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技术决定政治成败”

美国物理学会院士巴拉巴西在《爆发》一书中指出，“虽然万事皆显出自发偶然之态，但实际上它远比你想象中容易预测，在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科学以及技术的合力，会使人类变得比预期中容易预测得多。”

国家治理，是指国家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公共事务的行为。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指参与这些公共事务处理的各方面主体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手段而形成的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必定存在差异。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任何国家发展到可以有一个复杂文官系统管理以后，没有不依照数据来治国的，诸如人口、资源、土地、财产种种的统计数字。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战国时代形成列国的国家体制以后，没有一个朝代不具有一定的数据库，只是以今天的标准来讲，粗糙和细密之间，古今有很多的差别而已。

没有数据就没有决策。比如，人口数据与经济密切相关，俄罗斯生育率在1966年低于更替的水平，但是，在那个年代官僚体制和人们对数字的淡漠，这种危机被复杂的数字游戏所掩盖。长期的低生育率恶化了苏联社会经济问题，等到1990年危机全面爆发后，势头已无法扭转。我国1971—1979年人口生育率从5.81直线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的2.75，但是，1980年《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若生育率不变，我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50亿。之后，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开始实施。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2，后来又以漏报为由调高到1.8，一直到2010年前我国都是以这个数据作为决策依据的。

美国政治活动家莫顿·布莱克韦尔曾经说过：“政治技术决定政治成败。”当一个物理世界、网络世界、数据世界并行的多维世界出现之时，一切基于传统不对称之物理世界的所有商业模式、产业模式、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管理模式、决策模式都将发生颠覆性变革。

在互联网时代，数据正在颠覆传统的、线性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决策模式，逐步向非线性的、去中心化的、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转型。因而大数据决策模式必然遵循“万事万物皆量化”的思维理念，按照“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逻辑和流程进行决策。只有如此，领导者才能更加清晰地预测未来和事物发展方向，更加准确地洞悉事物发展态势，从而提高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这就是数据治国，即凭借对数据的有效收集、处理和分析来治理国家，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也就是说用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的科学方法来治理国家。此外，数据表示的是过去，但关注、表达的却是未来。数据之中蕴藏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数据治国”的提法，也暗含着“人类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之意。

大数据时代，数据治国更关注的是动态的数据、系统化的数据和以不间断“流”的形式存在的、成片的、活的数据，它们应该成为公共决策的资源为政府和社会所广泛使用。归根结底，公共决策最重要的依据将是系统的、成片的、动态的数据流，而不是个人经验或长官意志。因此，系统采集的数据、科学分析的结果对于政府决策至关重要。

一位印裔美籍统计学家曾经说过：“所有的科学，在抽象的意义上，都是数学；所有的判断，在理性的基础上，都是统计学。”

历史上美国的多数总统都是重视数据分析的。也可能是政治利益，使他们成为优秀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因为，政治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利益计算的过程。曾经发表过数学论文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认为，数据就是社会规律的载体，统计就是发现这种规律的手段，因此，“对一个现代政治家来说，统计科学必不可少”。他在国会辩论中主张：也许我们不同意“数据在统治这个世界”这种极端的说法，但我们完全同意，数据能够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是如何被统治的。

他的智囊团认为，数据不仅仅代表“真正的事实”、经由统计工作、系统化收集的成片数据，除了代表事实，还蕴藏着事物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一旦掌握，就可以把握社会的脉搏甚至预测未来。因此，数据背后有真相、有规律、有真理。人类使用数据，不应该仅局限于用数据说话、用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是要通过数据获得启示，发现新的知识和规律。

美国是从思维、组织和技术三个方面的数据文化实现“大数据”的崛起的。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枢纽。传统的物理世界中，国家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果物理世界的人、事、物所产生的数据信息被搜集起来，人类就可以清晰地认识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物理世界，国家治理能力也就必然在“清晰的数据世界”中得到提升。要治理好社会，就要用好数据，只有如此，才能把政府大数据转化成社会财富。

树立大数据思维，积极主动融入大数据时代，应深刻认识大数据的战略资源地位，顺应大数据发展潮流。这就需要我们转变传统的经验思维和习惯思维，开放数据、共享数据、开发数据，构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机制，积极运用大数据进行形势分析、问题研判、精细管理、服务创新。

1993年，克林顿任命珍妮特·雷诺担任司法部长。雷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司法部长，在她的任期内，她大力推行“数据驱动”的管理方法，并不断强调：“数据和信息是执法工作当中制定战略和决策的基础。”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发展历史上，业务数据的收集，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就是“最小数据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小数据集”在美国已经演变成一个一般性的概念，它指代国家的管理层面针对某个业务领域强制收集的数据指标。有的“最小数据集”甚至被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一般来说，业务数据都由下级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通过“数据接口”上报给联邦政府。美国正是在建设政府大数据、实现政务数据资源共享方面是探索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技术路径，它不仅能够帮助决策者全面了解、准确掌握所需信息，研判发展趋势，提高决策效率和质量，而且还能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水平，给国家治理带来路径突破和机制创新。

政治上靠谋算，经济上靠算计，技术上靠计算。这就是数据的作用。治理能力的提升就是力图使每一个管理环节数据化。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的赫伯特·西蒙曾经说过的那样：“信息越丰富，就会导致注意力越匮乏……信息并不匮乏，匮乏的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

在大数据时代，决策依据数据，而我们行政部门“信息并不匮乏，匮乏的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