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学科相关性

二、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学科相关性

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和军事安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属于国家安全。由于当代国家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运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信息和军事有着广泛和深刻的联系，或者说当我们离开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信息的广泛联系就无法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代文化存在和文化发展的特点的时候，文化安全也就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信息等不同学科的安全研究之间存在着力的同构关系，并且正是这种力的同构关系，形成了国家文化安全的不同类型和跨学科特征：文化政治安全、文化经济安全、文化社会安全、文化信息安全和文化环境安全，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不同于其他学科形态的结构性特征。正是这一学科特征规定了关于它的学术研究的难度：是学术研究，也是政治研究；是政策研究，也是战略研究；是国家安全研究，也是国家文化研究，是基于国家安全的文化研究、文化政策研究和文化战略研究。

文化政治安全规定着文化的国家主权和制度保障，有关国家尊严和独立；文化经济安全决定着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涉及文化市场安全问题；文化社会安全反映着文化的凝聚力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价值安全；文化信息安全涉及文化核心技术的掌握和文化内容传播的提供与控制能力；文化环境安全关系到文化生态的优化和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水平。任何关于对象的分类都是相对的，都只是为了研究的需要。因为在实际的国家生活中，国家文化安全的各个方面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它所表现和反映的侧重点不一样。只是存在形态和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形势下所体现的重要性不一样，不能因为有文化交流，要实行拿来主义，就否认文化安全问题的存在；同样也不能因为发展而必须克服的障碍就认为是安全问题。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判断安全的标准。

国家文化安全也还可以有硬安全与软安全、外生安全与内生安全之分。所谓硬安全，就是表现为涉及国家文化主权安全和国家文化经济安全，对国家文化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可以采取制度性措施予以应对；所谓软安全，则主要表现为对一个国家精神世界的渗透，表面上不构成直接的文化威胁，难以采取有形的制度性措施加以抵制。硬安全具有显著性特征，明显的国家文化安全相对容易被识别，也较容易采取应变和预警措施；软安全具有隐蔽性特征，识别和预警的难度大。所谓外生安全，是指来自于外部威胁的文化安全；内生安全则是指一个国家内生的威胁到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安全。一个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爆发，则往往是在内外两种因素和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共振”的结果。

一般来说，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的武力性进攻和防御能力这两个层次的相互影响、互动，以及国家对相互间意图的洞察力，是关于武力性胁迫的关系；文化安全在表面看来似乎与军事安全没有关系，但是任何意义上的无理性胁迫关系的背后，都包括着文化安全的能力，“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是中国古代关于文化与军事关系的经典原理，而且也是不断被现代战争反复证明的公理。美国在深刻反思起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重“硬”轻“软”的教训，高度重视塑造和运用军事软实力。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因其所具有的强大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成为美军塑造和运用其软实力的重要工具。一方面，美军借助大众传媒，大力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另一方面，美军积极发掘媒体优势，通过舆论宣传渠道增强其软实力的进攻性。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强调：“媒体的大量报道能迅速地改变公众和政界的舆论导向，并给战略决策带来重大影响。”为此，美军自上而下地建立完善的新闻媒体机构，通过这些机构牢牢掌握新闻舆论。伊拉克战争前，美军广播电台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在5个波段用阿拉伯语进行广播，并通过向伊军高级军官发送电子邮件和打电话的方式进行策反；战争中，美军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主动将经过筛选的信息提供给媒体，从而主导传媒的报道。总之，美国在对伊拉克战争中对于以现代媒体为主要手段的文化能力和心理战的运用，以及在最后决定战争胜负中所起的作用，又一次彰显了文化安全与军事安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化安全能力的强弱在国家军事行为过程中可以加强国家军事能力的实现。文化安全与军事安全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安全的相互依赖需求。不仅如此，军事领域的进攻与防御和文化领域里的扩张与抵御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点，区别则在于所作用的领域不同和形式上的差异。结果有时也并不完全以力量的对比来决定胜负。

