2-5　光绪大灾期间山西部分州县人口亡失率统计表

（续表）

说明：此表摘自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4-136页。

上表没有反映光绪大灾期间晋北地区人口损失的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晋北地区的人口损失肯定很少。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就人口损失比较大晋中和晋南地区相比较而言，晋南地区的人口损失远远要大于晋中地区。根据上表，晋中地区没有一个县份的人口损失超过50％，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晋南地区除了屯留、洪洞、襄陵等少数县份之外，大部分县份的人口损失都超过了50％。

光绪大灾之后，虽然山西的人口数量有所恢复，但人口恢复并不平衡。山西西部地区的人口恢复一直缓慢。以曲沃县为例，“以户口滋生论，又不啻为全球民族极少之区，自下按户口表登记，虽有八万余丁，而直鲁豫客民，殆居十之三四。是自光绪丁丑，迄民国丁卯，虽历时已五十余年，而户口依然如晨星硕果，寥寥可数也”⁽³²⁾。永和县是人口比较稀少的县份。光绪大灾期间，人口发展遭到沉重打击，人口更加稀少，“（永和县）诸父老云，清光绪三年，实有男女三万余口，五年仅存男女九千余口，真可慨也”，民国十年编查区村，有19473人⁽³³⁾，仅相当于光绪三年大约三分之二。

与西部地区人口恢复较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西东部地区的临汾、翼城以及晋东南地区的人口恢复相对较快。如临汾县“光绪三年大祲后，人民减去强半，比年直鲁客民骆绎而来，几占全县十分之三，而本籍户口逐年增加，渐臻蕃庶”⁽³⁴⁾；翼城县“最近调查男女户口，历年增加不止万余，比清光绪三年以前，实相差不多，故山村荒田近年全行开垦，所剩无几，其户口之繁盛于此可见”⁽³⁵⁾。武乡县“近年丁口之盛倍于清之中叶，宁非幸事”⁽³⁶⁾。

这样，由于近代山西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缓慢，所以民国时期山西的城镇格局和晚清时期相比变化不大，仍是南部稠密，北部稀疏；东部稠密，西部稀疏。但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又使民国时期各地区间城镇的分布密度，发生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民国时期山西城镇分布的南北差距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东西差距则有一定程度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