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一般因素

（1）政治。从一般意义上讲，经济和政治固然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难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但两者之间的作用顺序却是：经济在前，政治在后。按照合理组织社会生产的要求建立一定的经济体制（经济基础），由此决定了相应的政治和精神的上层建筑，这一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相应的经济基础。它不仅要满足合理组织社会物质生产的要求（这是对经济体制的共性要求），同时还要体现那种相对超前的政治和精神要素的特征，还要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的经济体制中，政治因素对经济体制的影响不只是一般性的“反作用”，它要先于经济体制，并在设置经济体制的时候，发挥相应的“拉动”功能。作为基于循环经济的区域生态化发展模式，它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新型的经济模式，必然也会受区域内外相应的政治体制的作用和影响，尤其这种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正是政治因素对经济体制这种“拉动”发展模式信奉的逻辑。所以，相对一般经济模式来讲，这种模式中更多地印有政治的痕迹。它与一般市场经济模式的最根本不同就是：在目标上，它要追逐企业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运行动力上，它不是单纯依靠个人利益的驱动，而是依靠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有机统一体的综合驱动。

（2）法律。法律是指引、激励、规范和保护人类行为的重要工具。循环经济立法也如此，它不仅约束了政府、企业和国民必须履行节约型社会的义务，规范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与具体运作模式，对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扫除循环经济发展的机制障碍，有利于尽快建立支撑循环经济的科技体系，保障循环经济快速、顺利推进的重要手段。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大多以基本立法加配套立法的方式来加以推进。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循环经济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循环经济立法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环保法律很完善，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为德国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法律基础。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从而为日本建立循环经济型社会搭建起了稳固的社会法律框架。在中国，人口基数大，发展任务相当重，加之资源过度开发、生态过度破坏和环境过度污染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因此，要实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目标，发展循环经济，也是时不我待，刻不容缓了。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促进循环经济全面发展的基本法尚未制定出台，致使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遭遇着来自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尤其是相关有效法律制度缺失的“瓶颈”制约，具体表现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缺位和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失灵两个方面。

（3）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经济发展模式也不一样，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对大自然无能为力，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狭隘的，他们看到有些自然现象给人们带来意外的享受，同时，有些自然现象却给他们带来灾害和恐惧，在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一种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到了17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大自然，予取予求，为我所用。征服自然的阶段近400年来，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然而，片面、单纯地把科技作为征服自然的利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导致了自然大规模的报复，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于是人类才认识到必须保护环境和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达成“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思想共识，这种认识是到近现代才逐渐形成并日益加深的。从人类的“崇拜自然”到“征服自然”到“协调自然”这三个对自然的逐渐认识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模式也经历了从单一的线型的“传统模式”、“末端治理”、“清洁生产”到“循环经济模式”。中国还处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也是与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相符合的，随着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也要从初级形态不断地向更高级的形态发展，这才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4）文化。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并积累的，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特征的财富，因而由各种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环境，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化环境的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经济主体的行为，甚至能够改变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独特的比较优势，进而改变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绩效。而其中经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最深厚的底蕴，它营造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文化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这些态度、价值观和信念在人类行为和进步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也是人们在创新、创业、合作、竞争等经济问题上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创新意识、创业精神、流动偏好、信用观念、合作意识、开放思维等多个方面。

（5）地理位置。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由于地球内力作用引起的褶皱、断层、地震和火山致使地形多种多样，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有山区、四大高原、三大平原、四大盆地，还有丘陵。它们之间不仅有自然资源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也有地形特征上的不同结构。如西北各省，包括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这些地区均属于干旱贫瘠地区，只有8%的可耕地。西南各省，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这些地区有着适宜农业生产的降雨和气温条件，但苦于多山，约有14%的土地坡度在10°以上。再如东莞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港台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其成功源于资源整合：东莞提供土地、厂房；四川、湖南等诸多省份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东莞模式因为通过承接港、台以及后来日、韩乃至欧美的产业转移而得到发展，其优点是发展速度比较快。东莞1978年还是个农业县，2005年生产总值达到了2182亿元。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天气和气候，不同的地形地貌，也决定了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必然差异。

（6）历史背景。任何一个区域，它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在短期内我们无法摆脱现代历史条件的制约，只能处在这种“历史地决定了其沉醉程度”的社会中，所以我们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也要遵循当地的历史背景，顺应当地历史发展的趋向。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从北向南已形成辽东半岛、京津塘地区、山东半岛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闽南三角地带、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六大经济核心区。这些地区利用其优越的区位条件、雄厚的经济实力及科技、人才优势，在带动全国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经济“高度加工化”和“知识技术密集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沿长江干流地区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布局的重要产业带，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江苏、浙江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等经济核心区。这些经济区和产业带的形成对其区域发展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7）人口特征。人口是构成生产力的要素，它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的数量、质量以及分布特征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个区域的人口特征，包括人口的分布特征和结构特征，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分布特征指的是人口的密度、分布的区域等，人口的结构特征指的是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城乡比例等。中国属于世界上人口稠密的国家之一。2000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132人，大约是世界平均密度的3倍。同时，中国人口密度相差悬殊，沪、京、津每平方公里分别高达2032人、842人、840人，江苏高达697人，最少的西藏自治区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人口密度地区分布极不平衡，有它一定的地域规律性。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总特点是：东部多，西部少；平原、盆地多，山地、高原少；农业地区多，林牧业地区少；温湿地区多，干寒地区少；开发早的地区多，开发迟的地区少；沿江、海、交通线的地区多，交通不便的地区少。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且成老龄化趋势。面对复杂的人口问题，要实现循环经济，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特征，选择相应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便更好地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