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与全球文化安全治理

二、国家文化安全与全球文化安全治理

人类社会的一切治理究其终极意义而言都是文化治理，都是一个用什么样的价值观、理论和政策规范、指导治理的问题。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再小到一个家庭的治理，即所谓家政。因此，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不仅涉及文化传统和文化存在问题，而且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存在一旦受到威胁，就将直接地涉及文化治理能否实现，人们属文化的价值存在和它的物化形态——生活方式的存在是否安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国家制度条件下，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文化治理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高关联性：一个文化尚处在不安全状态下的国家很难有关于国家文化治理的“善治”。

全球经济治理正在取得共识。安全治理也已成为共识。在这两个共识的基础上，能否实现全球文化安全治理，这对国家文化安全研究而言具有挑战性。英格尔哈特教授通过对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研究，^[12]已经证明文化和价值观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离开文化对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影响和作用，一般地谈论经济和政治的变迁是没有意义的。并且他是把这个问题同经济安全繁荣结合在一起谈的。这就为在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之间建立起一条治理通道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还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都可以得到治理。通过全球文化安全治理，消除在经济发展中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领域一系列的价值观分歧与冲突，着眼于人类文明安全的整体性，把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关注同人类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全球文化安全治理机制，共同治理诸如网络安全、盗版、儿童色情等全球性文化安全问题，为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共同安全的文化环境。