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关系，对外是就国家主权意义而言，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等，这是国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内是指文化在国家稳定、民族认同中所起的凝聚力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国家文化安全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特殊作用在于：文化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强盛、安全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由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整体安全度，由此而赢得的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由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常常是同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的，不仅不同的执政理念会导致和造成不同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相同的理念也会导致和造成不同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从文化经典中获得治国的理念和经验，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也就成为许多卓越的政治家在维护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中的重要选择之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查尔斯·希尔在《文学经典与治国理念》一文中，历数了从亚历山大大帝带着《伊利亚特》东征到毛泽东读《红楼梦》这些历史事实后，他发现：“为什么文学洞见对治国艺术至关重要，是因为这两件大事都涉及到一些单靠理性思维解决不了的最大课题。诸如一个人怎样使自己与一个国家产生归属认同；政治活动家之间的或者政府与它的人民之间的信任的本质含义；以及一个国家怎样致力于一种更加人性化的智力路径，凡此种种问题，倘若不对这些问题所承载的‘难以把握的情感和道德厚重’有所把握，是不可能理解的。纯靠理性和技术，很可能使人误入歧途。”因此，在回答“国家的绝对统治者、将军们和战略家们在他们身边的书架或旅次的书袋中，想要寻找的是什么”这一疑问时，查尔斯·希尔的研究发现，“在几乎所有经典名著中，都可以找到令人叹为观止、深藏其中的治国艺术原则。文学作品揭示出治国理政艺术的许多错综复杂方式，而掌权人正是借此来行善或作恶。”为此，他特别地指出，“乔治·W.布什假如读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就可能获益非浅”，因为该书展示的正是许多的分离因素，以及在一场战争中，是怎样能够成就和惩戒政治家们的。由于文学作品“致力于向有心的读者传递的是，国家内部事物和国家之间事物那些萌动鲜活的层面”，“可用精致的情节演示出宏大的主题，使它几近于‘世界原来如此这般’的现实。战略家所必须具备的，正是文学的这种虚构的层面。战略家无论是否准备充分，但在必须做出决断的情境中，倾其所能，都不可能知悉所有事实、所有考虑、所有潜在的后果。而文学正是应宏大战略领域的诉求而生，它超越理性的算计，以想象得其事功”^[1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进而文化具有建构国家安全与否的功能，因此，文化进而国家文化安全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来说，就具有国家安全的意义。而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之所以获得不朽的地位，其价值也正在于此。

然而，正如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常常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一样，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并不都是由外部文化力量的威胁造成的，而是由自己的文化战略的重大位移造成的，并且由这种位移导致了文化危机的发生，有的是由国内政治危机所造成的，有的则是由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大失误而造成的，还有的直接就是由于文化政策本身的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因此，国家文化安全还包括非主权内容的意义项，如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生态质量、文化资源保护、文化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能力以及文化市场的占有率等等，也都会产生文化安全问题，影响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意义系统，主权与非主权相互交叉，并且由此而构成了意义结构。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是国家文化主权和国家文化生态平衡，这是规定一个国家合法性与合理化存在的全部文化基础和依据，这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危机，都会构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由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安全主题，造成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原因和构成一个时期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发展中不断演化的，因此，国家文化安全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内容世界。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必然要涉及在这一语境下的中国国家政治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这两个范畴。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思考中，有的只把它看作是政治安全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19]有的是用它来说明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20]文化，尤其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国家文化安全当然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甚至和军事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当我们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的一种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时，是把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一种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对象来研究的，也就是说，是从人们的社会存在与发展是否受到威胁的意义上来看的。它既涉及人的文化的物质存在，如历史文化遗存包括文物和居住环境的历史性；同时也涉及人的文化的非物质存在，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界定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存在。因为，这些直接规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存在的全部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一旦这种依据丧失了，它独立地享有主权地位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经济政策、经济结构，从而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实力，亦即经济安全；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又进一步决定社会和军事发展水平，亦即社会、军事安全。反过来，经济、社会和军事的发展水平又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保障基础，提高了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的层次。因此，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与政治、经济安全相关，也与社会发展相关。既涉及国家文化主权，也涉及国家内部自身的问题；既涉及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涉及制度和器物层面上的文化；既涉及有形的也涉及无形的；既和现在的经济制度、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又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选择模式与态度相联系，因而是一个有着特定对象的意义范畴和对象系统。所以，在构成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系统以及我们的讨论范围中，就必然要包括国家文化政治安全、国家文化经济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等这样宏观层面上的对象领域，同时还包括文化生态安全、文化遗产资源安全、文化市场安全、文化技术安全等，由此而形成一个以国家文化主权安全和国家文化生态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