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决定论者的乌托邦

20世纪60年代末，“阿帕网”（ARPANET）在美国诞生并得以迅速发展，网络技术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普及。1994年4月20日，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相连的64k网络信道开通，真正的TCP/IP连接实现了。两年后，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等我国主流媒体开始探索网络平台的新闻报道方式，新浪、搜狐、腾讯等一批商业机构开始涉足网络新闻发布业务。中国在历经以新浪、搜狐为代表的门户网站发展时期，天涯、猫扑等网络论坛快速发展时期，Web2.0时代社会化媒体服务（Social Network Service，SNS）兴起时期等几个阶段后，逐步进入“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

当下，NICT（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信息与传播新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传播能力，“数字化”“大数据”“互联网＋”等词汇成为流行概念，网络将信息随时随地发散至各处，使其以节点的方式建构新型网状结构。作为传播者，同时也作为接受者的我们都成为网络社会中的一个节点，担负着信息“把关”的责任。信息获取权利范围的扩大与对新兴媒体的依赖催化了人们的浪漫想象，因此，我们对网络媒体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良性互动充满期待。

自仓颉造字开始，人们对每次媒介技术的跃进式发展、每次符号的推陈出新都表现出敬畏之意。当下，社会文化对信息速度的追求、对影像神话的顶礼膜拜、对虚拟世界的好奇都催生了以技术决定论为本质的乌托邦。人们对传播媒介的技术进步高度认同，并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信任，最终形成对媒介的依赖。（樊葵，2008：15　-　30）

在笔者基于此研究进行的访谈中，曾任职于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报社的著名记者皮埃尔·哈里基（Pierre Haski）认为当下互联网的潜力仅被开发了百分之五。即使在创立新闻网站的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和挑战，他依然认为互联网对新闻报道品质的提高、公共舆论空间的形成及法国民主社会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技术的拥护者正在鼓吹：网络媒体对构建民主社会和公共舆论空间的作用不可小觑。例如，非专业新闻记者的信息发布（公民新闻）出现，信息获取与传播的开放性增强，社交媒体在群体事件中的作用愈发积极等，都在佐证新兴媒体技术对社会进步作出了极大贡献。为读者提供的“定制新闻”服务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批量生产新闻的模式，这促进了信息的多元化发展和有效传播。正如我们对数字化的崇拜：信息时代网络技术提升所带来的传播力量将使人们经历划时代的转变，此种转变超越了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与权力（政治的终结）。（莫斯可，2010：2）

如果理性地看待媒介技术发展与当下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兴媒体可能沦为社会冲突、文化冲突的助推器，可能成为被滥用的政治舆论武器，谣言、文字暴力也不时地在新兴媒体平台上出现。各种廉价、低质信息的混杂与充斥压缩了品质新闻的制作时间和报道空间，催促记者拼抢独家新闻而放弃调查式新闻报道，从严肃新闻涉及的重要领域转向私人领域的娱乐化信息。

作为互联网络的技术延伸，智能手机已开始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提供各种便捷，甚至使我们生活在媒介情境中。迅速、多渠道地获取新闻信息是移动数字终端等新兴媒体提供的首要功能。2015年8月13日清晨，手机应用中的社交软件“微信”（WeChat）成了“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相关信息的传播平台，市民拍摄的事件视频、图片充斥着其信息分享板块—朋友圈（Moments），各种谣言、纷争不断。后来，公众纷纷向传统媒体寻求答案，然而收获有限。与此同时，手机新闻集合软件正在更新推送内容，但内容都是与“天津滨海新区爆炸”无关的各类娱乐报道。究其原因，是我偶然的一次阅读记录被计算机截获，计算机用算法判定我热爱八卦新闻。公众因无法获得官方解释、专业报道、高品质新闻报道而愈加焦虑，这迫使我们去反思新兴媒体技术与新闻信息之间的关系，我们获得的新闻信息的品质提高了吗？这些新闻信息的内容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吗？这些信息促进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了解与参与吗？显然，与我们对媒介技术的崇拜相比，问题的答案似乎不尽如人意。

面对媒介技术带来的挑战，一些传统新闻网站和新闻从业者试图探寻新闻报道的其他可能形式。由此，新闻业界也展开了“手机为先”“内容为王”“融合渠道”等理念冲突与新闻消费市场的多方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