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职业结构的总体特征

一、城镇职业结构的总体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农业人口占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城镇是各级政府进行社会统治的据点，和农村一样也存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只不过和农村相比，农民数量较少而已。进入近代以后，山西城镇人口数量的变化，使人口结构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对于近代山西城镇人口的职业结构情况，目前没有专门研究。李玉文先生在《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一书中，对民国时期山西现住人口的结构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统计。从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山西城镇人口的结构情况。

表5-10　民国时期山西现住职业人数百分比历年比较表
（1912-1927年）

资料来源：李玉文编著：《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322-323页。

在上表中，我们把农业人口排除在外。因为在众多城镇人口当中，除农业人口数量较少之外，其他职业的人口均在各级城镇中大量存在。因此，上表可以大致反映山西城镇的职业结构变化情况。从上表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山西城镇的职业结构变化有阶段性。在1920年以前山西城镇人口的结构变化不是很大，各行业人口的比率基本保持稳定。1920年之后，山西城镇人口的职业类别比率开始发生比较大变化。（2）在从事各类职业的人口中，工作种类不同，变化的快慢不尽相同。在山西城镇各类职业人口中，比率提高最快的是议员、官吏、公务员、警士、军人和教员、医生、学生、律师、记者。在1912年，议员、官吏、公务员、警士、军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0.12％，而到1926年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则达到了0.82％，总比率提高了大约7倍。教员、医生、学生、律师、记者在1912年在总人口中的比率是2.98％，在1926年的比率是10.16％，总比率提高了大约3倍。从事工商业和矿业等工作的人口的比率则略有降低。

在上表中，议员、官吏、公务人员、军人、警察等人员的数量有很大增加，与近代时期山西推行的一些系列政制改革有很大关系。从晚清时期，山西就开始推行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改革。通过多年的努力，山西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议会结构体系。在这个结构体系中，位居议会顶端的是省议会，位居其下的是各县的县议会。遍布全省的议会的设立，极大地扩充了山西省议员的数量。近代时期，山西推行的政治改革，还有所谓的“区村”制度。所谓的“区村”制度就是把国家的行政管理机关，由县级城镇延伸到各级村镇。“区村”制度实行，不但使县城行政人员的数量有很大增加，同时也使原来没有行政人员的村镇也产生的大量的行政人员，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山西的行政人员的数量。

在各级公职人员数量有很大增加的同时，军人的数量也有很大增加。近代时期，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全国军阀混战，相互之间的战争十分激烈。山西也卷入到了军阀混战的行列。从1917年起至到1929年山西省连续四次扩军，到1929年山西省军队已原有的一个混成旅和一个山西巡防营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除此之外，山西还有大量的骑兵和炮兵⁽⁷⁵⁾，于是山西军队的数量也有很大的提高。

近代时期，山西从事教员、医生、学生、律师、记者这一类职业的人数有很大增加，与山西学生和教师数量的增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民国时期，山西省政府十分重视教育。1918年山西省政府通过《山西逐年教育进行计划案》，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以义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计划。在山西省政府的积极推动之下，山西接受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21年，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小学校500所，在校学生约5万人。男女国民学校19463人、722156人。其中男校16297处，学生627571人；女小3166处，学生94585人⁽⁷⁶⁾。这样学生数量的增加，使全省从事教员、医生、学生、律师、记者这一类职业的人数，也随之有很大增加。

在上表中，山西所谓的从事“工业”的人口，不但包括从事现代工业的人口，还包括大量从事手工业的人口。如民国《襄垣县志》在谈到工业时就说，“工业以木石铁工油画及打造铜锡银器为少，营业者居全县职业总数表百分之十五，惟铁木两项由东林县来者占半数，至机器组织各大工厂者尚不多见”⁽⁷⁷⁾，可见，《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所指的从事工业的人数，不仅包括从事现代工业的人数，而且还包括从事手工业的人数。虽然根据《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的统计，民国时期山西从事工业的人数没有太大变化，但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从事现代工业的人数应该有很大增加。如在民国初期，山西工业比较落后时期，从事现代产业的工人人数不多，而到1937年太原陷落时，山西省的现代产业工人已达到60000人左右，其中：铁路工人有10000余人；采矿工人22300人；机器制造工人有8088人；纺织工人有8010人；电力、火柴、面粉、造纸、卷烟等工人有10000余人⁽⁷⁸⁾。

