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的新挑战

一、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的新挑战

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国家文化安全而言的一种文化安全情势。传统国家文化安全主要是指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文化安全。虽然，这一国家文化安全形态依然存在着，并且依然是威胁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安全问题之一，但是，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网络文化安全正在成为威胁国家文化安全最主要的形态。2011年初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1年夏季发生在英国伦敦的“骚乱”——“伦敦之夏”成为最典型的案件。人们发明互联网的初衷是为了方便人类社会的交流、加快国际社会文明成果的传播和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从而形成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的第四种文化——“网络文化”或“互联网文化”。人类发明互联网与发明原子弹有着根本目的不同的本质区别。然而，当魔鬼和天使同时存在的时候，魔鬼的作用被发现了。于是，互联网成为颠覆国家、制造社会骚乱的工具。这被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为“互联网自由”。但是，当这一“自由”在英国伦敦的骚乱中发挥组织骚乱和推波助澜，严重危害英国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英国首相卡梅伦要关闭骚乱地区互联网的时候，希拉里·克林顿并没有例行公事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说。自由在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不同内涵，规定了衡量它的标准：双重性乃至多重性。在这里，所谓网络舆情危机成为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形态。如果说意识形态安全是传统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形式的话，那么，网络文化安全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与意识形态安全无关。这是因为，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伦敦之夏”，都不是要用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与冷战时期的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冷战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学者福山发表了他的“历史的终结”。利用和运用脸谱、推特这些社交网站推动了“伦敦之夏”是英国和美国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这是因为，它超出了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之外，属于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

网络舆情危机是一种完全由网络形态所构成的文化安全形态。它是传统文化安全的一种延伸和转移形态，具有比传统的文化安全形态更大的危害性，它所构成和形成的文化安全对社会安全的破坏力比传统的文化安全危机对社会的破坏力更大、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动员力更强，内容更广泛，因此，是当前和今后最为严峻的国家文化安全挑战。网民构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年轻化、高学历化，政治参与兴趣高，维权意愿强，立场易于激化，容易造成舆情危机事件，也是构成当前非传统文化安全危机最主要的来源。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安全威胁来源的多向性和安全防范手段的综合性，是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特征。一些社会舆论焦点已经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上。互联网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可能比我们估计的还要高。有些信息内容，传统的媒体没有刊登的网上却很可能传播很广。而且，网民数量众多、层次不同，也容易成为新闻源头。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舆论管理，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应当积极开展公民的表达自由问题研究，新闻媒体改革研究，探索建构我国新的新闻事业发展政策与格局，通过更多的诉求表达渠道，消化网络舆情危机压力所可能造成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

网络淫秽色情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是构成非传统文化安全最主要的来源和形态，也是现阶段最严重的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之一。手机色情网站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精神心理健康，已经触及了公民伦理安全的道德底线，引起社会公愤和造成社会混乱。它和传统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最大区别，就是以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娱乐化形态，来颠覆一个国家和民族传统的价值观系统及其生活方式，而不直接通过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对抗来构造国家文化安全态势与格局。借助于和通过网络传输渠道和传输方式，以信息的无障碍自由传播为合理性实现对别国互联网管理制度和审查制度的合法性结构，形成了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最主要的挑战。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合法有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维护网络安全的关键环节。

依法管理互联网是国际通行做法。网络自由的边界是法律，网络空间的任何活动都要受制于法律。美国1996年颁布的《通讯新闻准则法案》规定，任何人故意向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散布淫秽信息，将获刑两年；美国的《爱国者法》明确规定，为了反恐需要，警方有权查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和其他种类的记录；可以监视公民网上交流；情报机构可以利用技术手段监控、跟踪乃至删改互联网上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信息。根据意大利的相关法律，网站严禁发布具有种族歧视性、危害公共安全、进行人身攻击、侵害个人隐私等内容的言论。应该让互联网成为理性而负责任的言论表达平台。“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西方怀抱从互联网进入该国开始。”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美籍专家香农·凯尔说，这样的口号美国学者十几年前就已提出，对美国而言，网络干政与“和平演变”一样，都是颠覆他国政权的非暴力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网络渗透通常是“里应外合”的，首先是在这些国家培植、拉拢中产阶级，然后借推动网络自由向该国政府施压，未来这样的网络交手很可能成为常态。^[1]

2010年谷歌突然就网络审查问题向中国政府发难，宣称网络自由，清楚地表明了谷歌并不只是个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它还是一个服务于美国政府、特别是服务于美国安全部门、负有特殊使命的文化专门性机构。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的同时，还想最大限度地改换你的脑筋，使得你永远地成为它的经济和文化奴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和帝国对于财富的掠夺和垄断的本质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它的手段。当善良的人们不再以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处理国与国的关系的时候，那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基本战略和基本意识形态，而仍然以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界定国家利益和战略区别。

日本著名文化学家岸根卓郎在《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中说：“放弃母语，就是通向亡国（毁灭文明）的途径。”文化认同体现在母语认同上。民族语言一旦消失，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反之，“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借语言教师汉密尔说的这句话，道出了母语在民族和国家定位于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涉及我们今天对网络语言的态度与政策问题。以巨大的经济收益，实现文化及其价值观传播的最大化。这是一切文化经济组织与文化经济行为的追求。无论是好莱坞，还是谷歌，无不是以其庞大的经济力量和经济行为为前导而实现其表达和推行美国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的目的的。

2009年3月17日至18日，美国国防部秘密在位于马里兰州劳累尔市战争分析室举行经济战电脑模拟。这是五角大楼首度推演经济战。参与人员均为对冲基金经理、经济学教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等。模拟的是一场“可能改变世界主要经济体间权力平衡的‘经济世界大战’”。虽然这场“虚拟经济战”仍然使得遭受重创的美国保住第一，然而，问题的性质正如参与人员、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保罗·布拉肯所指出的那样，这场推演“反映出国际冲突性质正在变化”。布拉肯说，这场推演反映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美国需要整合可以用于经济战或金融战的资源与手段，寻求在经济制裁与经济战之间的相互协调，以更好地实施美国的国家战略。^[2]虽然，这仅仅是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可能引发的经济战而模拟的一次旨在测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性程度的经济战推演，但是，它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却远远地超出了经济领域和经济空间。就文化领域来说，未来世界的文化战也许既不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战，也不是亨廷顿所预言的那种“文明的冲突”，而是发生在世界文化经济体之间的文化经济战。这就提出了一个国家文化安全全新的战略命题：如何面对和建构在一场可能改变世界文化战略力量间权力平衡的“文化世界大战”所需要的战略资源和手段，以确保不被摧毁。在这样一场全新的文化战争中，通过制度攻击、跨媒体衍生攻击、网络攻击、生态攻击等来制造文化市场危机和文化恐怖，摧毁国家文化体将成为新文化战的最主要的方式。而新的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就在这当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