近代时期，山西各城镇手工业者的结构变化比较复杂。在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影响下，一些行业手工业者数量大量减少的同时，另一些行业却因本行业比较适合市场要求，手工业者从业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如交城皮毛业工人数量的变化就是如此。交城的毛皮业在清末民初时期非常兴盛。随着交城皮毛业的兴盛，交城的皮毛手工业者的数量很大。1919年交城皮毛业组织皮毛公议社时，“参加公议社的皮毛工人已达3000多人”⁽⁷⁹⁾。太谷也是如此。“民国初年，太原艺匠数人到太谷谋生，相继开设春富斋、广义成、富锦斋等油刷彩绘作坊。其中春富斋为盛，职工100多人，承揽打顶棚、油漆、门面、彩绘庙宇等业务；广义成以经营油漆为主，可自制桶漆、大漆；富锦斋则专做油布”⁽⁸⁰⁾。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的，手工业工人人数的变化是有波动的。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手工业行业的从业人数也随之变化。以交城的皮毛工人为例，在清末民初毛皮业比较兴盛时期，从业人数一度很多。而到“‘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寇侵华，货币贬值，交通阻塞，商业萧条，皮坊相继歇业，皮毛工人队伍，日益减少”⁽⁸¹⁾。

近代时期，山西各城镇从事商业的居民一直很多。晚清时期，山西商业比较发达，各地城镇商人数量较多自不待说。进入民国以后，虽然山西的商业逐渐衰弱，但数量仍然很多。对此，毕苑博士曾这样指出，在民国时期，“尽管晋商败落，但中小商人阶层仍然占有相当大比列”。对于这种情况，她分析说，“在商业衰败期，乡村社会仍凝聚着浓厚的经商风气，每况愈下的社会形势使破产商人部分转回农村，但失业之后仍有一半的商人重操旧业，可以说这是一种极为缓慢的‘业际流动’。至少这不是走向繁荣兴盛的表征，它只能意味着社会流动机制的滞缓”⁽⁸²⁾。正因为如此，虽然民国时期的商业较之于清代有很大衰弱，但山西各城镇从事商业的居民仍保持着相当大的数量。

近代时期，山西城镇劳力和娼妓以及无职业者一直保持较大的数量，但人口数量也有一定波动。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商业的衰弱和手工业的破产，山西城乡出现了大量的无业人口。如太谷“近数年来，各省兵祸相寻无已，在外经商因失业而赋闲者所在皆是”⁽⁸³⁾；徐沟县“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王答、里旺等村之人陆续归来者满坑满谷”，民国二十一年以前“山海关报告，晋人由山海关归者十七万”⁽⁸⁴⁾。工商业破败之后，这些失业者不得不通过再次充当廉价劳力来维持自己最起码的生存，“近年省内社会凋敝，生活艰难，谋职业者，或往来与省会，每日移出入之人口，约七八千上下”⁽⁸⁵⁾。充当劳力及无职业者的人数，和社会的经济状况是紧密相连的。每当经济衰弱之时，充当劳力及无职业者的人数便会大量增加，而当经济兴盛时，充当劳力及无职业者的人数便会大量减少。对于这一点，上表表现非常明显，如在民国初年山西比较经济衰弱时期，山西充当劳力和无职业者的数量占总人数40％多的比率。1920年以后，随着山西经济的发展，山西充当劳力和无职业者下降到只占总人数30％多的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